在非洲过中秋，我给黑人员工一人发一桶油，结果他们把我整哭了。

早上六点四十，卢萨卡的天刚亮透，红土院子里的灰尘还没被太阳晒起来。我站在皮卡旁边，车斗里码着二十桶食用油，每桶五升，金黄色的标签在晨光里反着光。姆旺加从仓库那边走过来，裤缝上沾着昨天下雨溅的泥点，右手拇指一直在摩挲那条裤缝，像在搓一根看不见的线。

“老板，早上好。”他站定，眼睛没看油，看我。

“中秋福利，每人一桶。”我拍了拍最外面那桶油，塑料桶发出闷响，“中国节日，大家辛苦。”

姆旺加没动。后面几个来上工的黑人员工也停下来，有人把扛在肩上的麻袋放下来，麻袋口没扎紧，几颗玉米粒滚到红土里。

“老板，这个油，我们不要。”姆旺加说。

我笑了一下，以为他开玩笑。“不要？油都不要？你们家里不用油？”

“用。”他抬起眼，眼白里泛着黄，“但我们要现金。”

院子里的空气像被人按住了。我听见远处食堂那边娜奥米在洗锅，铁刷子刮锅底的声音停了一拍，又继续刮。

“现金？”我把手从油桶上收回来，“这是福利，不是工资。工资月底发。”

“老板，一桶油在这里卖多少钱，你知道，我们也知道。”姆旺加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用石头在铁皮上划，“你买成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但我们需要钱，不需要油。”

后面有个年轻员工叫奇邦巴，笑了一声，被姆旺加回头看了一眼，笑声咽回去，变成咳嗽。

“按规矩来。”我说，指甲刮了刮皮卡车厢边缘翘起的漆皮，“我说发油就发油。你们拿回去，炒菜，炸鸡，随你们。”

“老板——”姆旺加往前走了半步，鞋底踩碎了一颗玉米粒，发出很轻的“咔”，“这不是钱的事。”

“那是什么事？”

“是我们要活着的事。”他说完这句，转身对后面的人挥了一下手，“上工。”

人群散了。油桶还码在皮卡上，金灿灿的，像二十个沉默的证人。我站在原地，太阳开始咬后颈。食堂那边娜奥米端着一盆洗好的锅走出来，水滴滴答答落在红土上，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皮卡上的油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我回到办公室，铁皮屋顶被太阳晒得开始发烫，吊扇转起来，把热风搅成漩涡。桌上放着昨天老周从国内发来的微信语音，我没点开。老周是我合伙人，三年前我们一起从国内凑钱来卢萨卡开这个五金加工厂，他管国内采购，我管这边生产。去年他说要撤，我没让，他退了一半股份，人还在国内，心已经撤了。

我拿起手机，点开语音。老周的声音带着国内深夜的疲惫：“陈默，中秋你那边怎么搞？我这边听说赞比亚最近汇率又跌了，你发东西不如发钱，别整那些虚的。”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发钱？二十个人，每人折合人民币一百五，三千块。不是拿不出来，但我不愿意。发油是心意，发钱是交易。我在国内工厂干了十五年，从学徒干到车间主任，逢年过节厂里发米发油发月饼，大家提着东西回家，老婆孩子高兴，那叫过节。发钱？钱到手就散了，买酒买烟，月底还是穷。我不信这个邪。

中午我去食堂，娜奥米在分西玛，白玉米粉煮成的团子，每人一勺，配着煮豆子。她给我盛了一碗，放在桌上，手指在碗沿上停了一下。

“老板，油的事……”

“油怎么了？”

“姆旺加说得对。”她没看我，用围裙擦手，围裙上印着“华兴五金”四个红字，洗得发白，“我女儿下个月学费，要现钱。油不能交学费。”

我拿勺子的手停住。“你女儿不是才上二年级？”

“三年级了。”她终于看我，眼角有很深的纹，其实她才三十出头，“学校说再不交，就让她回来。油我领了，也得拿去卖，卖给谁？村里人都没钱，最后只能卖给印度人开的店，他们压价，一桶给不了几个钱。”

“那也不能什么都折现。”我把勺子插进西玛里，黏稠的玉米团子裹住铁勺，“这个月折油，下个月折米，再下个月是不是要折房子？”

娜奥米没再说话，转身去洗锅。铁刷子刮锅底的声音又响起来，一下，一下，像在刮我的耳膜。我嚼着西玛，尝到一股淡淡的酸味，是当地玉米粉放久了都有的味道。我咽下去，胃里沉甸甸的。

下午两点，仓库里热得像蒸笼。我让姆旺加把油从皮卡上搬进来，码在靠墙的铁架旁边。他搬的时候没说话，一桶一桶摞好，码到第四桶的时候，他停下来，右手按在桶盖上，拇指在盖子的螺纹上转了一圈。

“老板，你在中国过中秋，也发油？”

“发。”我靠在门框上，“米、油、月饼，有时候还有水果。”

“你们中国工人，喜欢油？”

“喜欢。”

“因为他们家里有冰箱，有厨房，有地方放。”他转过身，后背的汗把工装浸透，贴在脊梁上，“我们这里，很多人家里连像样的柜子都没有。油放在床底下，老鼠咬，太阳晒，一个月就哈喇了。哈喇了也得吃，吃了拉肚子。”

我没接话。铁皮仓库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油桶的影子被门口的光拉得很长。

“老板，你刚来的时候，跟我说，你在国内也是工人。”姆旺加用脚碰了碰最下面那桶油，“工人不骗工人。”

“我没骗你。”

“你骗你自己。”他说完，走出仓库，肩膀擦过门框，铁皮门晃了一下，发出“哐”的一声。

我站在仓库里，闻着新塑料桶的味道，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油香。我蹲下去，想检查桶盖有没有拧紧，蹲得太急，膝盖发软，身体往前倾，手撑在油桶上才没摔倒。平衡感回来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三年前在国内，工厂倒闭那天，我最后一个离开车间，地上全是碎布和线头，我在门口摔了一跤，没人看见。

中秋前一天，发油日。早上七点，我把油从仓库搬到院子里的长桌上，每桶油上面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名字。姆旺加、娜奥米、奇邦巴……一共二十个名字。我数了三遍，确保一桶不少。

七点半，来了九个人。他们排着队，签字，领油，有人把油扛在肩上，有人抱在怀里，脸上没什么表情。奇邦巴领完油，走到门口又折回来，把油放在桌上。

“老板，我能不能换成钱？一半也行。”

“不能。”

“那我不要了。”他把油推过来，桶底在桌面上刮出一道白痕。

“你上个月迟到三次，我扣你钱了？”我盯着他。

“没有。”

“那这个月你旷工两天，我扣你钱了？”

“没有。”

“那你要什么？”

“我要钱。”他声音大起来，脖子上的筋鼓出来，“我弟弟在铜带省，被矿上欠了四个月工资，昨天打电话说没钱买玉米粉。我领一桶油，能给他寄过去？寄过去邮费比油还贵！”

姆旺加从外面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他把纸拍在桌上，纸上是手写的字，歪歪扭扭，但每个字都用力很深，笔尖快把纸划破了。

“老板，这是请假条。今天下午，十一个人请假。”

我拿起纸，上面写着名字和理由：家里有事、身体不适、去城里换钱。最后一条是姆旺加自己的，理由写着“送妻子去诊所”。

“你妻子怎么了？”

“老毛病。”他把纸往我这边推了推，“老板，你批不批？”

“不批。”我把纸推回去，“今天发油，明天中秋，后天发工资。今天下午请假，扣当天工资。”

“扣吧。”姆旺加把纸折起来，塞进裤兜，转身往外走。走到院子中间，他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老板，你发油，我们领了。但你不能让我们笑着领。”

下午，院子里空了。长桌上还剩十一桶油，纸条被风吹掉了几张，在地上打转。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吊扇转不动热风，汗从下巴滴到桌面上。我拿起手机，给国内的女儿打视频。她今年十二岁，跟着她妈在成都。视频响了很久才接，她在写作业，镜头对着天花板。

“爸，中秋快乐。”

“快乐。”我看着她那边的天花板，白得刺眼，“吃月饼了吗？”

“吃了，豆沙的。妈买的。”

“你妈呢？”

“加班。”她把镜头转过来，脸瘦了，下巴尖了，“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年底。”

“去年你也说年底。”

我没接话。视频里传来她妈在远处喊她名字的声音，她应了一声，匆匆挂了。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晒得黑红，眼袋鼓着，像两个小油桶。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半夜起来，走到院子里，月亮很圆，低低地挂在仓库屋顶上。非洲的月亮和国内没什么两样，只是看起来更大，更近，像一伸手就能够到。我站在油桶旁边，桶里的油在月光下泛着暗金色。我拧开一桶的盖子，用手指蘸了一点，放进嘴里。生油的味道，滑腻，带着一股青涩的腥。我吐出来，在衣服上蹭了蹭。

发薪日。早上六点，我还没到办公室，远远就看见院子里站满了人。二十个员工，一个不少，全到了。他们没去车间，没换工装，就站在长桌旁边，油桶还码在桌上，一桶没动。

姆旺加站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信封上盖着某个诊所的章。他看见我，把信封举起来。

“老板，我妻子昨天在诊所，医生说要手术。这是账单。”

我接过来，上面全是英文，数字后面跟着一长串零。我换算了一下，大概是我三个月的利润。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要现金，不要油。”他声音很平，但拿信封的手在抖，“我要钱给她治病。”

“这个月工资后天发。”

“后天不够。”他把信封收回去，折好，放进贴身的衬衣口袋，“工资是工资，油是油。老板，你发油，我领了，但我不能拿它去交手术费。医院不收油。”

娜奥米从人群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张纸。她把纸展开，是一张学费通知单，上面用红笔画了线。

“老板，我女儿的老师说，今天最后一天。再不去交，明天就不用去了。”

“我上个月刚给你预支过工资。”

“预支的还了房租。”她声音开始抖，像铁皮在风里，“我男人去年跑了，两个女儿，一个三年级，一个一年级。老板，你说发油是心意，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的心意是让我女儿上学。”

奇邦巴在后面喊了一声：“老板，油你拿回去吧！我们要钱！”

人群跟着喊起来，声音不大，但齐。二十个人，站在红土院子里，太阳从他们背后升起来，影子拉得很长。我站在办公室门口的台阶上，比他们高一级，却觉得脚底发虚。

“安静！”我喊了一声，声音劈了，“你们想干什么？罢工？”

“我们不想罢工。”姆旺加往前走了一步，站在台阶下面，仰着头看我，“老板，我们只想你听我们说。你在国内是工人，你告诉我，如果你的老板发你一桶油，你老婆在医院等钱，你怎么办？”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太阳晒得我后颈发烫，汗从额头流进眼睛，涩得我眯起眼。

“你说啊。”姆旺加又往前走了一步，他的鞋尖几乎碰到台阶，“你告诉我，工人不骗工人。”

“那不一样。”我终于说出话，声音干得像玉米粉，“国内……”

“国内怎么了？”姆旺加打断我，“国内你老婆生病，老板发你油，你高兴？”

我看着他。他脸上全是汗，颧骨上的皮晒得发亮，嘴唇干裂，右手的拇指还在摩挲裤缝，但这次摩挲的是衬衣口袋的位置，那里装着诊所账单。

“油我不要了。”我说。

人群静下来。

“油我收回。”我走下台阶，站在姆旺加面前，他比我矮半个头，但我需要仰头才能看他的眼睛，“按市场价折现，今天下午发。工资照发。”

娜奥米手里的学费通知单掉在地上，她没去捡，用手捂住嘴，肩膀塌下去。

“但是——”我提高声音，“这个钱不是白给的。从下个月开始，福利改成补贴，每人每月固定现金，随工资发。中秋、圣诞、元旦，都一样。你们自己决定怎么花。”

姆旺加看着我，拇指停在口袋上。他身后有人开始小声说话，奇邦巴问旁边的人：“真的？”

“真的。”我说，“但有一条，谁再无故旷工，补贴扣一半。我说到做到。”

姆旺加沉默了很久。太阳升到头顶，他的影子缩到脚底。最后他伸出手，不是握手的姿势，是把那封诊所账单递给我。

“老板，这个，你拿着。”

“为什么？”

“上面有诊所地址。”他说，“你如果愿意，下午跟我一起去。你亲眼看看，钱交到谁手里。”

我接过账单，纸被他的汗浸得发软。我点点头。

下午三点，我和姆旺加去了那家诊所。在卢萨卡老城区，一栋铁皮顶的水泥房子，走廊里坐满了人。他妻子躺在最里面那张床上，瘦得颧骨顶起一层皮，看见我，想坐起来，被姆旺加按住了。我把钱交给收费处，拿回一张收据。姆旺加把收据折好，放进衬衣口袋，和那张账单放在一起。

“老板。”他站在诊所门口，太阳斜着照过来，把我们的影子拉在一起，“你发油那天，我说你不是坏人。”

“嗯。”

“我现在还说，你不是坏人。”他顿了顿，“但你是个笨人。”

“我知道。”

他笑了一下，嘴角裂开，露出白牙。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笑。

中秋当天，工厂放假。早上我起来，院子空荡荡的，油桶还码在长桌上，但纸条全被撕了，只剩胶水印。我一个人把油搬回仓库，搬最后一桶的时候，腰闪了一下，我扶着货架站了很久，货架上的铁皮割破手指，血珠冒出来，我没擦。

中午我煮了一包从国内带来的挂面，没有青菜，放了两根火腿肠。面煮好，我坐在办公室门口的台阶上吃，筷子挑起来，面汤滴在红土里。远处有当地人放音乐，鼓点很密，和中秋没关系。

下午我给老周发消息：油收回了，改成补贴。他回了一个“好”，没再说别的。

傍晚，太阳落下去，天边烧成橘红色。我坐在院子里，看着月亮从仓库屋顶升起来。圆，大，白得发冷。我从屋里拿出一瓶国内带来的白酒，对着月亮喝了一口。酒很辣，从喉咙烧到胃。

然后我听见脚步声。

从院门外，一个接一个，走进来。姆旺加走在最前面，手里端着一口锅，锅盖盖着，热气从缝里冒出来。娜奥米端着一盆西玛，奇邦巴抱着一罐炖豆子，后面的人有的端着盘子，有的拎着塑料袋，袋子里是烤玉米和炸鱼。他们没穿工装，穿着平时的衣服，有人穿衬衣，有人穿T恤，娜奥米换了一条花裙子。

“老板。”姆旺加把锅放在长桌上，揭开锅盖，里面是炖鸡，油汪汪的，汤面上浮着一层金黄色的油花，“我们商量了一下，今天是你们的中秋。你一个人，我们过来。”

我站起来，酒瓶还攥在手里。

“鸡是凑钱买的。”娜奥米把西玛放好，从围裙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几块用香蕉叶包着的甜糕，“这个，我用你发的油做的。油我没卖。”

奇邦巴把炖豆子放下，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个用铁丝和油桶铁皮做的小灯笼，里面插着一截蜡烛，蜡烛点着，火苗在风里晃。

“老板，灯笼。”他把灯笼挂在我办公室门口的钉子上，铁皮上的商标还看得见，是那批油的牌子。

我看着他们。二十个人，围在长桌旁边，有的站着，有的蹲着。姆旺加用刀切鸡，第一块递给我，放在我面前的盘子里。鸡肉很烫，油从肉里渗出来，滴在盘子上。

我拿起那块鸡，咬了一口。咸，辣，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是当地调料的味道。我嚼着，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盘子里，和鸡油混在一起。

姆旺加看见我哭，没说话。他拿起自己的盘子，切了一块鸡，放进嘴里，嚼了两下，然后说：“老板，你做的油，挺香。”

我哭得更厉害。二十个人站在月光下，看着我，没人笑，没人说话。娜奥米走过来，把那个香蕉叶包的甜糕放在我手里，糕还是温的，贴在手心。

“吃。”她说，“中秋快乐。”

我咬了一口甜糕。甜，腻，满嘴都是油香和香蕉叶的味道。月亮挂在头顶，铁皮灯笼里的蜡烛被风吹灭了一次，奇邦巴又点着。火光映在油桶上，金黄色的桶身反着光，像二十个沉默的月亮。

那天晚上，他们走的时候，姆旺加最后一个。他站在院门口，回头对我说：“老板，下个月补贴，我要现金。”

“知道。”

“还有。”他拇指摩挲着裤缝，“你如果回国，提前说。我们给你做顿饭。”

我点点头。他转身走进黑暗里，脚步声在红土路上越来越远。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起床。院子里还有昨晚的鸡骨头和玉米棒，铁皮灯笼挂在钉子上，蜡烛烧完了，只剩一截黑芯。我拿起扫帚扫地，扫到长桌旁边，看见桌面上有一道刀痕，是昨晚切鸡留下的。我用手摸了摸，木刺扎进手指，和昨天铁皮割的口子挨在一起。

姆旺加来上工，经过我身边，没说话，把一张纸放在桌上。是新的排班表，下面写了一行字：补贴随工资发，中秋、圣诞、元旦一样。

我签了字。他拿起排班表，往车间走。走了几步，停下来。

“老板。”

“嗯。”

“你昨天哭的时候，像个小孩。”

“滚。”

他笑了一声，走了。我站在院子里，太阳刚升起来，红土被照得发亮。我把扫帚靠在墙上，走回办公室，打开抽屉，拿出那张诊所收据的复印件——昨天我偷偷复印了一份。我把收据夹进账本里，在旁边写了一行字：九月，福利改补贴，每人每月二百克瓦查。

写完，我合上账本。铁皮屋顶上的吊扇还在转，热风搅着油香，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我拿起手机，给女儿发了一条消息：中秋过了，年底回来。

她秒回：真的？

我打了两个字：真的。

发完，我把手机扣在桌上。桌上那瓶白酒还剩半瓶，瓶盖没拧紧，酒味散在空气里。我拧紧瓶盖，放进柜子最里面。然后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姆旺加正在车间门口搬货，看见我，抬了抬下巴。

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阳光晒着我们的背，油桶在仓库里码得整整齐齐，金黄色的标签朝外，像一排沉默的士兵。

“老板。”姆旺加一边搬货一边说，“你那个油，明年还发不发？”

“发。”我说，“但发之前先问你们要什么。”

“问谁？”

“问你。”我看着他，“问娜奥米，问奇邦巴。问所有人。”

他把货放下，直起腰，拇指在裤缝上摩挲了一下。

“那行。”他说，“明年中秋，你问的时候，我要现金。”

“行。”

“但鸡要你买。”

“行。”

他笑了一声，继续搬货。我站在旁边，太阳晒得头皮发麻，但我没走。远处食堂那边，娜奥米在洗锅，铁刷子刮锅底的声音响起来，一下，一下，和着车间里的机器声，和着院子里红土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的声音。

我忽然想起昨晚的甜糕，香蕉叶的味道还留在舌根，甜里带着一点涩。我咽了一口唾沫，那味道还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