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土堆上发现五个神秘刻符，西方学者判断：5250年前古埃及文字

2017年5月，埃及卢克索以南约八十公里的东沙漠边缘，埃尔卡布古城北部一条干涸的沙漠公路旁，一支考古队的测绘人员停下脚步，抬头望向路旁一处倾斜的岩壁。

岩壁表面被日光晒得发白，上面刻着几个巨大的图案，在午后的光影中投下深深的凹槽。

负责测绘的人用标尺靠近，量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数字：整组图像的垂直高度达到二十七英寸，约合六十九厘米。

此前，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的所有早期象形文字，尺寸都在一到两厘米之间。

那些刻在象牙标签、陶罐和印章上的符号，小到需要凑近才能辨认。

而眼前这组刻在露天岩壁上的图案，高度接近一个成年人的手臂，远处便可望见。

《考古》杂志后来将这处发现列入2017年度十大考古发现，栏目标题是“埃及书写的黎明”。

但围绕着这五个符号的讨论，远不止于尺寸本身。

一

发现地点在古埃及城市埃尔卡布以北的一处名为“埃尔豪伊”的沙漠岩画遗址。

埃尔卡布位于尼罗河东岸，距卢克索约八十公里，在古埃及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与行政中心。

早在公元前三千纪，这里就是上埃及的重要聚落，其遗址中保留着从史前时期到希腊罗马时代的连续堆积。

带队的是耶鲁大学埃及学教授约翰·科尔曼·达内尔。

他自1998年起在耶鲁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任教，2005年升任教授，2014年起主持埃尔卡布沙漠调查项目。

该项目由耶鲁大学与布鲁塞尔皇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联合开展，目标是系统测绘埃尔卡布周边东部沙漠中的古代道路、岩画和铭文。

达内尔的妻子科琳·达内尔也是埃及学家，1980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毕业于耶鲁大学，曾任耶鲁大学埃及学副教授，后任教于哈特福德大学和瑙加塔克谷社区学院。

两人是考古学界知名的夫妻搭档，合著过多部关于古埃及的学术著作。

埃尔卡布沙漠调查项目自2014年启动以来，在沙漠中发现了数百处此前未知的岩画和岩石铭文，涵盖从六千年前的墓葬到晚期古代定居点的多个时期。

2017年5月的这次发现，正是在该项目对古代道路沿线遗址进行系统记录的日常工作中出现的。

达内尔后来在向《考古》杂志描述这处铭文时，用的比喻是一个“广告牌”。

他说：“在现代世界，这就像你一直在电脑屏幕上看小号字体，突然看到同样的文字被放大后放在一块广告牌上。”

这个比喻随后被多家媒体报道沿用。

环球网在2017年6月的报道中，将这处发现称为古埃及的“公路广告牌”。

二

铭文的具体内容，按照达内尔团队的释读，从左至右依次为：一根柱子上刻着公牛的头部；两只鹳背对背站立；一只朱鹭位于两只鹳之间；在牛头与鹳之间还有一个符号。

整个图像群的整体高度为六十九厘米，其中单个象形文字的高度约为五十五厘米。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符号数量，不同报道存在细微差异。

部分中文报道将朱鹭与牛头之间的符号单独列为第五个符号，因此出现“五个刻符”的说法。

达内尔在学术场合的描述则以四个主要符号为框架。

但无论四个还是五个，这组图像的尺寸都远超此前已知的所有早期象形文字。

达内尔团队将铭文的年代定在公元前3250年左右，即埃及前王朝时期的“零王朝”阶段。

判断依据来自铭文字形与阿比多斯U-j墓出土材料的对比。

U-j墓是上埃及阿比多斯一处前王朝时期的高级墓葬，年代约在公元前3250年，墓中出土的象牙标签和陶器上刻有已知最早的埃及象形文字。

达内尔指出，埃尔豪伊铭文中符号的刻画方式——牛头、鹳和朱鹭的线条处理——与U-j墓标签上的符号存在“最接近的平行关系”，因此将这处铭文归入同一时期。

在此之前，零王朝时期的象形文字主要见于小型标签和印章，内容多为行政管理记录，尺寸极少超过一英寸。

埃尔豪伊铭文的出现，意味着在零王朝时期，埃及人已经能够——并且选择——在露天的公共空间中以巨大尺寸刻写象形文字。

三

这组图像被达内尔解读为“皇家边界标志”。

《考古》杂志的报道中，达内尔说：“它就像一个路标。

沿着那条路旅行的人会知道，他们正在进入一个受官方权威管辖的区域。”

在另一处表述中，他将铭文的含义概括为“王权对宇宙的控制”。

这一解读的逻辑链条建立在后世埃及文献中的象征体系之上。

达内尔指出，铭文中的符号组合——牛头位于柱上、背对的鹳、居中的朱鹭——与后世埃及文本中用来表达“法老权威等同于宇宙控制”的符号体系相似。

据《圣经考古学评论》的报道，达内尔在邮件中解释：“铭文中的符号似乎将王权（柱子上的牛头）与太阳的力量（背对背的鹳）等同起来。”

铭文所在的位置也支持这一判断。

埃尔豪伊遗址位于一条古代道路旁，这条路连接尼罗河谷与东部沙漠，沿途有多条分支通向不同的方向。

达内尔认为，将这样一组巨型符号刻在道路旁的岩壁上，目的是让经过的行人——无论是商人、士兵还是牧民——清楚地看到并理解：他们正在进入一个由某个政治权威管辖的区域。

四

并非所有人都对这套解读毫无保留。

中文媒体在报道这一发现时，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疑问。

首先是铭文所依附的材料。

澎湃新闻等媒体在报道中将其描述为刻在“悬崖”上，但部分评论者根据公开图片判断，岩壁的质地更接近土堆而非坚硬的岩石。

如果铭文确实刻在质地松软的土堆表面，那么它在五千余年的风沙侵蚀中何以保持清晰，就成为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

中国境内现存的汉代露天石刻，年代不过两千年左右，大多已风化模糊，而年代更早两千余年的古埃及铭文却线条分明，这一对比在中文舆论场中引发了讨论。

其次是年代测定的方法。

对于露天的刻写铭文，碳十四测年等方法无法直接应用，因为铭文本身不含有机物质。

达内尔团队将年代定在公元前3250年，依据的是字形比较——将埃尔豪伊铭文中的符号与U-j墓中已经通过考古地层学和碳十四测年确定年代的符号进行比对。

这种“字形学断代”在埃及学中是一种常规方法，但其精确度取决于比较样本的可靠性。

U-j墓的年代本身也是通过多种方法综合推断的，并非完全无争议。

第三个疑问指向“皇家边界标志”这一解读本身。

古埃及后世文献中确实存在将法老权威与宇宙秩序相联系的概念，但将这种观念上溯到零王朝时期，并将一组岩壁图像直接解读为“边界路标”，其间的推理跨度不可谓不大。

铭文确实被刻在道路旁、尺寸确实巨大、位置确实具有公共可见性——这些是事实。

但这些事实是否足以支撑“皇家界标”的具体功能判断，不同的研究者可能给出不同的权重。

达内尔本人在学术场合的表述比面向公众的报道更为审慎。

2018年他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次讲座中，将这处铭文描述为“对一个早期上埃及统治者权力的不可否认的表达”，并指出其可能属于“蝎子王”——一位约在公元前3250年统治上埃及的前王朝君主，其墓葬在阿比多斯被发现，是U-j墓的可能主人。

但达内尔也承认，铭文中并未出现可以直接识别为某位国王名字的符号。

五

将埃尔豪伊铭文放在更长的历史脉络中看，它的意义不在于“最早的象形文字”——那顶帽子属于更早的U-j墓标签——而在于“最早的大型、高可视象形文字”。

达内尔在《考古》杂志的报道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此前零王朝的文字遗存都是“小尺寸的、主要限于行政事务的”，而埃尔豪伊铭文比它们大了整整一个数量级，并且出现在了公共空间。

这意味着，在埃及文字系统形成的早期阶段，书写者已经具备了根据使用场景调整文字尺寸的能力。

小型标签服务于行政记录，需要便携和私密；巨型岩壁铭文服务于公共宣示，需要远距离可读。

这两种书写实践在零王朝时期同时存在，说明埃及文字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功能的工具。

《考古》杂志的报道中，达内尔还提出，这一发现表明“埃及书写的发展速度比此前认为的更快，并且在极早的时期就被用于公开投射王权”。

这一判断将埃尔豪伊铭文的价值从“文字起源”的讨论中抽离出来，放入了“文字功能”的讨论框架。

在同一年的发掘中，达内尔团队还在埃尔豪伊遗址发现了另一组岩画，描绘了一群大象，年代约在公元前4000年至3500年之间。

其中一只大象体内还有一只小象，达内尔称之为“一种极其罕见的怀孕母象的表现方式”。

这组更早的岩画与巨型象形铭文共处同一遗址，共同构成了埃尔卡布沙漠中一个跨越数百年的视觉表达序列。

六

中文舆论对这一发现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对照视角。

一些中文评论者将埃尔豪伊铭文与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刻符进行了比较。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刻符，年代约在距今九千至七千八百年之间，部分符号被认为具有记事功能。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符，年代约在距今七千三百年，是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批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年代约在距今六千至五千年，以几何符号为主，其中部分被认为是数字。

这些中国史前刻符在年代上远早于埃尔豪伊铭文，其中不少符号的形态也具有象形特征。

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并未将它们认定为“文字”。

有中文评论者因此提出：如果贾湖刻符不被认定为文字，那么埃尔卡布铭文中的几个孤立符号，凭什么被认定为“象形文字”？

这一质疑触及了一个学术分类的边界问题。

“文字”的定义在不同学者那里并不统一。

狭义的定义要求符号系统具备记录语言的能力，即符号与语音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对应关系。

广义的定义则可能将“具有约定俗成含义的符号系统”都纳入“文字”的范畴。

U-j墓标签上的符号之所以被多数埃及学家认定为“文字”，是因为它们出现在具有行政记录功能的语境中，并且与后世埃及文字系统之间存在可追溯的形态连续性。

埃尔豪伊铭文中的符号同样与后世埃及象形文字存在形态关联，因此被归入同一系统。

但中文评论者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

在缺乏更多同时期文本证据的情况下，将几个孤立符号认定为“文字”并赋予其具体的政治功能解读，确实依赖相当程度的学术推断。

中国西亚史专家拱玉书曾指出，古埃及文字和楔形文字“都是突然出现的，并非漫长演化而来”。

这一观察如果成立，则意味着在零王朝之前的某个时期，埃及的文字系统经历了一次快速的、目前尚不清楚细节的成形过程。

埃尔豪伊铭文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节点，但它本身并不能回答“文字如何起源”的问题。

七

回到那个五月的下午。

达内尔团队的测绘人员在岩壁前完成了三维建模和尺寸记录。

Agisoft PhotoScan软件将数十张二维照片合成为可旋转的三维模型，电子经纬仪记录了铭文所在位置的水平与垂直数据。

这些数据后来被纳入埃尔卡布沙漠调查项目的数据库中，与项目自2014年以来记录的数百处岩画和铭文一起，构成了东部沙漠古代人类活动的一份系统档案。

那五个符号——无论最终被认定为四个还是五个——仍然留在埃尔卡布以北的岩壁上。

牛头、鹳、朱鹭，以及它们之间的那个符号，在沙漠的日光和风沙中保持着被发现时的样子。

它们是否构成“皇家界标”，是否代表一位零王朝君主对一片沙漠领地的主张，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并未形成最终共识。

但它们的尺寸、位置和形态，构成了关于五千二百五十年前埃及书写实践的一个确定的事实：在那个文字系统刚刚成形的年代，已经有人选择用巨大的尺寸、在公共可见的地方，刻下这些符号。

达内尔在《考古》杂志的报道中说，这处铭文“改写”了人们对埃及文字早期使用的认识。

改写的是哪一部分？

或许是“文字只服务于行政”的假设，或许是“早期文字都很小”的惯例。

但改写的幅度有多大，取决于后续的发现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

在埃尔卡布的沙漠中，调查项目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