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后面小山上的舞场也确实乱了套，摸摸十块，搂搂十块 亲亲三十

小山上

小区后面有座小山，说是山，其实就是个土坡。早年间上面种满了松树，后来荒了，野草长得比人高。再后来，有人在山顶平出一块空地，铺了水泥，装了栏杆，安了几盏路灯，就成了舞场。

每天傍晚，天还没黑透，音乐就响起来了。老远听见的，是那种老式音响放出来的歌，《南泥湾》《军港之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走近了，能看见一对一对的人，在路灯底下慢慢转。年纪都不小了，男的头发花白，女的烫着卷儿，穿得比白天讲究。有穿皮鞋的，有穿裙子的，有喷了香水的。路灯昏黄，照得人脸上的皱纹浅了些，远远看去，倒像是年轻了十岁。

我搬来这个小区三年了，从来没上去过。只是每天傍晚在楼下遛弯的时候，能听见山上传来的歌声。有时候是老歌，有时候是些听不清词的流行曲。风大的时候，音乐断断续续的，像从一个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第一次上去，是去年秋天。那天我心里烦，吃过晚饭不想在楼下转，就顺着小路往上走。石板台阶有些年头了，缝隙里长着青苔，两边是杂乱的灌木，能闻见潮湿的泥土味。走了七八分钟，眼前豁然开朗，水泥地上人影绰绰，音乐正放着一首慢三。

我在边上站了一会儿。有人过来搭话，是个六十来岁的男人，穿了件干净的夹克衫，头发梳得整齐。他冲我点点头，说：“新来的？”

我说：“住下面，上来看看。”

他说：“跳一曲？”

我摆手说不会。他笑了笑，没再勉强，转身去邀别人了。

我在旁边看了半个多小时。那些人跳舞的姿势各式各样，有规规矩矩跳国标的，有随意搂着晃的，也有跳两步就贴到一起的。路灯底下，看得见一些细节：一个老头儿把手放在舞伴腰上，手指微微收拢；一个女人仰着脸笑，眼角粉底卡了纹；一对跳完了，男人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女人接过去，很自然地揣进裤兜。

我以为是看错了。又看了一会儿，发现好几对都是这样。跳完一曲，男人给钱，女人收钱，干脆利落，像买菜找零一样自然。

下山的时候，我碰见楼下的王婶。她穿了条红裙子，头发新烫的，卷儿绷得紧紧的，脸上还抹了粉。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也上来啦？”

我说：“上来看看。”

“别跟别人说。”她压低声音，“我家那口子不知道。”

我点头。她往山上走了几步，又回头补了一句：“上面那些人，你别搭理。有几个不正经的。”

后来我从别人嘴里慢慢拼凑出了那个舞场的全貌。

山上的舞场分两拨人。一拨是正经跳舞的，退休了没事干，来活动活动筋骨，找个乐子。另一拨，就不那么正经了。那拨人里，又有细分：有明码标价的，有看对眼就走的，也有专做熟客生意的。价码也分等级：摸摸十块，搂搂十块，亲亲三十。据说还有更高的，但那就不是在山上了。

王婶是后者。

她男人在小区物业上班，白天管维修，晚上喝酒打牌，对她不闻不问。她退休金少，一个月两千出头，不够花。儿子在省城买了房，月月要她还贷。她在山上跳了两年，后来就跳成了现在这样。有人说她一个月能挣三四千，也有人说更多。她自己从来不提。

我说不上来心里是什么滋味。王婶这人平时见面挺热情，见面喊我“大妹子”，包了饺子会给我送一碗。她跟我说过她年轻时候的事，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累得月经都不准。后来厂子倒了，她去超市当理货员，一站一天，腿肿得打不了弯。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以为能歇歇了，儿子又要买房。

“你说我这辈子，”她有一次跟我说，“什么时候为自己活过？”

我没接话。接不上。

山上的事传出去之后，小区里议论纷纷。有人说要报警，有人说要投诉，有人说丢人现眼。但说归说，没人真去管。一来那是两不管地带，二来，谁知道里面有没有自己的熟人？

居委会倒是贴过告示，说山上舞场“有伤风化”，请居民自觉。告示贴了三天，被人撕了。又贴了一张，又撕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入冬之后，山上的人少了。风大，冷，水泥地冻得梆硬，站一会儿脚就麻了。可还是有人去，裹着棉袄跳，跳完了找个背风的地方坐着。我有时候在楼下看见那些背影，三三两两从山上下来，缩着脖子，搓着手，在路灯底下各走各的。王婶也在其中，红裙子换成了黑棉裤，脸上的粉还是抹着的。

今年开春，山上的舞场出了事。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跳着跳着倒下去了。心梗，还没送到医院人就没了。据说他那天晚上跳了七八曲，给出去一百多块钱，最后一曲正跳着，忽然松开手，往后退了两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再没起来。

这事闹得挺大。老头儿的儿女来了，在小区门口摆花圈，骂山上舞场是“淫窝”，说他们害死了人。警察也来了，调查了几天，最后定性为“突发疾病”，跟舞场没关系。但舞场还是停了半个月，路灯关了三盏，栅栏门锁了两扇。

后来不知道怎么又开了。人比之前少了一些，但没少太多。音乐还是每天傍晚响起来，老歌，慢三，慢四。有人说是那些老头儿老太太不甘心，有人说是附近的居民嫌太安静了不习惯。

我有天晚上上去看了一眼。人确实少了，但还在跳。王婶也在，头发没烫卷了，直直地披着，穿了件灰色的毛衣。有个老头儿请她跳，她站起来，跟着走了两步。路灯照在她脸上，粉底没抹匀，下巴上一块白，脖子上一块黄。她跳着跳着，忽然往我这边看了一眼，不知道看没看见我。

我没有打招呼，转身下山了。

回到家，我站在阳台上，远远看着山上那几点昏黄的光。音乐隐隐约约飘过来，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听了很久，直到那点光灭了，音乐停了，山变成一团黑影。

我想起王婶那句话：什么时候为自己活过？

我不知道答案。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

春天快结束的时候，王婶搬走了。听说是儿子把她接走了，去省城带孙子。她走之前来敲我的门，送了一袋橘子，说是老家寄来的。我让她进来坐，她摆摆手说还要收拾东西。

“以后不回来了。”她说。

“省城挺好的。”我说。

她笑了笑，没说话。转身要走的时候，忽然回过头：“山上那个舞场，你以后别去了。”

“我没去过。”

“去了也没意思。”她说，“那些人啊，都是各取所需。你给钱，我陪你跳，就这么回事。可跳完了呢？还是一个人回家，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不着。”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我想明白了，”她说，“人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没钱，是没人说话。”

我点点头。她下楼去了，脚步声一级一级地远下去。

那天晚上，山上又传来音乐。我站在阳台上听了一会儿，忽然想，那些在路灯底下转圈的人，也许并不是为了跳舞。他们只是不想一个人待着。在音乐里，在别人的怀里，哪怕只是几分钟，也能假装自己不是孤零零的。

可音乐总会停的。

现在山上还是有人跳舞。路灯修好了一盏，音乐每天傍晚准时响起来。有时候我站在阳台上，能看见那些移动的影子，模模糊糊的，像些剪出来的纸人，在昏暗的光里转啊转。

价格还是那个价格。摸摸十块，搂搂十块，亲亲三十。

有人觉得贵，有人觉得便宜。

可说到底，这点钱买的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