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受访者 海报 王思祺
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名片”陶瓷有了新身份。陶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世界认识中国的符号。世界透过陶瓷,看到的是高超的工艺、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个始终在与世界交流、互动的中国。作为从事陶瓷相关研究的考古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考古院”)副研究馆员李凯“看”得更加细致。
“陶瓷不像丝织品、木制品那样脆弱,大部分在埋藏的过程中就消失了,这是一种能够保留上千年的无机质。”在李凯看来,陶瓷好比是一枚枚的“时间胶囊”,将过往的生活细节、文化交流、审美意趣一并封存起来,成为后人读懂历史的重要依据。
2026年,是李凯来到四川工作的第四年。从福建出发,到北京大学持续进修,再来到传统印象中陶瓷考古不占优势的四川,李凯却说,这里给了他很多惊喜。四川窑址的悠长历史,“扬一益二”的富饶商贸,让这位青年考古人感到大有可为。尘封的邛窑发掘资料,对“李白或许用过”的青莲窑的畅想,以及对杜甫笔下“大邑白瓷轻且坚”发现窑址的展望,正通过这位青年考古人完成“透物见人”的使命。
调查青莲窑
四川陶瓷考古“大有可为”
“福建的各个市、各个县几乎都有瓷窑,还各不相同。”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浓厚的陶瓷考古氛围影响了李凯选择专业,并一路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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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
“在传统印象中,四川确实不属于陶瓷大省。”李凯回忆道。但是,毕业前的一场成都之旅让他坚定了来四川工作的意愿。“在参观了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等后,我发现四川不愧是天府之国,文化氛围浓厚,遗址也很多。”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在四川开展陶瓷考古的“大有可为”:“瓷器考古研究,一个是看生产端,去做窑址的考古工作;另一个方面就是看运输和消费端,在城市、墓葬中去做探究。这两方面,我都很期待在四川开展工作。”
早在20世纪80年代,陈丽琼等学者就曾调查并整理了一批四川窑址的资料。“追随前辈的脚步,只要愿意跑,还能找到更多的资料。”李凯还提到,蜀王府曾经出土过一种白地褐彩的瓷器:“这类瓷器可能是本地生产的,这说明在蜀藩建立的时候,四川也有官窑瓷器烧造。但这一部分的历史,还有待于更多考古发现证实。”再比如金鱼村南宋窖藏这样的遗存:“这一批被推断为宋蒙战争时期形成的窖藏,就像是一个时间胶囊。它们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保存得也很好,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南宋陶瓷断代的依据,充分反映了宋人闲适雅致的生活。”
“当时就觉得,四川的陶瓷考古还有很多可以探索和研究的空间。”李凯说。
而四川也确实给了李凯不小的惊喜。上班第一年,他就有机会在广元窑、西坝窑等多个窑址开展调查工作,尤以青莲窑的发现让他印象深刻。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考古学泰斗、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曾带队在江油市青莲窑进行过一次考古发掘。循着前辈的脚步,2023年,曾跟着宿白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秦大树学习过的李凯,重新走进这片窑址开展工作。他们用两周踏查了青莲窑附近的许多地点:“每个村、每条河流、每个山包基本都去到了,我们发现这些地方大都有窑址。并且越往山里走,年代就越晚,这也符合窑业生产的规律。只是,窑址的规模超过了我们的预期。”青莲窑从隋代延续到了晚唐五代,因此,站在青莲窑的窑址,李凯还浪漫地畅想过,如果李白小时候真的在青莲镇生活过,或许就曾用过青莲窑烧制的瓷器。
获得超出预期的收获之后,第二年,他们便有针对性地转向唐代窑址:“我们发现四川唐代窑址无论是数量还是特色,都已经形成体系,让我非常惊喜。”省考古院也为这项专题调查工作,给予了最大力度的支持:“除了科研,院里做基建项目也有倾向性,我从事的主要工作也是陶瓷遗存比较多的城市考古。”在考古院里的多问、多看、多研究,不断更新他对四川陶瓷的认识,也让他的陶瓷考古之路越发踏实笃定。
再现“邛窑往事”
3000多件瓷器“重见天日”
机会,往往会眷顾那些笃定前进的人。2023年李凯刚来省考古院时,前辈随口的一句话,让一段“邛窑往事”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1984年至1989年,当时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邛崃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邛窑固驿瓦窑山、邛崃十方堂等窑址进行了发掘,这一批档案资料后来在省考古院保存。
亲眼看到这批档案,李凯发现,即便过了这么多年,箱子里的资料依旧整整齐齐。他和同事们把所有的资料进行了分类,以及扫描、存档的电子化处理。“早期考古资料都是纸质的,反复拿取肯定会造成破坏。”他们一边工作,一边与邛窑遗址博物馆取得联系,整理千余件器物,将资料与实物一一对应,补充器物照片、线图、尺寸、描述等多个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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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窑出土青釉彩绘长颈瓶
如今,邛窑遗址博物馆中收藏和展示的瓷器中,有相当数量源自这一次发掘。未来如何更好地展示、利用这些成果,也是李凯和同事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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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窑出土的青釉彩绘注壶
经过这次整理和补充,邛窑的面貌变得更加清晰。“虽然邛窑的生产时间很长,贯穿了整个隋唐时期,并一度延续到宋代。但整理之后,我们发现最鼎盛的时期还是晚唐五代。这是一个窑址由兴盛到衰落的正常过程。关于邛窑器形、工艺等方面的既往认识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修正、补充。”
陶瓷考古“透物见人”
看见人的迁徙、商路延伸、文化交融
对于陶瓷考古内涵的丰富性,李凯有着多方面的理解:“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手工业来研究,比如四川唐代的瓷业生产;也可以把它当作艺术品,去研究造型艺术。”
作为考古人,李凯更想“透物见人”。“就像宿白先生研究白沙宋墓那样,涉及当时的建筑、美术、丧葬观念,甚至是堪舆风水等多方面。”他难掩对前辈的钦佩之情。
“考古学的发展真的特别快,现在都是用多学科的视角去研究,能够提取的古代信息也变得更多。”在李凯看来,一件件瓷器背后,藏着的是运输交通、社会人群等多方面的历史信息。认识古代陶瓷,成为了研究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工具。这种“工具性”意义,让陶瓷考古更像是一把钥匙,能够帮助解开历史时期考古的更多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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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窑尘封的档案资料
四川唐代号称“扬一益二”,商贸经济之发达,从陶瓷考古上看得真切。李凯说,四川这一时期的窑址不仅规模大,还极有特色。这些窑址以成都为中心,向四周铺开分布。此外,四川也出土了许多其他地方的瓷器,例如被誉为“中国宋瓷第一窖藏”的金鱼村南宋窖藏,邛三彩瓷器,以及蜀王府的云南青花瓷等等。“这些瓷器如何来到蜀地?蜀王府是不是跟云南沐氏家族有联系?在唐代战乱的迁徙过程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工匠沿蜀道过来?这些都可以通过陶瓷考古推测。”李凯说。
考察陕西汉中蜀道考古遗址时,李凯看到整理室的置物架上,一半是耀州窑的青瓷,一半是广元窑的黑瓷:“汉中作为蜀道沿线重要交通节点,能出这么多广元窑的瓷器。”后来他查证发现,不仅是陕西,甘肃也曾出土了广元窑的瓷器。这些瓷器,就是蜀道贸易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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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在开展野外工作
考察重庆蜀道考古遗址时,他在满满当当的瓷器中,亦发现大量的瓷器都来自四川。“重庆是蜀道与长江水道的交通枢纽,四川陶瓷可能是水陆并行运到重庆的。”这些瓷器沿着水路或陆路,从四川的窑口一路流转至此,又在此沉淀下来。商品流动的背后,是人的迁徙、商路的延伸与文化的交融。
跨时空烟火气息的对照
这是中国的另一种名片
对于参与新旧石器、三星堆这些探寻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之考古项目中的同行们,李凯也曾羡慕过。但是随着工作的展开,他发现无论是陶瓷考古,还是城市考古,也能让他通过跨时空的烟火对照,感受到古人的生活痕迹。“这种自古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体验,同样是中国给世界的另一种名片。”
前段时间,他曾刷到外国游客来四川“China Travel”的视频。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不仅是参观名胜古迹,更着迷于四川老城的烟火气。这让他意识到,对于社会和公众,自己做的工作仍旧是有意义的——通过城市考古、陶瓷考古,或许能让更多人认识这片哺育了李白、苏轼的川蜀大地,这座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安逸的生活,以及世代生活在此、拥有豁达心胸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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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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