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宁愿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大捷，也不在长江北岸偃旗息鼓

李武兵

刘真（右）与毛主席在一起

刘真（1913.1.14-2009.1.26），原名刘绂传，“九一八事变”后，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任荆州省立八中救国会干事。1933年3月在上海加入共青团，后因病回乡,1936年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宜都支部书记、当阳县委书记、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襄西地委宣传部长、襄河地委常委、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襄西中心县委书记兼襄西指挥部政委、江汉区第四地委副书记兼第四行署专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宜昌市委副书记兼宜昌市市长、宜昌地委副书记兼宜昌专署专员、湖北省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等职。1978年9月离职休养,2009年1月26日在武昌逝世。

今天，回望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升起——谨以此诗代《伏川流痕》推荐语

李武兵

今天，七十七年后

我们再回望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天安门广场庄严升起

心头会飘过百年风云

终是看清她鲜亮的颜色

报告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

唤来中国的天空

红霞万里

这不只是两党两军决战后的胜局

如此评估重大的历史巨变，太显浅薄

这场胜利，是丟掉幻想的振臂一呼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更昭示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

在大国挤压的夹缝里

谋求自主的生存权

绝不能再任他人使唤

低声下气过日子

多少年后，还有人阴阳怪气

责备这场战争“不该打”

他们忘了黑海边的那个“雅尔塔协议”

给中国划定的死局

一个堂堂正正的“二战”胜利国

却被晾在谈判桌外

无法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仍然还要仰人鼻息

倘若我们听信了“划江而治”的劝诫

势必重蹈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覆辙

我们宁愿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大捷

也不在长江北岸偃旗息鼓

只有胜利的战旗插上南京“总统府”

才有天安门前红旗升

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站起来

才有后来的富起来

强起来

这就是不可辩驳的铁律

解放战争之捷奠定了共和国旗帜的基座

今日看党和人民赢得

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

更加清醒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任人欺压摆布的老戏决不能重演

中国，中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自豪！自信

荐读《伏川流痕》之五

解放宜昌城建立人民政权

我们这支入城工作队，就是宜昌市人民的“长工队”，意思是我们进城不是去做官当老爷，而是去为宜昌市人民服务，去领导人民建设新宜昌。

——刘真

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以长江为界，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南北相峙。在湖北境内的襄西（襄河以西）的长江北岸，经我江汉部队的出击，夺取了荆门等地，国民党宋希濂的十四兵团龟缩在宜昌、沙市等沿长江两岸的几个城市及周围。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四月我军在长江中下游渡过长江，解放大军席卷全国，解放宜昌的战役已经逼近。

湖北省委根据形势发展的趋势，将驻在荆门的襄西地委改为当阳地委，于四月初将要解放的宜昌城区改为市，从地委中分出主要干部另行成立宜昌市委，并对市委班子进行了几次人事上的安排。到五月十九日省委来电，正式确定了去宜昌市的阵容。以原当阳地委书记彭天琦为中共宜昌市委书记兼宜昌市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我由原任的当阳地区公署专员改任为市长。何定华任市委宣传部长，黄宏伸任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我们组织了五、六十人的一支干部队伍，其人员除原地委各部门抽调来的外，还有省委分配来的南下干部，以及在荆当远地区招收的一部分有文化、思想进步的青年。并把《襄西报》配属市委领导，准备进城后办《宜昌日报》。江汉军区十五团也划归市委，准备进城后改为警备团。经过几天的筹备，我们这支入城工作队就形成了一千二、三百人的庞大队伍。

在宜昌市委、市政府正式对外宣布前，市委就开始工作。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召开了第一次市委会，研究我军五月底到六月初攻下宜昌后，我们首先要做好三件事： 一是加强市区警备，迅速恢复建立正常秩序。二是加强宣传攻势，压倒敌人谣言。三是让人民币顺利占领市场。但到了第二天，野战军首长告诉我们，我军进攻宜昌的时间要推迟一些，准备把宋希濂的部队引到荆当平原，再消灭。要我们做好准备工作。

按照我们去宜昌市的工作安排，入城工作队的全套人马在市委带领下，于六月七日离开了荆门县城，移住在当阳县淯溪镇，九日又迁往距淯溪镇西南三里的芦家湾。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就在这天晚上，入城工作队的全体干部集聚在芦家湾的一个祠堂内，宣布宜昌市委和宜昌市政府正式成立。会议由彭天琦主持，我代表新成立的市委和市政府讲话。我强调指出，我们这支入城工作队，就是宜昌市人民的“长工队”，意思是我们进城不是去做官当老爷，而是去为宜昌市人民服务，去领导人民建设新宜昌。最后按照市委研究的意见，集中一段时间学习，为入城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学习是六月十二日开始的，到七月七日结束，除中途迁徙外，这二十六天的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在此之前，地委曾派地委组织部长焦作义去河南开封中原局，听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这次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由焦作义传达二中全会决议和邓子恢关于进城工作的讲话。

我们这支干部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多数是农民出身，经过战争年代考验的干部，另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学文化程度。在学习讨论中，对进城后依靠什么人来接管和治理城市讨论得非常热烈。有的说要依靠农民，认为农民人多，有革命斗争经验；又有的说呀依靠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有文化，有管理城市的经验；还有的说要依靠工人，这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我针对有部分人“城市是什么样子”的疑问，以我是本地人，曾在宜昌工作过，把宜昌城里的情况做了一些介绍。在彭天琦的引导下，大家基本上弄清了要依靠工人，团结知识分子，去接管城市。

在学习途中，我和何定华去了一趟荆门，向部队首长询问攻城和我们进城的时间。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告诉我们，攻城的主力部队是四十七军，军长是曹里怀，政委是周赤萍。他还说，白崇禧在湖南长沙一带准备组织一次对我军的反扑，估计宋希濂将进行配合，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布上一个大口袋，把宋部牵到荆当平原来，把他们吃掉。因此，你们进城不但要后延，而且要把驻地往后迁，以防不测。我们根据这个意见，六月二十九日离开芦家湾，迁到荆当接壤的观音寺，七月三日又移到赤沙河。并在这里继续组织学习。果然，宋希濂派兵向当阳方向出动，但十分狡猾，与我军稍有接触，很快又缩回去，不打算与我军硬拼。我四十七军军部已移驻远安洋坪，攻城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为迎接宜昌解放，摸清城内敌人活动情况，我们城工部派段玉美进入市区活动。他原在一九四六年以后，就有几次潜入进去，但城内我党地下组织抗战中期遭到破坏，一直没有恢复，只找了原地下党员刘毅慈、龚韵声、童子浩联系，做过一些掩护我党同志的工作。一九四九年春以来，他常住在轮船公司和一只商船上，利用一些社会关系，弄清敌人部署和动向。到宜昌临解放时，就把他调回来了。

进城前的学习在赤沙河继续进行。主要是明确进城后的工作方针、任务和步骤，按照邓子恢提出的三大任务：支前、接管、恢复生产去工作。七月六日彭天琦作了学习总结。他指出，接管城市的方针是各按系统原封不动，国民党政府各机关中下级职员原职不动，我们的工作作风要依靠工人，加强民主团结，遵守纪律，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

从七月九日宋希濂的第二军一部在观音寺附近与我军接上火，解放宜昌的战斗就此打响，我军开始追歼往宜昌撤退之敌。经过十四、十五日的宜昌市郊作战，十六日宣布宜昌解放。

消息传来，我们市委、市政府和入城工作队的同志个个喜气洋洋，“真想就飞去”。宜昌解放的当日我们就整装，十七日晨向宜昌进发，中午赶到玉泉寺作短暂休息后，下午五时到了双莲寺。鉴于此地距宜昌还有九十里，我们大部队人多行装笨重、行动缓慢，决定何定华、段玉美和周方琳三位同志先去宜昌，与四十七军接洽进城事宜，其他大部分同志在双莲住宿一夜再走。十八日我们在山间小路行走了一天，在距宜昌三十里的地方停宿。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是我们进宜昌市的日子。这天清晨就出发了，九时许进入市郊杨岔路停留。先驱进城的何定华等人已和部队接上了头，市委和市政府进城的消息传开，市民组织各界人士到杨岔路迎接我们。其成员有永耀电灯公司经理刘梅森，他显得特别高兴，抒怀畅谈迎解放的喜悦心情。午后一时，我们踏进了已解放的宜昌。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进城后，市委和市政府设在一所小学内（十天后迁到学院街原国民党专署，即现市公安局所在地）。当晚，四十七军首长来我驻地，谈了关于粮食和接收问题。接着二十一日市委召开了进城后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了接收的组织领导问题。

在进城后的几天里，我们意识到手中没有粮食、燃料、工业日用品，靠什么去支前？靠什么恢复生产？敌人败走时进行了严重的破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破旧不堪的空城，百业待兴，要我们去工作，去发动，去组织。我有几次与工人会见，第一次是七月二十四日在莎乐美电影院召开大会，向码头工人、划夫和人力车夫工人讲话，动员工人支前。第二次是二十七日在桃花岭圣公会花园，向电讯局全体职工讲话，强调恢复电讯业务。前一天，电讯工人代表到市机关约请市长去讲话时，我们正在吃午饭，工人代表见我们吃的粗粮蚕豆，而且领导同志和一般同志在一块吃，所不同的是因为凳子少，只有年龄大点的坐在那里吃。去接管电讯局的干部于保和事后对我们说，工人见到吃饭的情景，感到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市长与国民党的官僚完全是两码事，能和大家一样吃苦，因此工人们相信一定能渡过粮食困难的难关。我记得有一次政委彭天琦从汉口回宜昌，乘船住在统舱里。其他乘客感到很奇怪，怎么一个带枪兵（警卫员）的人还和老百姓睡在一起。当知道是宜昌市警备司令部政委时，有一段颇有意思的对话：

“政委比市长大些，还是小些？”

“比市长还大一点。”

“比市长还大的官同老百姓睡在一个统舱里，真是稀奇事。”

“这就是共产党三年打败国民党的原因啊！”

在我们机关谈起这事，引起了同志们久久的深思。

进城还不到十天，张才千参谋长告诉我们，敌人对宜昌市可能还有一次反扑。白崇禧在长沙西南准备与我一战，败退在鄂西山区的宋希濂部准备在宜昌以东打一仗，伺机欲夺宜昌。八月四日张才千又向我们告诉了这个消息，留守在宜昌的湖北军区的部队正在作还击的准备。鉴于这种情况，我们通知了各基层单位，把文件档案及贵重物资清点好，待令撤出。实际上敌人已焦头烂额，各条战线溃不成军，对抗战没有实现，长沙和平解放。宋希濂的部队退入恩施大山区或准备入川，已无暇顾及宜昌了。

接管，是我们进城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如何对待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讲讲接管电讯局和永耀电灯公司两个例子。

对于电讯局的接管，在去接管的工作人员中，有一种想依靠财政补贴来争取工人的倾向。另一方面不是依靠全体职工，包括技术工人去接管、清点，而搬用农村的一套，一味强调依靠勤杂工之类的“下层工人”，说是技工是小资产阶级，职员是中间势力。这种认识上的偏向市委发现后，进行了批评教育，问题得到了解决。

永耀电灯公司，是宜昌当时最大的工业企业，公司经理刘梅森，在我们进城前就听说过他的情况，对永耀做过分析。在宜昌解放时，刘梅森和职工不畏强暴，保护电厂机器设备，灯火通明迎来解放。市委在对永耀定性时认为，它不是官僚资本，虽有官股，但只占全部资本的一部分。刘梅森不是官僚资本家，而是民族资本家，尽管他本人与国民党官僚有关系，但在那时他不靠官僚又是无法生存的。他是个实业家。经过这样一分析，我们认为对永耀不应实行接管，而是鼓励他们生产。刘梅森提出资金不足，我们表示他还可以向国家银行借钱。还强调要资方和工人在一起抓生产，另一方面我们发动职工来促进资方生产，配合做刘的统战工作。有一次，永耀工程师傅宝昌听说我原是武汉大学学生，与他是先后同学，便来找我。他说他是股东，一直在公司里工作。市委和市工会对傅应划为哪一类，是技术人员，还是资本家，一时定不下来。以后还是把傅宝昌作为技术人员对待的。

我们对旧政府和文教、医院等单位的接管比较顺利，没有出什么乱子。我们对教会的哀欧拿女子中学和华英中学还是要求他们办下去，因地委要华英在桃花岭的房子，后来这两所教会学校也就合并了。在接管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发现好苗子，加以培养。如教育界的赵春珊，是个教历史的，后来当上了市政府副主席；卫生界的杨实舜，他岳父卢敏斋是个有名气的医生，他后来也当上了市医院院长；还有搬运工人中的骨干龙绍卿和黄声笑，黄后来成了有名的工人诗人。

宜昌一解放，支前工作特别繁忙。四野的四十七军等部队，除部分留守宜昌外，大部分从宜昌市、宜都等地渡江，走鄂西川南的路线。二野的五十军等部队入川，走恩施方向，大量的后勤辎重要靠地方协助搬运。过宜部队大概有二十多万人，特别是对二野的支前工作，时间长，任务且重。地委和市委都分出一部分干部，主要精力抓支前工作，市委这边主要由彭天琦亲自抓，我曾也为支前开过几个动员会。地委那边主要协助调配军粮，动员当阳、远安老区组织担架队、粮食运输队，随部队进川。我们市里主要是解决搬运和运输问题，在支前最紧张的时候，全市所有的轮船和木船全部征用上。一方面装运部队和军用物资渡江，另一方面自汉宜通航后，由下游的汉口等地运急需物资。对码头搬运工人运物资的开价，经我们动员，工价是比较低的，但工人们的积极性仍然很高。

宜昌在支前方面，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尽到了我们的责任，军队还是比较满意的。但也产生了一个矛盾，宜昌历来是个转口地，许多地方物资要通过宜昌运转，地方运输工具调做军用，影响了市里的物资交流。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正是粮食发生恐慌的时候，燃料也短缺，永耀电厂急需用煤，我们曾为此事向省委发报。八月七日部队征用的船交还了部分给我们，很快就从秭归县香溪和枝江县洋溪运回了煤。

进城时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比较多的，而最大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在进城前的七月十七日，彭天琦在双莲寺对入城工作队讲话时说到：“进城后将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是粮食问题。” 在进城的路上，四十七军周政委也强调了要解决粮食问题。有些部队战士，两天只能吃一顿饭，几乎全靠南瓜充饥。市委和市政府机关也只能天天吃上蚕豆和颗粒小麦。我找了一所中学的一位教师，他原是我高中同学，也找了一个住在宜昌的亲戚，向他们了解情况。他们告诉我，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国民党票子一落千丈，用发粮食来代替发薪，靠工资生活的家庭中还有点存粮。但从整体看，宋希濂的部队逃跑时，掠走了大量的粮食，加上眼前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又要供应大量的我军过境部队，这就直接影响到严重缺粮。

当时市民近十万人，加上军队过境和驻市部队常有一至二万人，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谈何容易。地市委为此专门开过几次会议，张才千亲自主持会议，我与地委的焦部长也磋商过一些办法，组织船工和民工，由干部带领分头到外县购粮。我记得市委组织的有：段玉美去宜都，孙承铨去当阳，李涵若去远安，通过水陆两运调进部分稻米，同时派人到市周围小溪塔、大桥边等地收购粮食。所调进的粮食主要提供给部队。

对市民的粮食供应，一是就地挖掘，效果还不错，市工商联筹备会从粮食行里就动员出一点粮食。二是组织城乡贸易。农民手里主要是粮、山货和水果，通过贸易换回布匹、食盐和煤油。七月份新粮还没出来，正处在夏荒时节，农民余粮不多，出售一时还比较少。大量粮食主要集中在地主和富农家里，他们看到时局，想把粮食变成钱，把粮食脱手。加上我们宣传动员，这样暂渡了粮荒，到九月新粮上市，我们手上同农民交换的布匹、杂货、食盐、煤油等物资也多起来，粮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煤油和食盐是人民生活之必需，也是城乡贸易的主要物资。在抗战前，美孚、亚细亚是外商经营的较大的油基地，抗战后这里几个大油罐都不存在了。我们没有煤油，要亟待解决。当时盐也缺乏，因打仗，上游的川盐也被隔断来路。后来发现民生轮船公司一只趸船上有一批盐，这是私人的货物，我几次找资本家商量，最后经他们同意，把盐控制起来，处理权由我们掌握，按规定的价格零售，让他们有少量的盈利。八月份，长江很快通航了，接着发报给省里，运海盐、应城盐支援宜昌市。

八月份，由于粮食转机，煤油和盐有了供应，市场逐步搞活了。我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税收和禁止使用银元上来。八月二十六日召开了首次市委财经委员会，就营业税率和禁用银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从九月五日起银元停止使用。接着基层各部门各单位开始组织传达贯彻。九月二日禁用银元的宣传活动进入高潮，在市委统一部署下，各单位的宣传队走上街头，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宣传活动，动员群众用银元到银行兑换人民币。当时一个银元可换人民币一万二千元（老币，约合现在人民币一元二角）。我的一个老乡邓际时来反映，有的投机商出高价套购银元。对这个问题我们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到九月五日银元就完全停止了使用。

征税工作是八月九日开始部署的，接着在商业局以及工商界开了几个会，重点放在征收营业税上。收税也有过火的地方，使有的商家觉得营业税过重。对这类问题后来也得到妥善解决。

宜昌这个千百年以转口业、鸦片生意为主的，又经五年日军占领，三年国民党破坏，百孔千疮，破烂不堪的小城市，在党领导下，回到人民手中。仅仅通过两个半月的短短时间，进行了支前、接管、恢复生产等工作，开始向生产城市走出来第一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全市人民欢庆建国大典，迎来了美好的明天。

编辑：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