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淘汰
院长陈秉坤在台上念第五遍“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我正低头看手机里的一张截图。那是三年前的全院通讯录,设计一所到设计七所,每所下面密密麻麻排着几百个名字。我数了三遍,最后确认:那时候全院一千三百二十七人。
现在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是四百八十六。
台上还在念稿子。我抬起头环顾会场——这个能容纳八百人的大礼堂,现在只坐了不到一半人,前排是各所的正副所长、总工、行政科室长,乌压压一片,有人的地方就有交头接耳的声音。后排稀稀拉拉坐着普通设计师,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
“我强调过多少次了,”陈秉坤的声音从麦克风里传出来,带着高频的刺耳回响,“设计质量是生命线,服务意识是根本线。两条线抓不住,我们拿什么去市场上竞争?”
他拍了一下桌子。投影仪的光束里,粉尘在空气里疯狂旋转。
我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手边放着一摞图纸。那是我昨晚加班到凌晨两点改完的,三十四层办公楼的全套施工图。今天早上八点交到校审室,负责校审的老孙头翻了翻,拿铅笔在图纸边缘画了个圈。
“重画,”他说,“新版制图标准,图框换了。”
“什么时候换的?”
“上个月。”
“我没收到通知。”
老孙头从抽屉里摸出一张A4纸,上面密密麻麻印着新图框的尺寸和边距要求。“发在OA系统公告栏了,你自己没看。”
我回到座位,打开OA。公告栏里躺着三百多条未读通知。我翻了十分钟,终于在第两百七十四条找到了《关于更新制图标准图框的通知》,发布日期是上个月八号。同一天发布的还有《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人员着装要求的通知》《关于加强办公区域绿植养护管理的规定》《关于开展2024年度行政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认定工作的通知》——总共十七条。
我把那张A4纸折好塞进抽屉,开始重画图框。旁边的工位是空的,电脑屏幕蒙了一层灰。再旁边的工位也是空的,椅子歪着,桌上还剩半包没抽完的烟。再再旁边——整个设计二所,原本三十七个人的大办公室,现在只剩下我和小杨两个人。
小杨今年二十六岁,去年刚毕业进来的。他正戴着耳机刷短视频,看见我看他,摘下一边耳机:“张哥,你还不走?”
“走去哪?”
“离职啊。”他压低声音,“我下个月也走了,offer已经拿到了。一家小事务所,钱不多但至少不用天天填表。”
“填什么表?”
他露出一个“你在逗我”的表情,打开电脑桌面,光标划过一排图标:项目进度表、工时统计表、质量自查表、安全生产责任书、廉政风险排查表、固定资产盘点表、办公用品申领表、设计变更审批表、图纸归档登记表、外出调研申请表……
“上次我画一个楼梯大样图,”小杨说,“先填了三张表,审批了两天,然后才开始画。画完又填了四张表走归档流程。一个楼梯,我画图用了半小时,填表用了四个小时。”
我没有接话。他说的是实话。
走廊里传来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由远及近,停在门口。行政部主任刘艳红探进半个身子,扫了一眼空荡荡的办公室,目光落在我们俩身上。
“张工,小杨,下午两点半,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全员大会。”
“什么会?”我问。
“关于进一步精简会议、提高工作效率的动员大会。”她说完就走了,高跟鞋声继续敲向下一间办公室。
小杨翻了个白眼:“精简会议。这是这个月第三次精简会议了。”
下午两点半,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坐满了人。我在最后一排找了个角落,环顾四周——设计人员来了不到二十个,行政科室的人把剩下的位置全占了。人力资源部、综合办公室、党群工作部、纪检监察室、财务部、后勤保障部、信息化管理部、审计部、法务部、档案室、工会、团委——每个部门至少来了三四个。
主席台上坐着七个人,陈秉坤居中,两边分别是党委书记、副院长、总工、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女人。刘艳红在台侧调试话筒。
“同志们,”陈秉坤开口了,“今天的会议主题是精简会议、提高效率。会前我让行政部统计了一下,今年上半年,全院共召开各类会议四百六十八次,平均每个工作日三点八次。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管理人员,基本上每天都在开会。还怎么搞生产?还怎么抓质量?”
台下鸦雀无声。
“所以我决定,”陈秉坤竖起一根手指,“从下个月起,全院性会议压缩百分之五十。能合并的合并,能不开的坚决不开。各部室每周报送会议计划,由行政部统一审批。未经审批的会议一律不得召开。”
他讲完,纪委书记带头鼓掌。掌声稀稀拉拉,像夏末的雨点。
我旁边坐着设计三所的老周。他是三所最后一个还在画图的高级工程师,今年五十三岁。他凑过来低声说:“上个月我申请开一个项目技术讨论会,刘艳红说要提前一周报计划,我报了。开会前一天她通知我,说行政部审批没通过,理由是‘该会议与本周其他会议存在时间冲突’。我问什么冲突,她说‘与全院廉政教育大会时间冲突’。廉政教育大会开了三个小时,我们那个技术讨论会开了二十分钟,在食堂餐桌上开的。”
我没忍住,笑了一声。前排一个行政人员回头看了我一眼。
老周继续说:“你知道现在行政多少人吗?”
“多少?”
“四百八十六减去设计人员。”
“设计还有多少?”
老周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翻了翻,又伸出三根手指。“二百八。”
“那行政——”
“二百零六。”老周说,“全院四百八十六人,行政后勤两百零六,设计人员两百八。再除掉各所的所长、副所长、总工、副总工、主任工程师这些不画图的,真正在一线画图的——”
他顿了顿,竖起两根手指。
“两百出头。”
我想起三年前那本通讯录。那时候设计人员九百多,行政不到三百。三年时间,设计走了七百多人,行政不减反增。
“人都哪去了?”我问。
“走的走,退的退,转岗的转岗。”老周说,“设计干不下去的,托关系调去行政科室。行政科室又不需要专业背景,会填表就行。填表谁不会?”
会议还在继续。陈秉坤讲完了精简会议,接下来是党委书记讲廉政建设,再接下来是副院长讲安全生产,再再接下来是总工讲技术质量。每个人二十分钟,会议一直开到五点半。
散会的时候,我看见小杨从后排溜出去,手机贴在耳朵上,大概是接面试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打开OA系统。待办事项里躺着十七条新通知,其中三条标着红色加急。我点开第一条:《关于报送2024年度行政人员绩效考核表的通知》,截止日期是今天。第二条:《关于开展办公区域固定资产盘点工作的通知》,截止日期是明天。第三条:《关于统计各部门在岗人员信息的紧急通知》,截止日期是两小时前。
我关掉OA,打开CAD。屏幕上,那栋三十四层办公楼的立面图静静躺在那里。我花了七个月做这个项目,从方案到施工图,中间经历了三次大改、七次小改、无数次汇报。每次汇报都要做PPT,每次PPT都要按行政部的最新模板调整格式。
上个月,甲方来院里听汇报。我讲了四十分钟,甲方很满意。散会的时候,甲方的项目负责人拍着我的肩膀说:“张工,你们的图纸质量没得说。就是一点——你们的流程太慢了,一个变更单要盖七个章,我们等不起。”
我无言以对。
那之后不到一周,甲方把后续的二期项目交给了另一家设计院。据说那家设计院只有四十个人,但所有流程加起来只需要两个章。
我坐在工位上,盯着屏幕上的立面图。窗外的天已经黑了,整栋大楼只剩下零星几个亮灯的窗户。我知道那些亮灯的房间里坐着谁——三楼的档案室,刘艳红在整理本周的会议纪要;四楼的人力资源部,两个科员在核对全院四百八十六人的绩效表格;五楼的党群工作部,有人在赶一份党建材料。
而设计所所在的六楼到九楼,只有我这一间还亮着灯。
我关掉CAD,打开手机。通讯录里有一个名字:陈涛。他比我大两届,三年前离职去了一家民营设计公司,现在是那里的合伙人。去年他找过我,说想让我过去,我犹豫了没答应。
这次我拨通了电话。
“老张?”他接得很快,背景音嘈杂,像是在饭局上。他压低声音问:“想通了?”
“你那儿现在多少人?”
“总工加设计加行政,一共六十二个。行政——”
“几个?”
“三个。”他说,“一个前台,一个人事,一个财务。都是兼职的。我们所有人都画图,不画图的当天就滚蛋。”
我沉默了几秒。
“项目好做吗?”
“累。”他承认,“但痛快。甲方上午提意见,下午改图,晚上出变更。第二天早上施工单位就能拿到新的图纸。我们的流程只有两步:接活,干完。没了。”
“工资呢?”
“比你现在高百分之四十。年底分红另算。”
我握着手机,看着电脑屏幕。屏幕黑着,映出我自己的脸,三十二岁,眼下有青灰,头发比去年又稀疏了一些。
“张哥,”小杨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站在门口,“我走了。明天开始不来了。离职手续……就那样吧,反正也没什么好交接的。”
他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
“张哥,你也走吧。”他说,“这地方完了。”
他转身消失在走廊尽头。我听见电梯叮的一声响,然后整层楼彻底安静下来。
我给陈涛回了一条消息:“明天我去找你。”
然后我打开OA,写了一份辞职报告。理由那一栏,我犹豫了很久,最后只写了六个字:
“想画图了。”
发送。
我靠在椅背上,长长吐了一口气。手机又响了,是陈涛发来的,只有一个字:“好。”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楼下是设计院的大院,停着几十辆车,车位上画着一个个编号。我数了数,在岗的四百八十六人,有车的不到一半。但院子里的车位有一百二十个——因为三年前设计人员多的时候,院子里停不下,院领导特批把旁边的花坛铲了扩车位。
现在车位空着一大半,花坛也没有恢复。
我拿起外套,关灯。走出大楼的时候,门卫老赵正在岗亭里看电视。他探出头来跟我打招呼:“张工,又加班啊?”
“嗯。”我应了一声,又停住脚步,“赵师傅,咱们院现在每天进出多少人?”
“哎呀,”他想了想,“刷卡记录上看,上个月平均每天一百八十人次。三年前那时候——”
“我知道。”我打断他,“三年前是一千多。”
“对对对。”他感慨地摇头,“那时候早上排队进院子,能排到马路上。现在——”
他指了指空荡荡的大院。
我走出大门,回头看了一眼。设计院的大楼在夜色里黑沉沉的,只有三楼档案室、四楼人力资源部、五楼党群工作部的窗户亮着灯。六楼到九楼,全黑了。
我掏出手机,给老周发了一条消息:“我递辞呈了。”
老周很快回了三个字:“我也快了。”
我收起手机,走进夜色里。风很大,吹得路边的梧桐树哗哗作响。我想起那栋三十四层办公楼的立面图,想起甲方负责人拍着我肩膀说的那句话,想起小杨摘下耳机时那句“这地方完了”。
也许还没完。但至少,我不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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