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的龙袍公开展出，袍上绣着皇帝专用的十二章纹

2020年8月7日上午，杭州玉皇山脚下，中国丝绸博物馆纺织品文物修复展示馆二楼展厅，一名观众在玻璃展柜前停下脚步。

展柜中平铺着一件深黄色的长袍，袍面朝上，两袖向两侧展开，袖口呈马蹄形。

袍面上金线绣制的龙纹在灯光下泛着暗沉的金属光泽，龙纹之间散布着数十个深色的小字。

观众俯身细看，那些字是“佛”。

每一个“佛”字的位置上，只留下一小截线头，原本缀在那里的东西已经不在了。

这件袍服的正式名称，写在展柜一侧的说明牌上：黄江绸绣五彩五蝠平金佛字女龙袍。

它的出土位置，是河北遵化清东陵慈禧定东陵地宫。

它原本覆盖在一具已经停止呼吸的躯体之上，那是1908年11月15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在仪鸾殿去世当日的装殓。

《清史稿·后妃传》记其卒年为七十四岁，葬于定东陵。

这件龙袍在定东陵地宫中躺了二十年。

1928年夏天，军阀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率部进入清东陵，用炸药炸开地宫入口，将随葬珍宝洗劫一空。

龙袍上原本缀满的珍珠被一粒一粒抠走，袍服被随手丢弃在地宫的石地上。

此后数十年间，它被重新收殓、保存，但从未以完整的面貌示人。

直到2014年，它与其他十九件丝织品文物一起，从河北遵化被分批运至杭州，交到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修复师手中。

修复师王淑娟后来回忆，龙袍被送到博物馆时，仍然被压在当年装殓时使用的玻璃镜框里。

两条袖子被折叠在胸前，折痕处的纤维已经断裂，服装整体变形严重。

她和同事花了将近一周时间，才把袖子从折叠状态下一点点舒展开来。

面料上粘连的玻璃碎屑需要逐片剥离，散乱的丝线需要逐根理直。

这件袍服的修复，是整批文物中最复杂的工作之一。

袍面上的十二章纹，是这件龙袍最核心的信息。

《尚书·益稷》记载，舜帝与大禹讨论治国之道时，禹提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

这十二种纹样，被后世儒家经典阐释为帝王德行的十二种象征：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取其能兴云雨，龙取其变化无方，华虫取其文采昭著，宗彝取其忠孝，藻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养人，黼取其事能果断，黻取其能背恶向善。

清代将十二章纹制度化的时间，在乾隆朝。

乾隆十三年十月，皇帝下旨厘定冠服制度，《清高宗实录》记其言：“朝祭所御，礼法攸关，所系尤重。”

自周代以降，帝王冕服虽有损益，但十二章纹作为最高权力标识的象征意义从未中断。

乾隆皇帝在保持满族骑射传统的同时，采纳儒家经典中的十二章纹样，将其绣于皇帝朝袍之上，实现了服饰制度上满汉兼容的定型。

此后，清代皇帝最重要的礼服上，十二章纹的位置有严格规定：左肩为日，右肩为月，前身有黼、黻，前身下方有宗彝、藻，后身上有星辰、山、龙、华虫，后身下方有火、粉米。

慈禧龙袍上十二章纹的分布，与皇帝龙袍的制度基本吻合。

据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展品说明，龙袍通身绣十二章，日、月在肩，星、山在胸前和背后，黼、黻在衣身前腰处，龙、华虫在后腰处，宗彝、藻、火、粉米则分处衣身下方前后的平水上。

领口位置可以辨认出日纹、月纹和星辰。

这是一件按照皇帝吉服龙袍的规格制作的女性袍服。

乾隆二十四年颁布的律例中，明确规定只有皇帝穿的龙袍才能使用十二章纹。

慈禧穿十二章纹龙袍，在制度层面是对祖制的逾越。

但晚清的政治现实是，自慈安太后去世后，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光绪皇帝虽在位，实际权力却掌握在慈禧手中。

光绪二十六年，江宁织造“恭办”的丝织品清单中，赫然列有“皇太后御用：明黄江绸地透绣十二章五彩云八吉祥加寿字五彩立水全金龙袍面一件”。

慈禧以皇太后的身份，在服饰上使用皇帝专属的纹样，朝中无人敢于公开质疑。

这件龙袍的袍身上，除了十二章纹和龙纹，还绣有大量“佛”字。

据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展品说明，全身绣有“佛”字四十五个，用金线绣成，原字上缀有珍珠，珍珠在1928年的盗掘中全部缺失，只剩下穿线的针孔和残留的线头。

“佛”字出现在龙袍上，与慈禧的佛教信仰直接相关。

光绪二十年，慈禧给自己加了一个尊号，自称“佛爷”。

宫中上下从此以“老佛爷”称呼她。

这个称呼不仅仅是宫廷内部的敬称，它反映了慈禧本人对自身角色的某种认定。

在清宫留下的照片中，有一张慈禧扮作观音大士的影像，她端坐正中，身穿清式服装，头戴毗卢帽，左右各立一人，戴毗卢帽、披袈裟、双手合十，扮作童子。

这张照片由曾驻日、法公使裕庚的次子勋龄拍摄，勋龄在光绪二十九年奉旨进宫，携带全套照相器材专门为慈禧拍照。

慈禧对荷花的偏好，也在殓葬服饰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展品中有一件堆绫荷花枕套，长八十八厘米，宽二十九厘米，高二十九厘米，主体为明黄色素绉缎，枕身采用堆绫绣工艺，所绣纹样为荷花莲藕。

堆绫绣是一种将织物按设计好的图案剪裁成形，再粘贴于地料之上进行缝缀的工艺，成品具有类似拼贴画的立体效果。

枕套出土时已经严重残损，修复前看上去只是一块皱巴巴的织物，修复师用堆绫绣的方法对其进行了重新修复。

与枕套配套的，还有一双荷花绣面鞋。

鞋面同样以堆绫绣工艺绣出荷花和莲藕图案，鞋底为清代满族女性特有的高底形制。

鞋底有花盆底和马蹄底两种样式：上敞下敛者为花盆底，上细下宽者为马蹄底。

慈禧的这双鞋，鞋底属于花盆底或马蹄底，鞋面装饰有串珠，珍珠同样在盗掘中遗失。

殓葬的铺陈中，还有一件铺绒加金丝绣荷花褥。

这件褥子垫在慈禧遗体下方，采用铺绒绣针法，满绣荷花纹样。

据李莲英记录的随葬品清单，棺底先铺三层金丝串珠锦褥，镶缀大小珍珠一万二千六百零四粒、红蓝宝石八十五块、祖母绿二块、碧玺和白玉共二百余块。

锦褥之上，再铺这床荷花丝褥，褥面上原本铺有五分重的珍珠二千四百粒。

修复后的荷花褥上，还能看到金线勾勒的荷花轮廓，荷叶和水波所用的蓝色线条，据修复师介绍，使用的是当时从欧洲进口的一种人工合成染料。

慈禧入殓时穿着的衣物共有三层。

最外层是那件黄江绸绣五彩五蝠平金佛字女龙袍，中间一层是雪青缎平金绣团寿女夹袍，最里层是绿绉绸平金绣福字女夹衣。

福字夹衣的面料为绉组织，以平金绣工艺布满“福”字。

前身七十个，内襟三十七个，后身九十三个，合计二百个。

每个“福”字的正中原本缝缀一颗珍珠，珍珠已全部缺失。

修复师接手时，夹衣的装饰带和花边已经脱散，袖口处的经线断裂，只剩纬线，拿在手上变成了一绺一绺的丝线，“福”字上的金线也有不同程度的脱落。

修复的办法是逐根理直散乱的丝线，按照原来的针线走向缝补脱落的金线，对糟朽严重的部位使用中国丝绸博物馆自主研发的绉丝纱作为表面覆盖材料进行加固。

团寿夹袍的面料为雪青缎，袍面上用盘金绣绣出团寿纹，共计三百七十余个，每个寿字的直径约五厘米。

字与字之间的间隔位置，原本各缝缀一颗大珍珠，同样在盗掘中全部遗失。

夹袍下半身内侧可以看到反印的“寿”字痕迹，修复师据此判断，慈禧下半身还穿了配套的裤子，但裤子在出土时已经不见踪影。

三层衣物之外，覆盖在慈禧遗体最上方的，是一条陀罗尼经被。

这条经被长二百八十八厘米，宽二百七十五厘米，接近三米见方，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制作最精的一条清代皇家陀罗尼经被。

经被以缎地织捻金工艺制作，中心是一座喇嘛塔，塔周围绣满汉字经文，文字总数达二万五千余个，包括心经、金刚经等多种经文。

经被边框有内外四重，装饰“万福万寿”吉祥图案，并织有十二章纹。

经被原为明黄色，出土时已褪为棕黄色，上面缀有的八百二十颗珍珠已全部遗失。

修复这条经被耗时最长，因其体量大、工艺复杂，十多名修复师用了半年时间才完成。

经被曾面临虫蛀、糟朽、捻金线金箔脱落、织物扭曲变形等多重问题，修复的难度远超过一般丝织品。

慈禧去世于1908年11月15日。

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光绪皇帝在瀛台涵元殿去世。

慈禧在光绪去世后，选择溥仪为新帝，自己则被尊为太皇太后。

次日下午，她在仪鸾殿停止了呼吸。

《清史稿》记其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共二十三字。

她生前对定东陵的重修倾注了大量心力。

定东陵位于咸丰帝定陵之东，原本为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两座陵寝的合称。

慈安陵与慈禧陵相邻而建，耗银五百多万两。

但慈禧并不满足于此，在光绪年间又对自己的陵寝进行了重修，其规模和做工程度超过了清代所有后陵。

她大概不会想到，正是陵寝中随葬的珍宝，引来了二十年后那场几乎将地宫洗劫一空的盗掘。

1928年7月，孙殿英的工兵营在定东陵周围连续挖掘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

他们抓来当地熟悉陵寝结构的人进行审讯，最终找到了入口位置，用炸药炸开墓道，进入地宫。

据当时的记载，慈禧的棺椁被撬开，随葬的珍宝被搬运一空，龙袍上的珍珠被逐一抠走，袍服被丢弃在地宫的石地上。

溥仪在天津得知祖陵被盗后，派载泽等人前往东陵进行善后收殓。

那些被丢弃的衣物被重新收集起来，放回棺中，但珍珠已经不可能找回。

此后数十年，定东陵地宫中的丝织品经历了自然老化、潮湿侵蚀和微生物破坏。

当它们最终被送到中国丝绸博物馆时，几乎每一件都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

龙袍上的金线断裂，佛字上的珍珠缺失只余针孔，福字夹衣的袖口经纬线分离，经被的捻金线大面积脱落，荷花枕套只剩下一块皱缩的织物残片。

中国丝绸博物馆对这批文物的修复工作从2013年启动。

修复方案于当年3月编写完成，8月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2014年起文物分批从河北遵化运至杭州。

修复工作持续了六年，十九件文物在2018年完成修复，陀罗尼经被因体量最大、难度最高，到2019年7月才完成修复。

2020年8月7日，“后宫遗珍：清东陵慈禧及容妃服饰修复成果展”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展期至当年11月8日。

展览陈列了修复完成的二十件丝织品文物，按来源分为“慈禧定东陵地宫出土”“容妃园寝地宫出土”“故宫博物院调拨”三个单元。

容妃是乾隆帝的妃子，其园寝地宫出土的服饰与慈禧的服饰一并修复展出，为清代皇家女性服饰的研究提供了两组不同时期的实物参照。

展厅中，那件龙袍平铺在展柜里。

观众可以看到袍面上十二章纹的位置，可以辨认出领口的日纹和月纹，可以看到佛字上残留的针孔。

袍服的色彩已经不复当年的明黄，金线也不再耀眼，但它的形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与它同处一室的，还有那件已经舒展开来的福字夹衣，二百个“福”字的针脚密密麻麻地排列在绉绸面料上，每一个“福”字的正中，都有一个针孔留下的小小的空洞。

龙袍说明牌的最后一行写着：“此袍为慈禧太后入葬时着于最外层。”

它的下方，是那件铺绒加金丝绣荷花褥，褥面上金线勾勒的荷花轮廓依稀可辨。

展柜的灯光照在袍面上，那些佛字留下的线头在放大镜下呈现为一小撮一小撮的金色残迹，围绕着一个又一个针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