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医疗失衡与“六二六指示”:百万赤脚医生的诞生与转型

建国初期，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城市。当时城市人口仅占15%，却占有绝大部分医疗资源，高级医务人员约80%在城市，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广大农民“一无医，二无药”。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在南方水网地区广泛流行，农村缺医少药问题突出。

此前，国家曾尝试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巡诊、发展中医等办法，但多为临时性，无法扎根农村。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对城乡医疗差距极为不满，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并发出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后续学者分析其深层原因还包括：对卫生体系脱离群众的政治批判；认为西医精英化培养和诊疗路线成本高、不适合农村；以及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苏威胁下的备战思维，要求把卫生力量分散到农村。

1965—1968年：从速成培训班到“赤脚医生”

“六二六指示”后，上海川沙县率先开办速成培训班，培养王桂珍等半农半医卫生员。他们经3—6个月短期培训，学习常见病诊治、针灸和草药，身份仍是农民，不领国家工资，由村集体记工分。

1968年，《人民日报》转载相关文章后，“赤脚医生”这一称呼传遍全国，制度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1968—1979年：鼎盛时期的培训、医书与用药

这一时期，赤脚医生与农村合作医疗配合，覆盖广大农村。到1979年，全国约150万名赤脚医生，覆盖85%的农村生产大队。

培训高度依赖实用化、本土化教材。1970年前后，《赤脚医生手册》广泛使用；197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影响最大，全书816页，涵盖中西医知识、针灸麻醉、骨折夹板等实用技术，国内发行超120万册，还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在全球多国发行。

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吉林医科大学等单位也编写了培训教材和复训教材。

用药原则是“简、便、廉、验”，以中草药和针灸为基础，辅以少量基本西药。

1970年的《赤脚医生手册》系统收录了按功效分类的草药，如活血药益母草、虎杖、马鞭草，止血药仙鹤草、地锦草，驱虫药使君子、槟榔、苦楝根皮，以及大量补益药和清热药。

西药品种极为有限，常见有青霉素、链霉素（每月限量供应）、四环素、磺胺嘧啶、安痛定、阿托品等，配合红药水、双氧水等外用消毒品。

由于药物稀缺，针灸成为普遍替代手段，头痛、关节痛、肌肉痛等常以针刺配合热敷处理。

医疗效果与消灭血吸虫病

赤脚医生以极低成本带来了显著的农村健康改善。据相关专业人士统计估算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951年的170.5‰下降到1976年的65.2‰，麻风病患者从建国初的50万人降至70年代的10万人。1950至1975年间，人均预期寿命从40岁提升到65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至41‰。研究也显示，幼年时期所在村庄的赤脚医生队伍建设，能够显著改善其青少年和中老年时期的自评健康状况，并降低中老年时期患慢性病的概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曾称赤脚医生的出现是“中国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在消灭血吸虫病（民间俗称“大肚子病”）的战役中，赤脚医生扮演了关键角色。血吸虫病曾广泛流行于南方水网地区，钉螺是其主要中间宿主。

赤脚医生的日常工作包括查螺、灭螺、管粪、管水，使用五氯酚钠等化学药物，或以泽漆、苦楝树、烟草叶等浸出药液喷洒杀螺。

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赤脚医生和医务人员还努力发掘中草药和中西医结合方法，治好了许多早期和晚期血吸虫病人。赤脚医生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传染病尤其是血吸虫病的传播，减少了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

1980—1985年：转折与严管

转折的根本原因是集体经济基础瓦解。1980年起，各地已开始对赤脚医生进行统一考核并发放证书。1981年，政策允许赤脚医生在特定情况下个体开业，他们从“集体卫生员”转为自负盈亏的个体行医者，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动力减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人民公社于1984年底基本解体，村集体不再有能力提供工分报酬，合作医疗大面积解体。

1985年1月，卫生部正式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名称，规定所有农村卫生人员必须参加统一考试，合格者授予“乡村医生”证书，不合格者成为“卫生员”。据卫生史研究人员统计，约只有一半的赤脚医生通过了考试。

政策由此从低成本、广覆盖的“普及”，转向强调资质与规范的“提高”，大量无法通过考核的赤脚医生退出历史舞台。

1985年至今：遗产与延续

赤脚医生模式虽在1985年名称废止，但并未完全消失。合格者转为乡村医生，继续承担农村基层的医疗与公共卫生职责，其身份困境与养老问题也一直延续至今。它既是“六二六指示”直接催生的制度安排，也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经济支撑下的一种低成本医疗制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