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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从运城乘坐186次直快列车去太原
□马国青
前些日子跟几个老伙计吃饭,不知谁提了一嘴当年的绿皮车,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九十年代初那些年在铁轨上晃荡的日子。说到从运城往太原方向去,来来去去就那么几趟车:早上七点多的584普快,运城始发,慢悠悠晃到太原得整整一白天;下午两点多的374直快,运城到北京的快车,路过太原;再就是晚上九点多那趟成都至太原的186直快。那会儿去太原,无非两桩事——回老家榆次,或者中转太原后开学返校。偏偏这两件事都赶在年根和寒暑假,哪一趟车上都是人摞人。
记得1990年那年寒假快结束时,家里有点事耽搁了,没赶上584,也没赶上下午那趟374,我一琢磨,干脆等晚上那趟186吧。说是直快,比584快些,夜里九点多上车,第二天早上到太原,睡一觉的事儿。可后来才知道,这“睡一觉”三个字,得打上个大大的问号。
那天晚上我是提前一个多钟头到运城站的。站台上已经黑压压一片,大包小包堆得满地都是,有扛编织袋的,有提人造革旅行包的,还有拿麻绳把纸箱子捆了又捆的。那年月,运城站算大站,上下的人多。站台上挤得转个身都得侧着来。九点多快十点的时候,远处一声汽笛,铁轨那头亮起一束黄黄的光,186进站了。车还没停稳,人群已经像潮水一样往前涌。车门一开,上面的人还没下来,下面有的人已经往上挤了。大包小包挤作一团,有那等不及的,干脆把行李从窗户往里塞,人跟着就往上爬。我那年刚满十八,正是年轻力壮,可在这股人潮里根本由不得自己,脚不沾地就被推着上了车。不论男女老少,没有人不使劲推拥的,车厢门口堵成一疙瘩,列车员在里头扯着嗓子喊“往里走往里走”,可哪还走得动?
进了车厢,更是傻了眼。过道里,站着的、蹲着的、坐在地上的,三步一个五步一堆。座位底下,钻进去躺着的人只露出两条腿。车厢连接处就更别说了,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连转个头都得跟旁边人打招呼。那年月硬座不对号,谁先占着算谁的。我站在过道里,头顶上的行李架塞得满满当当,手抓着椅背才勉强站稳。旁边的老哥递过来半张报纸,让我垫着坐在地上,我刚要蹲下去,后头一位抱孩子的大嫂又挤过来,我赶紧把地儿让出来。就这么一路站站坐坐,熬到了后半夜。
最难熬的是后半夜。人一瞌睡,车厢里反倒静下来,只听见车轮碾过铁轨的咣当声和此起彼伏的鼾声。坐着的人歪七扭八,站着的人抱着胳膊打盹,脸贴在椅背上的,靠着行李卷的,五花八门的睡相都有。我迷迷糊糊之间想上个厕所,睁眼一看,满过道都是人,横七竖八的腿脚铺了一地,简直是寸步难行。从座位到厕所那几步路,真跟翻山越岭似的。踮着脚尖,左躲右闪,嘴里不住地小声念叨“借过借过”,踩着别人的行李角,碰着谁的肩膀头,好不容易到了卫生间门口,还得排队。回来的时候更费劲,迷迷糊糊找不着原来的地儿了,一不留神踩了谁的脚,被嘟囔了两句,也顾不得赔不是,赶紧寻个缝隙蹲下来。
就这么熬着,车过了临汾站,下去一拨人,车厢里稍微松快了些。临汾是大站,上下的人多,这一上一下之间,过道里总算能插下脚了。再往后过了平遥、太谷,又陆陆续续有人下车。天快亮的时候,我运气不错,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到站下车了,我赶紧一屁股坐下去,那感觉,比现在坐沙发都舒坦。靠着硬邦邦的椅背,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想,总算熬过来了。
那会儿的人出门,火车和长途汽车是主力,有私家车的凤毛麟角。所以这两种交通工具常年人满为患,严重超员。可也怪,那时候挤归挤,闹归闹,车上的人情味儿倒是浓。你帮我递个包,我帮你挪个地儿,陌生人之间说笑几句,一路上也不那么难熬了。不像现在,人人盯着手机,反倒少了那股子热乎劲儿。
如今高铁通了,从运城到太原也就两个钟头的事儿,座位宽敞,空调适宜,再也不用挤窗户、蹲过道了。可偶尔想起那趟186,想起那个夜里满车厢的人味儿、汗味儿混在一起的味道,想起那些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旅客,心里头竟还有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念想。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是咱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那年那夜那趟车,摇摇晃晃地开过去,载着满车的人,也载着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年代。
(配图为AI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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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国青
责编:张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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