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与儒学民间化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新华日报）

□ 吴 震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儒家思想文化向来就既有注重学术性知识性的一面，又有注重“化民成俗”的社会性、世俗性一面。从儒学的特质看，经典知识固然重要，但儒家的根本关怀在于“成己成物”，即在实践上，要求成就自己的同时，也要求成就他人乃至“仁民爱物”。儒家的这一思想精神在16世纪阳明心学思想体系中有集中展现，特别是阳明后学中的“泰州学派”加速了儒学民间化的进程，在泰州学派的思想活动中表现出将儒学知识转化为日用常识的努力。这种化知识为常识的思想追求，充分体现了泰州学派的平民性、世俗性的特征，值得今天在思考泰州学派问题时加以特别的关注。

大家也许知道，阳明心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良知学”，因为良知是阳明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概念。而一旦我们把“良知”理解为一种概念，自然可以有各种知识上或理论上的探讨，也需要梳理清楚何谓良知的问题。对阳明学而言，良知既是一种概念，更是一种存在，而且是人心中灵明一般的当下存在、现实存在。也就是说，良知作为一种存在，具有当下性、现实性的基本特质。在阳明心学的思想理论中，对良知这一存在特性的描述，又有“现成良知”或“见在良知”等说法。

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在思想上对现成良知、见在良知高度认同，不仅如此，在肯定良知即是“见见成成”的同时，又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新观点，推动阳明良知学取得重要的理论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王艮等泰州学派的同仁在宣扬这些思想观点时，他们所面对的听众已经不局限于知识精英，而是平民百姓。因此，“百姓日用即道”并不是什么高头讲章的理论命题，更像是一种激励民间大众的思想口号，告诉大家既然道在民间日常当中，那么人们日常的一言一行就是“道”的一种体现。可以想见，这种思想口号的宣扬对于阳明心学的普及化、民间化产生了极大的助推作用。

不过我们也需要从理论上对“百姓日用即道”的说法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从字面意义上看，所谓“百姓日用即道”似乎意味着对“百姓日用”的直接肯定，即肯定所有的“百姓日用”都与“道”若合符契，彼此一致。用学术化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百姓日用中体现了“道”的存在。无疑地，这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本体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的根本存在这一观点是一致的，体现了阳明良知学的基本特征。

第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说百姓日用与“道”是完全相符的？从理论上讲，所谓百姓日用泛指日常生活，包含各种各样的行为举措、言行方式等，而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并不能直接等同于“道”的真实体现，其中也必然存在各种言行举止、应接事物之际发生的差异性，亦即存在言行过失乃至犯错的可能性，否则的话，就难以想象现实社会中何以会存在各种不合理的偏失现象。也就是说，良知天道是一种现实存在，但不能由此得出所有现实存在都必然是良知天道的直接体现，更不能直接得出现实即良知或天道即现实之类的结论。

应当看到，“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所表明的是，道即存在于百姓日用的生活当中，换言之，百姓日用的行为可以是天道良知的体现，这是阳明学对良知存在当下性、现实性的理论肯定。然而如果将“百姓日用即道”理解为百姓日用与道的直接等同，这就意味着对现实即合理的误认。如果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那么这就等于宣称现实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圆满的。毋庸置疑，这类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无视现实世界的差异性，无条件地宣称现实已然一切美好，这是对阳明心学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莫大误会。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结合阳明心学的“满街都是圣人”来作进一步的思考。根据《传习录》的记录，这一命题是由王艮率先提出的，尽管受到了王阳明的批评，但从阳明良知学的角度看，既然良知普遍存在于任何人的内心之中，故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内在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阳明对“满街都是圣人”的观点未必持反对的态度，而是对良知即“现成”的理论推衍。然而严格来说，这只是一种理论推衍，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内在本质——即良知。换言之，任何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任何人都已然是“现成”圣人。也就是说，现实中人需要通过不断修身养性等刻苦努力，才能有望渐渐步入“圣域”，最终实现超凡入圣的精神境界。如果对此有所理解，那么我们再来看“百姓日用即道”，也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道存在于百姓日用当中，但百姓日用并不直接等同于道。

总结而言，回望泰州学派的思想历史，可以看到他们坚信良知是一种现实存在，在日用常行中得以展现自身，以“百姓日用即道”为口号，力图打通精英知识与生活常识之间的壁垒。泰州学派的这些思想对于推动儒学向民间社会的迅速传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泰州学派在思想性质上仍归属于阳明心学，在思想旨趣上表现为对儒家伦理、价值规范的守护，他们立足于民间教化的目的也在于重整底层社会的秩序。归根结底，泰州学派与阳明心学一样，以良知转化自己，进而以良知转化社会，这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