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乡村建设的当代价值与实践路径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新华日报）

□ 宣朝庆

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一个亲近社会下层的民间儒家学派，它的成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出身以主大道”，投身乡村建设活动。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泰州学派的乡村建设实践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进行平民家族建设，二是发展平民讲会。

在家族共同体的组织建设中，泰州学派韩贞主张，“治世还从睦族先”。泰州学派诸多代表人物在家族建设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其中以王襞和何心隐的家族建设最具代表性。当时，泰州学派代表王艮的家族经过近200年的发展，人口繁衍达到数百门数千口，散布于以泰州安丰场为中心十余里的范围内。王襞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开始展开家族建设活动，他将王艮生前作讲学之用的“东淘精舍”改建成祠堂，并捐献田产设立祭田，定立祀典。嘉靖二十八年（1549），他与叔叔王汝龙、兄长王东㨎等人拟成立“宗会”，嘉靖三十一年（1552），宗会正式成立。宗会是宗族组建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产物，相当于今天组织较为松散的宗亲会，主要目标是解决族人的养老、教育和贫困问题。1553年，何心隐在江西吉安府永丰县创办“聚和堂”，主要发挥三方面作用：一是设立“本族乡学”，代替各家私塾，普及子弟教育；二是规范赋税征管秩序，防止富户将负担转嫁弱者；三是对老人和鳏寡孤独者实行集体照顾和救济。

在家族文化建设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倡导孝悌精神。孝道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泰州学派接受孔子“孝为仁之本”的思想，并从社会下层民众的思想需求出发，做了大量理论工作。王艮有《孝箴》和《孝悌箴》，谈孝敬父母、兄弟友爱的道理。一些成员阐发“孝悌”与“仁义”“良知”“礼”的关系，如明中后期哲学家罗汝芳用“良知”来解释“孝悌”，致良知就是培养孝悌意识，并在家族关系中表现出来。

家族文化建设的第二个方面是伦理关系的调整。王艮不赞成社会上关于子女绝对服从父母的旧礼教，认为子女应有独立判断的理念，对于父亲正确的命令要坚决执行，对于错误或有悖常理的命令应更正修改。泰州学派代表颜钧认为父子关系就该是“儿幼亲怜，施德施恩。亲老儿痛，报德报恩”，突出了慈与孝悌的“施—报”循环，这是理性精神的发展。

家族文化建设的第三个方面是主张家族中的富有者应该承担道义。何心隐在《聚和率教谕族俚语》里面包含了对为富不仁者的批评，明代著名学者焦竑在《澹园集》中记录了许多社会精英的善行义举，提倡这类人应尽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

总体来看，泰州学派的乡村建设，以孝悌伦理为基础，通过创建平民家族，把同姓同族组织到宗族（家族）中，是儒家内在超越传统的发展。自阳明心学开始，到泰州学派均以“致良知”为修身功夫，进行家族建设正是其内在超越的外化与表现。

在发展平民讲会方面，泰州学派的平民讲会先后经历了初创期、高度发展期与沉潜期等阶段，整体而言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首先是成员平民化。大多数成员、许多代表人物来自于社会下层，秉持教育平民的主张，以毕生精力游走于乡间陌巷。其次是教育风格简易化。讲会的内容比较简易，讲孝道伦理、提倡百姓日用之道。场所也很简易，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很多都在书院、寺庙、道观之中举行。最后是讲会呈现制度化特点，有单独的会约，募集经费以救济部分成员，还有一些讲会有独立的组织机构。

乡村建设是一套复杂的工程，泰州学派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因应社会形势，建设平民家族，组织平民讲会，有其积极意义，也对现代乡村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推进了社区共同体化。家族建设以血缘作为动员、组织的纽带，提倡孝道、互助、协作，建设家族名义的发展基金，对于移风易俗、构建秩序，提升人们的认同感，有重要意义。传统家族建设包括修撰家谱、修建家庙、开展祭祀仪式、订立家规、建立宗子制度等，部分内容不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也不匹配当下民众生活习惯，在多数地区难以复制推广，但面对如今乡村原子化、空心化问题，以党建引领打造村庄共同体，推动村庄共同体化十分有必要，而修撰家谱、完善村规民约这类举措，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家族共同体中的说事、议事制度，提高了民众的参与度，有利于发展参与式、协商制的基层民主，对于乡风文明、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讲会也有其独特的价值。这是文化治理的重要形式，而且具有中国文化特点。即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讲会使用教化的方式，用道德引领民众，激发民众的道德感、自主性，使得人们做到举止文明有礼，行为善良而有底线。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乡村建设也应该抓住讲会的价值。那么谁是讲会的主导者？应该是村里的党支部成员或德高望重者，或者外聘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等。

最后，现在很多地方乡村正在城市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也需要进行文化治理。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关注北方一个主要在县城发展的商超企业。这个企业以儒家传统为根基，建设“经商育人、文明信誉、健康幸福”三大工程，为员工提供各类课程，不仅提高了员工素质，也为社会输送了优秀人才。

总之，泰州学派的乡村建设实践对于当今乡村振兴、社会建设依然具有一定价值。面对今天的原子化社会状态，如何重新建设有温度、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需要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智慧，相信泰州学派的乡村建设实践具有极强的文化生命力。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