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的电话打到丈夫手机上时,我们正在超市挑打折的洗衣液。丈夫接完电话愣在货架前,手里的瓶子半天没放回原处。
他把东西往购物车里一扔,拽着我就往外走,嘴里只蹦出一句:"老家那边出状况了。"
赶了三个半小时的路到县医院,已经是傍晚。走廊里的消毒水味冲得人眼睛发酸,日光灯管有一盏坏了,明一下暗一下地闪。
村主任迎上来,带我们往病房方向走,边走边说情况。人救出来了,腰椎压缩性骨折,右腿踝骨裂了一道口子,少说也得躺两三个月。
还没等我们消化这个消息,村主任压低声音补了一句:"他家人的意思是,让你们先把押金交了。"
丈夫没吭声。他攥着手机站在走廊中间,指节泛白。
躺在病房里的是老刘家的三哥。说实话,我们跟他不算熟。我和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他守着村里几亩地,一年到头也就过年碰面递根烟的缘分。
他五十多岁,没成过家,一个人住在老宅里,和我们是隔了一道院墙的邻居。
那棵枣树确实是我们家院子里的,长了二十来年,枝干斜着伸到东屋房檐上头,秋天结的枣又大又甜。房子是早年间公婆住的,老两口走了以后院子一直空着,我们一两年才回去一趟,有时候连门都不开,就站在院墙外看一眼。屋顶的瓦片掉得七零八落,有几处从底下往上看,能直接看见天。
上回回去是去年秋天,丈夫还专门到隔壁老李家坐了一会,跟他说那房子不能上人,瓦都酥了,踩上去容易出危险。老李当时点头答应,说帮我们留意着。可谁知道这话传没传到老刘家三哥耳朵里。
听村主任说,这意外发生在下午三点多。老刘家三哥大概是在院墙外头看见了枣子红了一片,搬了架木梯子从墙头翻进了院子,又踩着墙面爬上了东屋屋顶。
瓦片早就脆了,他刚走了两三步,一脚踩空,整个人撞破屋顶摔进了屋里。后腰和右腿先着地,当时就动弹不得。村主任听见响动赶过去,从窗户翻进去,才看见人躺在碎瓦和灰土中间,脸白得吓人。
120来得快,拉到县医院拍片,诊断结果摆在眼前。
我们到的时候,老刘家的人已经在病房外等着了。他嫂子四十多岁,嗓门大,人还没走近,声音先到了——"人在你们家房子上摔的,你们房子烂成那样不好好修,怪谁?反正医药费你们得管。"
她堵在病房门口,双手抱在胸前,一副不谈好不让进的样子。
丈夫张了张嘴,声音有点抖:"那房子我们常年不住,也没请他去摘枣,院墙是他自己翻进去的。当初我还专门跟老李打过招呼,说那房子不能上人——"
"你跟老李说了,可没跟我们说!"他嫂子嗓门又提了半度,"你家房子塌了不修,放那等着坑人是不是?"
村主任夹在中间,两只手往下压了又压:"都别吵,都别吵,先看病,钱的事回头再商量。"
丈夫站在原地,嘴唇动了两下,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他跟着我往走廊尽头走了几步。我把他按在塑料椅子上,自己去护士站问了一下费用情况。住院押金先交一万,后续手术和康复费用,医生说得看恢复情况,少说也得三四万。
一万块对我们家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丈夫在工地做监理,我在超市做收银员,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公婆留下的院子我们一直没钱翻修,才拖到眼下这副样子。现在倒好,房子没修成,先要赔一笔医药费。
回来的路上,丈夫一直没说话。车开到一段省道上,他突然靠边停了车,掏出手机给一个在城里当律师的同学打电话。他把前前后后说了一遍,信号不太好,他把手机贴着耳朵,身子微微前倾,像在等判决。
同学听完,跟他捋了几个点。
第一,老刘家三哥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行翻墙进入他人住宅,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对在先。未经允许进入他人院落,严格来说已经构成非法侵入。
第二,摘枣不属于房主意愿范围内的邀约,房主没有邀请他去,更没有同意他上房。
第三,但。这个"但"字一出来,丈夫的手指就收紧了。同学说,房主明知房屋年久失修,存在明显坍塌风险,既没有拆除,没有围挡,也没有设置警示标识,有可能被认定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管理义务。
综合来看,主要过错在老刘家三哥自己身上,但房主大概率要承担一部分次要责任,具体比例看调解或者法院怎么认定。
丈夫听完半天没说话。同学在电话那头又补了几句,大意是建议先别急着赔全部,也别一分不出,最好等村委调解,定个比例。
挂了电话,丈夫坐在驾驶座上,两只手搭在方向盘上,低着头。
我坐在副驾,没敢开口。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意的不是那几万块钱的事,是这口气怎么都顺不过来。枣树是我们家的,院墙是土墙,房顶是破的。
他一声招呼不打,自己翻墙进去,自己爬上屋顶,出了事反倒要我们来兜底。
搁谁身上能服气?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家,丈夫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一句话没说。我把孩子安顿睡了,端了杯水出去,他接过去喝了一口,凉透了的水。
"你说这钱该不该出?"
我没法回答。该出的话,心里过不去。不出的话,怕以后回村跟老刘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更怕闹到法院,我们两头跑不起。
消息传回村里,老辈人坐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议论开了。大多数人摇头,说老刘家三哥这事办得不地道。人家的院子,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翻进去,出了事哪能赖房主?能给你凑个人道主义慰问金就不错了。
也有几个年轻人不这么看。房子破成那样不处理,放那就是个坑。现在出了这档子事,他不能说完全没责任吧?
村里人的议论传到我耳朵里,还是隔壁老李打电话说的。他说他当时确实跟老刘家三哥提过一句,说我们家那房子不能上人。
但老刘家三哥说枣子红了,不摘烂了可惜。老李也没当回事,想着他自己心里有数。
谁知道他会踩空。
第三天,村主任来电话了。说老刘家那边咬死了要我们出全部医药费,态度很强硬,调解一时半会调解不下来。他建议我们如果实在谈不拢,就先出一部分押金,把眼前的关过了,剩下的走法律程序。
丈夫接完电话,把手机扣在桌上。
"凭什么?"
我看见他眼睛布满了血丝。这三天他几乎没怎么睡,白天还在工地上跑,晚上回来就对着手机查法律条文,查类似案例怎么判的。
他在手机备忘录里存了好几页笔记,密密麻麻的,有房屋所有人责任、有侵权责任法条款、有类似判决的案例摘要。
可查来查去,结论和那个同学说的一样。主要责任在对方,但我们确实有可能要承担一部分次要责任。
就这个"有可能"三个字,把他逼得睡不着觉。
第五天,我打电话跟我妈说了这事。我妈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说你们也别太犟了,该出的钱出了,权当花钱买个清净。你们常年不在村里,闹僵了以后谁帮你们看院子?
这话我转述给丈夫,他沉默了很久。
第六天一早,丈夫去银行取了一万块钱。他没跟我说,我也是后来看到取款短信才知道的。他一个人去了县医院,把押金交了。交完之后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去。
他嫂子看见他来了,脸色好了一些,嘴里说还是讲道理的人好,以后有什么事好商量。丈夫没接她的话,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他回来,我在厨房炒菜,他站在灶台旁边,突然说了句:"一万块出了,剩下的看调解怎么说。要再讹我,我打官司。"
我"嗯"了一声,没多说。
锅里的油烟呛得人直咳嗽。我把菜盛出来,端上桌,叫孩子吃饭。丈夫坐下来,扒了两口饭,又放下筷子,盯着桌面上那道细密的裂纹发呆。
后来村主任又组织了两轮调解。第一轮,老刘家坚持要我们出全部医药费加误工费,一共五万多。我们不同意。第二轮,村主任从中做了很多工作,最后谈到我们承担百分之二十五,出大概一万三左右,已经交的一万押金算在内,再补三千。其余费用老刘家自己承担。
丈夫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的时候,手很稳。
回来的路上,他突然说了句:"明年开春,把那房子拆了。"
我愣了一下,随即点头。那房子确实该拆了,留着不是个事。枣树也该处理掉,留着也是个麻烦。
可我有时候还是忍不住想,要是那院子围墙高一点,要是我们早两年把那棵枣树砍了,要是房顶上挂着块"禁止攀爬"的牌子,是不是就没这一遭了?
可日子哪有那么多要是。
事情过去两个多月了,老刘家三哥出了院,腰直不起来了,走路也瘸了一条腿。听村里人说,他逢人就骂我们家的破房子害了他,但再也没人接他的话。
老辈人提起来就摇头,说他自己翻墙进去摘人家的枣,摔了还赖人,没这个理。
丈夫有次回村办事,在村口碰上了他。两个人隔着十几米对看了一眼,谁都没说话。丈夫走了过去,步子没快也没慢。
后来丈夫跟我说,那天的枣树该摘了。红了一片,没人摘,烂在枝头,一地的烂果味。
我问他,那枣树砍了吗?
他说还没有。明年开春和房子一起处理。
我"嗯"了一声,没再追问。有时候有些东西,不是不想动,是一直在等一个不得不动的时机。就像那房子,像那棵树,像我们两口子常年悬在外头的那根线。
你以为放着不管就没事了,可它总会在某一天,以你想不到的方式,提醒你有些账躲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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