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中的生育话语：态度变化趋势与议题构建

作者：何雨辰

推文《续论：超低生育率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吗？》中提到，数智社会可能正在改变生育所处的信息结构。过去分散在私人生活中的婚育体验，借助社交媒体被不断表达、汇聚和传播，并逐渐形成一种公共感知。人口问题原本具有鲜明的公共属性，但生育决策却越来越成为个体基于自身生活处境所做出的私人选择。当宏观层面的“低生育率”进入互联网，它最终会以怎样的方式被普通人理解和讨论？

两项基于中国社交媒体大数据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呈现了这一过程。前者关注互联网中的生育态度及其背后的观念变迁，后者则试图还原人们究竟如何讨论生育，以及宏观人口议题如何在互联网中转化为微观的生活叙事。两项研究放在一起，恰好为理解数智时代中国生育话语的变化提供了一组互补的经验。

一、互联网中对生育的态度如何变化？

Gao和Zhao的研究选取了新浪微博、网易新闻和知乎三大平台，收集2012至2021年间与生育政策相关的新闻评论及问答，最终获得87,315条有效文本，描绘了这一期间生育观念的转型，将文本分类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女性主义、婚育态度等不同的观念变量。

这一研究通对每日文本的时序拟合分析，发现互联网平台上对生育态度从较高水平逐步下降，在2018年前后降至最低点，随后略有回升。

这一趋势与中国生育率变化大体一致，除了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2016年和2017年总和生育率短暂回升至1.8之外，自2018年起出生率总体持续下降，到2021年降至1.1。对于生育的态度自2020年开始有所改善，这很可能与各地陆续出台的生育激励政策有关。

图1 生育态度的二次拟合结果

注：拟合线表示时间与生育态度之间的二次拟合关系，阴影区域表示 95% 置信区间。

此外，个人主义在整个十年间持续上升。这与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进程一致，个体从传统家庭结构中脱嵌，越来越将生育视为一种个人选择，而非家族或社会义务。

女性主义观点自2015年前后开始加速增长，至2021年仍未见顶。这一时间节点与中国“#MeToo”运动的兴起以及数字平台上女性权益讨论的活跃化高度吻合。数字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女性主义者表达诉求的渠道，也是相关观念向更广泛受众扩散的通道。

对传统生育文化（传宗接代、生育与家族延续的强绑定等）的批评态度也在2016年后持续走强，而对婚姻的态度则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与上述现代观念形成对照的是，集体主义视角，即从国家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看待生育问题，虽然在2018年前有所增长，但此后趋于稳定。与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相比，集体主义的变化没有那么剧烈，而是作为一种持续性的观念力量保留在中国社会中。尽管主流观点强调现代性推动个人主义兴起，但也有研究指出中国集体主义影响的持续存在，这也体现出第二次人口转变中的中国特殊性。

图2 观念因素的二次拟合结果

注：拟合线表示时间与各观念因素之间的二次拟合关系，阴影区域表示 95% 置信区间。

二、观念变化如何影响生育态度？

这一研究进一步将观念变量与生育态度的负向变化相联系。整体而言，个人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消极婚姻态度、不婚主义都显著促成了生育态度的下降。个人主义对生育态度的负向效应最为显著（约为女性主义的三倍）。

相反，对生育传统文化更积极的态度以及集体主义，则与更积极的生育态度相关。与此同时，对生育传统文化持更正面态度的个体，其生育态度也更为正面。

从性别异质性的角度来看，女性的生育态度更为消极。传统生育文化的批评、女性主义的表达，以及生理压力（如高龄生育风险的感知），对女性生育态度的负向影响明显强于男性。传统生育文化中强调传宗接代、儿子偏好和家庭分工的核心逻辑，恰恰是女性承担主要代价的结构性来源，因而女性对这些规范的抵制也更为强烈。

相比之下，个人主义和负向婚姻态度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方向一致，差异不显著。

三、人们如何讨论生育议题？

李婷等学者的研究则将数据源扩展至微博、知乎、抖音和哔哩哔哩四个平台，提供了一幅更宏观的互联网生育话语地图。这一研究覆盖2020年1月至2023年9月，共筛选出超过24万条有效文本，以议题结构和话语机制为核心关切并进行文本分类。

在筛选四平台高热度话题后，研究发现关于生育的讨论高度集中于三类议题：生育现状与趋势（26%）、生育困境成因（28.3%）、生育支持政策（35.7%），三者合计约占总热门话题的90%。

这三类议题并不孤立，它们分别代表宏观视角、微观视角，以及宏微观互动视角，共同构成网络生育话语的底层架构。而三者之间高度交织，宏观数据（出生率下降）触发个体叙事（我为什么不想生），个体叙事汇聚成对政策的诉求，政策讨论又引发对个体困境是否被充分回应的追问。

表1 互联网平台生育话语热门一级内容分类

四、互联网生育议题的情绪张力从何而来？

生育话语体系的情绪基调，正是来自人口问题公共性与生育行为私事化之间的深层张力。当媒体以“生育率下降”的宏观命题发起讨论时，网民的回应并非延续公共视角，而是转而表达个体的生育阻力。在“生育现状及趋势”议题下，仅有约四分之一的讨论延续了公共视角，超过四分之三转向了私人化的困境陈述。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人口与生育问题的天然属性所决定的。

一方面，人口本身就是一个公共概念，人的集合构成人口，而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需要在宏观层次上发挥效用。因此，人口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公共议题的面貌出现，关乎群体和社会的总体性利益。

然而另一方面，人口结果来自微观个体行动的集合，特别是对现阶段人口特征影响最大的生育行为，具有越来越强的私事化属性。在避孕手段普及和生育权个体化的当下，个体对生育决策具有了更充分的掌控力。更重要的是，个体往往需要直面生育带来的私人生活挑战，却很难直接体会到作为集合现象的人口趋势对个人福祉的影响。

社交媒体工具的流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个体化叙事，使人们无论面对何种性质的议题，都会潜意识地基于自身生活经验权衡利弊。

图3 网民对生育下降的态度（N=65731）

五、微观话语中个体的生育阻力如何体现？

微观视角下的个体生育阻力可以被划分为“文化观念”与“资源供需”两种类型，二者之间存在高频交叉，显示当下的低生育水平兼具“价值导向”与“成本约束”的特征，而后者占据更主导的地位。

网民认为阻碍其自身生育的因素及其分布。总体而言，文化观念占比31.4%，资源供需占比68.6%，即民众生育阻力的表达更侧重于物质资源维度。

资源供需主要集中于养育成本与个体发展。养育成本是所有生育阻力中占比和提及率最高的，其中又以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为主。“钱”“养不起”“时间”“精力”是提及最多的字眼，且这些简短的评论往往能获得大量点赞和支持性回复。

个体发展困境的基本陈述逻辑为自身生存资源紧张，并无额外资源可以转化为养育成本，比较典型的表达有：工作繁忙导致缺少时间精力育儿、追求事业无法平衡工作家庭、薪资水平低致使在生养子女上缺少资源、不想把自己的生存压力传递给下一代等。

剧照来源于《苦尽柑来遇见你》

性别困境感知的讨论与个体发展困境高度共现（超过20%），凸显出女性所面临的是跨越私领域与公领域的双重约束。这一发现与Gao和Zhao的性别异质性分析中女性对观念因素更为敏感的结论形成呼应，不仅是观念层面的女性主义意识在上升，在实质性的资源困境层面，女性也承受着更沉重的代价。

图4 阻碍生育因素（N=55874）

从各平台的分布来看，知乎在性别困境感知和生殖损害上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三个平台，且对资源供需的阐述更多，这可能是由于活跃用户中男性比例较高。而哔哩哔哩的婚配困难明显高于其余三个平台，可能部分源自其相对更高的青少年活跃度。

即便是用户体量较大和性别结构相对均衡的微博和抖音，也在个体发展压力的占比和提及率上有着差异，其背后可能不只有人口学信息差异，还有阶层属性等的影响。

图5 各平台阻碍生育因素

六、公众如何看待生育支持政策？

从对生育支持政策及其相关建言的讨论来看，这一类别的二级文本数量最多，体现出网络民众最关心的仍是如何应对生育困境。对于已推行的生育支持政策而言，生育补贴、延长产假、取消生育登记的婚姻限制收获了较高的话题热度。

从文本分类结果来看，延长产假受到了21.3%的支持，但在赞数加权后，支持比例有所下降，而对其后果的担忧比例则小幅增长。

图6 延长产假态度（N=7510）

对后果的担忧也引发了是否需要男性同休产假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20.19%的评论者认为这是一项值得落实的政策，且收获了一定程度的认同。然而觉得效果有限的占多数（56.52%），认为即便男性同休产假可能也不会很好地承担育儿责任，无法达到这一举措的初衷。

图7 男性同休产假态度（N=1075）

围绕生育补贴的讨论文本数量位居二级内容之首，可见经济支持是多数网民的主要关注点。虽然对生育补贴政策直接表达支持的回复占比很低（7.29%），但这并不表示网民对该项政策持反对态度；绝大多数网民期待现有生育补贴能够提高补助额度。

图8 生育补贴态度（N=71197）

对取消生育登记中的婚姻限制，多数网民表达了担忧，认为这一举措对现有婚姻制度和伦理道德产生了冲击。

图9 取消生育登记婚姻限制的态度（N=40031）

这两项研究彰显出社交媒体数据的独特价值。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宏观的人口问题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如何被重新转化为关于工作、家庭、性别关系和生活压力的微观叙事。

当然，社交媒体用户并不能代表全体人口，网络表达也受到平台结构、算法推荐和表达选择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从网络话语推断整体人口的生育意愿，更不能直接推断实际生育行为，但可以捕捉情绪基调、观念变迁趋势与话语结构。

当“生育率下降”这样的宏观命题进入互联网，它很快被转而翻译成“我为什么不想生”、“我为什么养不起”、“生育会怎样影响我的生活”等个人问题；而无数分散的私人经验又借助社交媒体汇聚、传播，重新成为一种公共话语。数智社会对于生育的影响，不只在于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更在于改变了人们如何看见彼此、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

这也意味着，理解今天的低生育率，不能只问年轻人“为什么不生”，还需要继续追问：当越来越多的人从个体生活出发理解生育时，一个社会要依靠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联结，重新协调个体选择与人口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也是理解未来生育转变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Gao, S., & Zhao, L. (2026). Tradition and transition: social media evidence on fertility attitud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1–33.

李婷,华杰,王安迪.中国互联网生育议题何以构建——基于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文本分析[J].西北人口,2025,46(0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