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潜伏在中统的我党女谍费侠叛变，徐恩曾为何对她一见钟情？

1931年，一个女共产党员被捕了。

按规矩，她该死。但她没死。因为抓她的人爱上了她。这个人是中统的实际掌门人，手上沾着无数共产党员的血，却为一个"敌人"冒着被撤职的风险，顶着蒋介石的质问，把这个女人留了下来，还娶回了家。

这件事，在民国特务史上不算秘密，却始终耐人寻味。

先说徐恩曾这个人。

1896年，浙江吴兴，徐恩曾出生。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年轻时念的是上海南洋大学，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后来还跑去美国卡内基工学院读了电机工程的硕士。论学历，放那个年代，算是少见的技术型人才。

但他走的路，不是工程师的路。

回国之后，徐恩曾加入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投入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创建的"中央俱乐部"，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CC系。这一步，是他整个政治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命运的锚点——从这里开始，他和特务工作，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1928年，CC系成员在南京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调查科，最初规模极小，全科不过二十来人，专门盯着党内各派系的动向。1929年，徐恩曾接任科长，从此踏上这条路，一走就是十五年。

这十五年里，他把一个只有几十人的调查科，一步步扩张成了庞然大物。1932年，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内部自夸是"特务史上的黄金时代"，持特工调查证，可以在任何地方调动军警。1938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挂牌，简称"中统"，徐恩曾任主持工作的局长。

权力有了，人也越来越滑头。

徐恩曾这个人，历史上留下来的评价，说好听点叫"风流"，说难听点就是好色到了不管不顾的程度。他有原配妻子梅于琴，家里包办的婚姻，生了孩子，但他对这门婚事毫无热情，妻子慢慢看透，索性吃斋念佛，只要家用不缺，随他去。这一放，他就放出了事。

在中统的这些年，他和十几个女人有过纠葛。

下属王素元，年轻貌美，被他一步步撩进去；王素元的姐姐王素卿来探亲，也没逃过，最终成了他名义上的"第二任妻子"。一对姐妹，他一个没放过，这事传开来，中统内部人人心知肚明，却没人敢说什么。

他就是这么个人——有能力，有手腕，也有着让人说不清楚的荒唐劲儿。

再说费侠。

费侠，湖北钟祥人，比徐恩曾小一截，早年念的是北平贝满高中，是个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姑娘。后来赴苏联勤工俭学，在苏联期间，她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转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留学回来，费侠在中共上海机关工作。她聪明，口才好，交际能力强，又长得出众，是那种天生适合做地下工作的人。中央特科给她的任务，只有一个方向：潜入国民党中统机构，向组织传递情报。

怎么进去？

费侠想了一个办法——以海外留学生归国的名义，去报考中统举办的无线电培训班。

那个年代，无线电技术还是新鲜玩意儿，整个培训班里就几十个人，能留过洋、懂技术、还年轻的女性，几乎没有。费侠一投档，几乎就等于录取了。

就这样，一个中共派进来的女谍，大大方方坐进了中统的机要部门。

而徐恩曾，就在不远处的办公室里，开始注意到了她。

1931年，是个关键的年份。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直接改变了费侠的命运——顾顺章叛变了。

顾顺章是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的核心负责人之一。他掌握的东西，多到足以让整个上海的地下党网络瞬间崩塌。

事情起因于一次违纪。1931年3月，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任务完成了，他没有立即回上海，而是留在武汉，用"化广奇"的艺名跑去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还和交际花一起游玩。这一露面，被一名早已叛变的旧识认了出来。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没有严刑拷打，没有威逼利诱，他几乎是主动开口的。

但他提了一个要求——不要向南京发报，直接把他送去面见蒋介石，他要亲口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全部机密。

汉口方面没忍住。抓到了这么大的鱼，按捺不住，连发密电向南京报告。

这是一个关键的失误。

负责收发电报的，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而钱壮飞，恰恰是打入中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龙潭三杰"之一。当天是星期六，徐恩曾不在南京，去上海散心了。钱壮飞一个人拆开了那六封密电，译出内容，大吃一惊，随即判断出事态的严重性，当机立断，派女婿连夜乘火车赶去上海报警。

消息传到中央特科，周恩来立即指挥上海各机关紧急转移。接下来两天两夜，几十个秘密机关、几百名工作人员，全部搬迁。

4月27日，顾顺章被押到南京，蒋介石亲自接见。顾顺章开口，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20多个秘密机关，供出了被关押在南京监狱里的恽代英身份，使其遭到杀害。他供出了他知道的一切，但他想要"一网打尽"中共中央的计划，已经落空了——人都走了。

尽管如此，这次叛变造成的伤害，依然是灾难性的。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被摧毁，大量潜伏人员的身份暴露，多人被捕杀。中央机关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一段时期内工作几乎陷于停顿。

费侠，就在这一波清查中被捕了。

中统大楼里的机要员，中共派进来的无线电管理员，在顾顺章叛变带来的清查浪潮里，她的身份无所遁形。被捕后，在顾顺章的说服下，费侠叛变投敌。

消息传到徐恩曾耳朵里，他怔了一下。那个每天在他眼皮底下工作的女子，是共产党。按规矩，她是"敌人"，该怎么处置，中统有的是办法。但徐恩曾没有按规矩来。

这件事，徐恩曾没打算遮掩。

他承认，他就是喜欢这个女人，就是要保她。

陈立夫当时勃然大怒。一个从"对面"过来的人，怎么能留？这不是私事，这是原则问题。他找来徐恩曾质问，徐恩曾的态度出人意料地坦荡——他说人已经抓了，插翅难飞，但这样的女人太难得，让他就这么放手，要他的命还差不多。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一致认为不妥，他们怕费侠曾为中共党员，多少会影响徐恩曾干特务工作，因之力劝他以事业为重，不要走这条路。

徐恩曾的回答，让二陈哑口无言：如果因为这件事不能做中统领导人，他也要与费侠结百年之好。

这句话说得太绝，二陈没有办法，只能往上报。

蒋介石亲自过问了。他召见徐恩曾，开门见山问了一句——你驾驭得了她吗？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徐恩曾用自己的性命做了担保。

蒋介石既无奈，又觉得这个下属着实荒唐。但徐恩曾这个人对蒋忠心不二，反共坚决，又颇具才干，这件婚姻之事蒋有芥蒂，却也最终默允了。

这件事就这么翻篇了。

但它留下了一个裂缝——在蒋介石心里，在陈氏兄弟心里，徐恩曾在这件事上让他们没了面子，这笔账，迟早要算。

1938年，徐恩曾和费侠在汉口结婚。

与徐恩曾结婚后，费侠的生活，彻底跟中统绑在了一起。她没有正式加入中统，却实际参与了中统的日常活动，专门负责一件事——策反留苏的共产党学生。也就是说，曾经的那段留苏经历，成了她在新的身份里发挥作用的资本。

她熟悉那个圈子，她知道那些人的心理，她知道怎么说话。

从地下党员，到中统要员的妻子，再到替中统做事的策反人员——费侠走完了这条路，没有人知道她内心经历了什么。是迫于被捕后的压力无路可退，还是真的在某个节点做出了选择，历史留下了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而徐恩曾，在这段婚姻里，似乎得到了他想要的。但麻烦，还在后面等着他。

徐恩曾在中统干了十五年，撑到1945年，终于撑不住了。

说起来，他的失势，有费侠这件事的影子，但根本原因，不是女人，是他自己。

1941年，蒋介石任命他为交通部次长，同时兼任中统局长。这本是一步棋——用交通部次长的职务便利，打通铁路、公路、船舶、飞机各系统，建立一张更大的情报网络。蒋介石当时说得清清楚楚，这个位子是工具，不是台阶。

徐恩曾偏偏没听进去。

他当上交通部次长之后，开始觉得自己可以往上走了。他四处结交人脉，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成越走越近，借着吴铁成的推荐坐稳了次长的位子，心思慢慢偏向了经济部长的位子。

特务工作被他放在了一边，中统内部漏洞越来越多，蒋介石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而他的靠山陈氏兄弟，也慢慢被他疏远了。他在往另一条路走，陈果夫、陈立夫看着，心里的不满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却暂时按下不发。

另一面，军统的势头越来越盛。戴笠把军统经营得风生水起，特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蒋介石对中统的失望，和对军统的倚重，形成了鲜明对比。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样，愿意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地把情报工作当成自己唯一的事业。这一点，才是蒋介石对他最深的不满。

1945年1月30日，蒋介石的手谕下发——"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

这八个字，重若千斤。

命令是1月30日下的，2月1日上午9时，交接仪式就举行了。速度之快，令中统内部人人错愕，人心惶惶，甚至工作一度无法正常开展。半个月后，他兼任的交通部次长也被免去。1945年5月，他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一职落选。

十五年经营，三个月归零。

此时的费侠，却走上了另一个舞台。

1949年初，已是国共大战最后关头，费侠担任国民政府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在各类会议上不断叫嚣"与上海共存亡"，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高，很决绝。

但口号终究是口号。

1949年5月，解放军逼近上海。费侠，和她丈夫徐恩曾，一起从上海出逃，仓惶撤往台湾。"与上海共存亡"这句话，就这么烂在了上海的码头上。

晚年的徐恩曾，据说时常告诫身边人，不要学他玩女人。话说得很正经，但说这话的人，是那个当年用性命担保一个前共产党员的中统掌门人——这话里有多少真心悔悟，有多少自嘲，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徐恩曾主持的中统，最终和国民党一起走向了终点。

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什么正义存在的。它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对付共产党，同时对付国民党内部的异己。它用恐惧管理人，用叛变者打击曾经的同志，用各种手段压制一切不服从的声音。

而徐恩曾更"出色"的地方在于，他的中统，曾在一段时间里，从组长到小特务，清一色的都是中共叛徒。陈建中、杜衡、郭乾辉、周光亚、先太启、王维理、范振中、邹春生——这些名字，都曾是他的人。中共叛徒在中统内部占了极大比例，而他的妻子费侠，也是其中之一。

这不是巧合，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腐败——用叛变者来对付革命者，用出卖者来建立情报网络，这个机构从根子上，就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

顾顺章的叛变，炸掉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网络，但也因为钱壮飞的存在，把顾顺章的供词变成了一张废纸。

中统里面，混着中共的人；中共里面，也有着中统的耳目。两个机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彼此的内部安插了太多变数，谁也没办法真正做到铁板一块。

而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结局——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中统跟着一起散了。徐恩曾和费侠，坐上了去台湾的船。

1931年，那个女共产党员被捕，按规矩该死。她没死，因为抓她的人爱上了她，用性命担保，留下了她，娶了她，带着她一起落败，一起逃走，一起在台湾终老。

这段关系，说"爱情"太轻巧，说"利用"也失之简单。它发生在一个权力与背叛交织的年代，发生在两个身份复杂的人之间，发生在一场已经注定了胜负的历史博弈里。

费侠为什么叛变？是被捕之后无路可退，还是在顾顺章的劝说下做出了选择？嫁给徐恩曾，是被迫，还是另有盘算？历史没有给出答案，留下的只有那些有案可查的事实——她进了中统，叛了党，嫁了人，替中统做了事，最后从上海跑路，在台湾度过了余生。

至于她心里到底想什么，那已经是无法打捞的部分了。

而徐恩曾，这个在中统干了十五年、主持无数暗杀与策反行动的人，晚年告诫部下"别学我玩女人"，仿佛把自己这一生最大的麻烦，归结成了一个关于"女色"的教训。

但真正的教训，显然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