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鬼的写作静修营：一次亲身经历如何重塑了我的小说

几年前，当新冠疫情还在狠狠折磨我们、把我们吓得魂不附体的时候，我做了一次新冠检测，拿到必需的阴性结果，就动身去了纽约州北部参加一个写作静修营。当时我对自己的小说只有一个刚冒芽的念头——一个被悲伤淹没的年轻寡妇。仅仅是个刚冒芽的念头。一小群同行聚到了一起——一位工程师、一位教授、一位老师、一位已出版作家兼导师、一位诗人，还有我，一个全职妈妈。我在周一下午晚些时候到达，拐下主路，来到一栋巨大的石头房子前。这房子外观阴沉。这不是夸张。 如果我给你看张照片，我保证你会同意。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有木雕、石砌和彩色玻璃窗——就是大教堂里那种常画着红脸魔鬼和地狱火焰的玻璃。我希望能说，一进门这房子的第一印象就好转了，但并没有。我感觉自己仿佛沉在浑浊的深海里——四周全是阴影，偶尔有彩色的光在头顶晃动。好几位写作者都提到这房子瘆人，但我们很快找到了两个稍微有点家的感觉的房间——厨房和餐厅——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讨论和朗读作品。 事情是在周三晚上开始不对劲的。 我得解释一下——有两位女性因为事先有约，只能从西海岸通过Zoom参加，剩下我们四个人围坐在餐桌旁。那天晚上，我们都在享受几个月来被剥夺的友情和笑声。我们可能有点吵，但谁会在意呢？就在一阵大笑中，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女士突然让我们安静。听，她说，然后指了指头顶。我们都安静下来。每个人都听到了——头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但随后就消失了。就像那些老套的恐怖片里，女主角对一切该逃跑的迹象都天真地不以为意，我们把这个声音忘了。没过多久，我们又聊又笑。但这一次，声音让所有人笑到一半就停住了——家具，沉重的家具，被拖过我们正上方的地板。有人喊了一声，问楼上有没有人。没人回答，但声音变得更加强烈。 你知道遇到闹鬼该怎么办吗？我也不知道，但现在知道了。我仿佛无法确定任何一种情绪，在失控的大笑和歇斯底里的哭泣之间来回摇摆。亲爱的读者，我就是恐怖片里那个被扇耳光的女人，第一个被献祭给某种需要喂养的邪恶存在。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时刻。就在混乱中，我们得知那两位在Zoom上的同伴都受过萨满训练，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对这个冷知识的兴趣盖过了恐惧。一位萨满？不，两位萨满？其中一位提到，也许，只是也许，所有的笑声惊扰了房子里的某个灵体。两人都推测，是一位年长的鬼魂被我们的喧闹打扰了，建议我们找点“玫瑰”来安抚她。玫瑰，就是那种花。我想起自己楼上的卧室里，梳妆台上有一瓶玫瑰香味的香水。 想象一下：三个成年女性——之所以是三个，因为第四位，我们的导师，已经回几英里外的家去接狗，准备带着急切的犬类力量回来嗅出我们的捣蛋鬼——三个女人紧紧挤成一团，走上长长的楼梯，穿过走廊，到我的卧室取香水，然后以同样紧密的队形走动，边走边喷，被玫瑰香水的云雾呛得喘不过气，而其中一个傻瓜还在歇斯底里地又哭又笑。与此同时，两位在Zoom上的萨满正私下互发短信，以免惊动其他人：你看到那个鬼了吗？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大约就在这时，导师带着三只狗到了。狗被放开绳子，在房子里跑来跑去，到处嗅，跳到床上，找零食。我们的噪音戛然而止。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栋房子在当地以闹鬼闻名，曾经还被用作养老院。 那次闹鬼经历之后，我的小说有了新的形状——丈夫作为鬼魂徘徊不去，为自己婚姻中所有未解决、未完成的事而悲伤，同时看着妻子挣扎着重新开始生活。最近一波书籍和电影表明，我远不是唯一一个被这种主题困扰的人。如今我们被幽灵和薄纱般的幻象包围，它们争抢着我们的注意力，试图告诉我们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或者像我的遭遇那样，只是想说：闭嘴吧。 你注意到了吗？幽灵正在变得更响亮、更执着、更普遍，而我们的文学和电影反映了这一点。鬼已经比吸血鬼更主流了，不再和僵尸、狼人这些怪胎归为一类——那种超自然类型曾经只属于爱好恐怖的人。 当然，我们一直都在涉猎闹鬼题材：《哈姆雷特》、《呼啸山庄》、《圣诞颂歌》。更近一些，托妮·莫里森理应受到推崇的《宠儿》，书名取自一个逃亡奴隶死去的女儿，她被自己难以想象的行为所纠缠；还有艾丽斯·西伯德的畅销书《可爱的骨头》，书中年轻的主人公苏茜是一个鬼魂，讲述自己的谋杀并努力寻求了结。但在当下，幽灵的造访明显在上升。仿佛逝者的大门已经打开，他们正充斥我们的头脑，进而充斥我们的故事。 最近一个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三部改编自广受好评小说的电影上映，鬼魂在其中担任主角。艾米莉·勃朗特经典哥特爱情小说《呼啸山庄》的最新改编版登陆影院，紧随其后的是《羽毛之物》，改编自马克斯·波特获奖的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