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国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城楼正中挂着横幅，五星红旗升起来了，礼炮响了，可国徽的位置还是空的。这不是疏忽。
几个月前，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把国旗、国徽、国歌的征集启事登了出去。要求写得清楚，国徽要有
“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式须庄严富丽”。
国旗图案来得多，讨论也快。国徽却卡住了，许多稿子更像纪念章，放在衣襟上可以，挂在国家门面上不够。
这就难了。
北平清华园，新林院八号。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屋里，桌上铺着图纸，铅笔、圆规、颜料盒挤在一处。
林徽因身体已经不好，仍和莫宗江等人伏在案前，一笔一笔试。她没有把国徽当成一幅热闹的画，她先找的是中国人看得懂的根。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一幅以玉璧为主体的方案拿了出来。
玉璧居中，国名、五星、齿轮、嘉禾环绕其上，红绶穿过璧孔，像从古老礼器里牵出一条新路。
那张图确实好看。
金、玉、红三色压在一起，不艳俗，也不单薄。嘉禾是农，齿轮是工，五星在上，红绶把它们系成一个整体。
多年后人们再看到这套落选稿，常会感叹：审美确实一绝。
可它偏偏不合适。
国徽不是一件案头清供，也不是博物馆里的古物。新中国刚刚成立，它需要让人一眼看见新的政权、新的广场、新的人民。
中央美术学院一组，张仃等人把天安门放进了方案里。红色、金色、齿轮、麦稻穗，视觉更直接。
两边争住了。
梁思成一开始并不赞成把天安门画成主体。他觉得国徽不是风景画，不能只靠一座建筑来说明中国。
这话有他的道理。梁思成和林徽因研究古建筑多年，知道一个纹样、一条线、一种比例背后有多重分量。
可天安门也不是普通建筑。五四运动从那里走进历史，新中国又在那里宣告成立。
周总理找梁思成谈了话。
后来梁思成在会上说，
“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
。这句话落下，清华小组的图纸方向变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二日，清华营建系几位教师又聚到梁家。纸上不再只是一块玉璧，天安门、国旗、麦稻穗、齿轮被重新摆放。
林徽因仍在图纸旁。
她熟悉天安门。早年梁思成、林徽因曾测绘古建筑，这一次，建筑的比例、门洞、檐口、轮廓，都要从“像”走到“准”。
铅笔尖在纸上停了又走。
六月十七日，清华小组交出了新稿。金色五星和天安门成为主要内容，麦稻穗围在两侧，齿轮压在下方，红绶收束全局。
六月二十三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国徽图案。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到了九月二十日，命令公布。图案说明里写明，国徽内容为
“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
玉璧没有留下。
但林徽因留下的，不只是落选稿。她把古典中国的庄严、比例、纹样意识，带进了最后的国家标志里。
一九五〇年国庆前夕，第一枚木雕国徽挂上天安门城楼。红底金纹，天安门居中，麦稻穗向两边展开。
从一九四九年城楼上的空位，到一九五〇年金红两色的国徽落定，缺的那一年，原来都在一张张改过的图纸里。
林徽因那套玉璧方案静静躺回档案中，像一枚没有被采用的印章，美是真的美，不合适也是真的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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