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系虚构,文中人名、地名均为化名,与现实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代入。
老李家分床睡10年,老王家还挤一张1米5的床,两家老太太坐楼下晒太阳,谁也不看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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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家分床睡10年,老王家还挤一张1米5的床,两家老太太坐楼下晒太阳,谁也不看谁
我叫王秀兰,今年63了,住在县城老五金厂家属院。我们这院子不大,四栋楼,围着一个水泥地的院子,院子当中种着两棵老槐树,树底下摆着几个别人家淘汰的旧沙发、几把塑料凳子,天气好的时候,院里退休的老太太老头子都爱坐在那儿晒太阳、择菜、扯闲篇。
老李家的李桂芬住2号楼3楼,我住1号楼1楼。我俩同岁,都是63,都是五金厂退下来的,她以前在食堂,我以前在仓库。我嫁进这个院子比她早两年,她刚搬来那会儿,还是我帮她搬的煤球。那时候我们关系好得跟亲姐妹似的,她家包饺子给我送一碗,我家腌了咸菜给她捞一坛。可这两年,我俩坐楼下晒太阳,一个坐东头,一个坐西头,中间隔了那两棵槐树,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跟谁说话。
院里人都知道咋回事,可谁也不当面提。
先说我家。我家那口子叫王德厚,比我大两岁,今年65,以前是五金厂的车工。我们1979年结的婚,那时候厂里分了一间筒子楼,12平米,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煤炉,就这些家当。后来厂里盖了家属楼,我们才搬进这1号楼1楼,两室一厅,52平米,一住就是30多年。
我家那张床,是1米5的。1985年买的,那时候算大床了,花了我俩攒了小半年的钱,连床架带床垫,86块钱。那时候德厚一个月工资才43块,我在仓库一个月32块。那张床是实木的,床头上雕着两朵牡丹花,漆成枣红色。买回来那天,德厚用自行车驮着,我在后面扶着,从县城东关一直推到家,路上碰见熟人就停下来显摆两句。
那张床睡了快40年,中间换过两次床垫,床架子修过三回。德厚手巧,哪根榫头松了,他自己拿木楔子敲一敲,再用铁丝缠一缠,又能管好几年。前年儿子说要给我们换张新床,1米8的,带软包床头,德厚没让,说“睡惯了,换了睡不着”。
其实德厚不打呼噜,我也不打呼噜。我俩挤那张1米5的床,冬天还行,两个人挨着暖和;夏天就有点遭罪,胳膊碰胳膊,腿碰腿。可这么多年,谁也没提过分床睡。
院里人都知道我家的情况,也知道老李家的情况。老李家的李桂芬和她那口子李长顺,分床睡整10年了。
这事不是啥秘密,李桂芬自己以前在楼下说过。那是10年前的事了,她家老头李长顺那年55,还在厂里上班,李桂芬已经退了。她跟我们说,长顺晚上打呼噜太厉害,震得床板都响,她神经衰弱,整宿整宿睡不着,后来就去小屋里搭了张单人床,1米2的,自己睡。这一分,就是10年。
那时候我还劝过她,说“老夫老妻的,分啥床啊,他打呼噜你拿脚踹他呗”。李桂芬当时笑了笑,说“踹了,踹不动了”。
我当时没听明白她这话是啥意思。
后来才慢慢知道,李长顺那时候在外面有人了。那女的是他们车间新来的统计员,30来岁,离过婚,带个孩子。这事一开始没人知道,后来是李长顺自己露了马脚,那女的给他发短信,他忘了删,让李桂芬看见了。
李桂芬没吵没闹,也没去厂里找那女的,就是把长顺的被褥抱到小屋,说“你以后睡那屋”。长顺也没争,当晚就搬过去了。从那以后,两个人一个屋檐下过日子,一个锅里吃饭,可各睡各的屋,各过各的。
这事李桂芬只跟我一个人说过。那是2018年冬天,院里人都睡了,她来敲我家门,眼睛红红的,坐在我家沙发上,跟我说了半宿。她说“秀兰,我不是没想过离婚,可我都53了,离了婚我住哪?我一个月退休金才2000多,租房子都不够。再说儿子还没结婚,我总不能让他没爸吧”。
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捧着,一口没喝,水凉了。
后来长顺跟那女的断了,那女的调走了。可李桂芬和长顺还是分着屋睡,一直到现在。长顺今年65,李桂芬63,两个人还是各睡各的屋。长顺有时候晚上想进李桂芬那屋,李桂芬就把门反锁上。第二天在楼下碰见了,照样说话,照样做饭,就是晚上不开门。
我家德厚不是那样的人。德厚老实,一辈子没啥花花肠子。他下班就回家,回家就帮我干活,看电视看到9点半就洗脚睡觉。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就爱吃点猪头肉,爱听收音机里的评书。
可我家也有一本难念的经。
德厚5年前查出来糖尿病,2型,不算太重,可也得天天吃药。他吃饭得忌口,米饭不能多吃,甜的不能碰,水果都得挑着吃。我天天给他做饭,得单给他做一份,少油少盐,青菜豆腐,他自己也烦。有时候他馋了,偷着去楼下小卖部买根冰棍,回来让我闻出来了,我就说他,他就嘿嘿笑,说“就一根,就一根”。
我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是在仓库管了30年螺丝钉子,退休了拿2800的退休金,德厚拿3200。我们俩加一块6000块钱,在县城够花了。儿子在省城上班,一个月挣万把块,不用我们操心,儿媳妇也挺好,过年过节回来看看,孙子今年上初二了。
按说我这日子过得不错。可我跟李桂芬,从去年开始就不说话了。
去年春天,院里传开了一件事,说李桂芬家的老房子要拆迁了。李桂芬她娘家在县城边上留了一处老宅子,是她爸留下的,两间正房,一间偏房,院子挺大。这些年一直租给别人住,一个月收个三五百的租金。去年那块地被划进棚户区改造了,要拆了建新小区。补偿款算下来,68万。
68万,在我们县城,能买一套挺好的房子了。
李桂芬就一个儿子,叫李磊,今年38,在县城开出租车。儿媳妇在超市当收银员。两口子一个月挣不到7000块钱,还得养孩子。李桂芬跟长顺这些年攒了点钱,可也不多。这68万,对她家来说,是笔大钱。
拆迁款下来的那天,李桂芬来我家串门,脸上带着笑,说“秀兰,钱到了,68万”。我说“那挺好,你总算熬出头了”。她坐了一会儿,说她想给儿子20万,让他换辆新车,剩下的存着,自己养老。
我说“你自己拿主意就行”。
可没过几天,院里就传出来,说李桂芬那68万,给了她小叔子30万。
她小叔子叫李长河,是长顺的弟弟,比长顺小8岁,今年57。这人我认识,以前也在五金厂干过,后来厂子不行了,他就出去打零工,啥都干过,开过三轮,摆过地摊,还去工地看过大门。他媳妇前年得了场大病,乳腺癌,治了一年多,花了20多万,人还是没留住。为了治病,李长河把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还借了十几万的外债。儿子还没成家,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回不来一趟。
李长河一个人住在老五金厂后面的那片平房里,房子是他爸留下的,比他哥那套还破。他嫂子李桂芬拆迁的事,他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听说了,也没来找。是李桂芬自己去的。
那天是去年4月17号,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院里槐树刚发芽。李桂芬提着一兜子苹果,去了李长河家。去了多久不知道,反正回来的时候,苹果没拿回来。
过了两天,李长河来了一趟他哥家,提着一箱牛奶。在楼下碰见我,还跟我打招呼,说“嫂子好”。我看他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他上楼待了不到半个钟头就走了。
再后来,就传出来说李桂芬给了李长河30万。
这消息是谁传出来的,不知道。反正在院里传得有鼻子有眼,说李桂芬把30万现金装在一个黑塑料袋里,给李长河送去了。说李长河当时就跪下了。说长顺为这事跟李桂芬吵了一架。
这些话我都没亲见,可院里人都信。
我家德厚也听说了,回来问我“真的假的”。我说“不知道,没问”。德厚说“要是真的,李桂芬这事办得可不太地道,她儿子还没换车呢,她小叔子倒先拿上钱了”。
我没接话。
其实我心里也不得劲。我跟李桂芬这么多年,她家的事我知道得比谁都多。李长河媳妇治病那会儿,李桂芬还跟我借过5000块钱,说给小叔子应急,后来还了。那时候李桂芬跟我说“秀兰,你不知道,长河媳妇那病,把家底掏空了,长河一个大男人,在医院走廊里蹲着哭,我看着心里难受”。
可那是借,这是给。30万,不是小数。
我心里不痛快,倒不是因为她给小叔子钱。我是觉得,李桂芬这事没跟我说。以前她家啥事都跟我说,拆迁款下来第一个来我家报信。这回30万给了李长河,她一个字没提。我是从别人嘴里听说的。
那段时间,我在楼下碰见李桂芬,她还是照常跟我打招呼,说“秀兰,今天太阳好”。我就应一声“嗯”。可我没去她家串门,她也没来我家。
后来有一天,院里的赵大姐跟我说,“秀兰,你知道不,李桂芬那30万,是长顺让给的”。
赵大姐住3号楼,今年70了,退休前是厂里的会计,院里啥事她都知道。
我说“你咋知道”。
赵大姐说,“长顺跟李长河喝酒的时候说的,李长河自己说的,说‘我哥让我嫂子拿的钱,我哥说那钱是他爸妈留下的,有他一份’”。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
李桂芬娘家那处老宅子,是她爸留下的不假,可她爸去世的时候,是她和长顺伺候的,后事也是她俩办的。李长河那时候在外地打工,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老宅子后来翻修,也是李桂芬和长顺出的钱。这些事,院里人都知道。
要是长顺说那钱有他一份,那李桂芬给李长河30万,是长顺的主意,还是李桂芬自己的主意?
我去问了李桂芬。
那天晚上,我敲了她家的门。李桂芬开的门,看见是我,愣了一下,说“秀兰来了,进来坐”。
她家还是老样子,客厅里一张旧沙发,一个电视柜,电视机是10年前的老款,茶几上摆着一盘花生米,一盘咸菜。长顺在小屋里看电视,门关着。
我坐下,李桂芬给我倒了杯水。
我说“桂芬,我问你个事,你别多心”。
她说“你问”。
我说“那30万,是你给长河的,还是长顺让你给的”。
李桂芬端着水杯,半天没说话。后来她把水杯放下,说“秀兰,这事我不想说”。
我说“你就告诉我,是不是长顺让的”。
她说“是又咋样,不是又咋样”。
我说“要是长顺让的,那这钱是长顺他爸妈留下的,他给他弟,说得过去。要是你自己要给的,那你儿子那边咋交代”。
李桂芬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冷冷的,像不认识我似的。
她说“秀兰,我跟你这么多年,我以为你懂我”。
我说“我就是因为懂你,才来问你”。
她说“长河媳妇治病那会儿,我跟长顺说,咱得帮一把。长顺说,帮啥帮,他自己没本事,凭啥让咱帮。后来我偷着借给长河5000,你知道的。长河还钱的时候,长顺才知道,跟我吵了一架”。
她停了一下,说“这回拆迁款下来,我跟长顺说,这钱是我爸妈留下的,我得做主。长顺说,你做主可以,但长河那份不能少。我说,长河那份?我爸妈活着的时候,长河管过吗?我爸住院,长河来看过吗?我妈走的时候,长河在哪?长顺说,那是你爸妈,不是长河的爸妈?长河那会儿在外地,回不来。我说,回不来?一年回不来,两年回不来,十年回不来?咱爸咱妈想他,给他打电话,他说忙,没空。现在咱爸妈没了,他倒有份了?”
李桂芬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不大,可句句都像石头砸在地上。
我说“那最后咋还是给了”。
她说“长顺跟我闹,说不给就离婚。我说离就离。他说离了婚你啥也得不到。我说那钱是我的,我啥也不要你的。他说那你去跟长河说,说你不给。我说我不去,要去你去。他就自己去了。去了回来跟我说,长河哭了,说嫂子不容易,这钱他不要。我说不要就对了。可第二天,长顺又去了,回来跟我说,长河媳妇治病欠的钱,人家催债的上门了,再不还就要告他。我说告就告,跟我啥关系。长顺说,那是我弟。我说,你弟你管,我不管。他说,那钱有你一半,你不管也得管。我说,那钱是我爸妈的,跟你弟没关系。他说,你爸妈的?你爸妈活着的时候,你管过多少?你嫁到我们李家,你管过你爸妈吗?”
李桂芬说到这里,声音有点抖。
她说“秀兰,你知道的,我爸最后那两年,都是我伺候的。长顺那时候还在上班,一天假没请过。我爸住院,我一个人在医院守了40天,长顺就去过3回,每回待不到一个钟头。我妈后来瘫在床上,也是我伺候的,端屎端尿,擦身子,喂饭,长顺连手都没伸过。现在他说那钱是他爸妈的,他有份。我说那你去伺候啊,你去端屎端尿啊。他说那是你爸你妈。我说对啊,是我爸我妈,那钱也是我爸我妈的,跟你弟有啥关系”。
她说到这儿,停下来,喝了一口水。
“后来还是给了。长顺天天跟我闹,闹得我头疼。我想,给就给吧,30万,买个清净。可我心里不痛快。我不是舍不得钱,我是觉得,长顺他凭啥。他凭啥让我把爸妈留给我的钱,给他弟。他弟管过我爸妈一天吗?他管过吗?”
我说“那你就给了”。
她说“给了。长顺拿去的,黑塑料袋装的,30万。长河没要,长顺硬塞的。长河跪下了,长顺也哭了。我在家坐着,没去”。
那天晚上从李桂芬家出来,我心里堵得慌。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看了看2号楼3楼她家的窗户,灯亮着,可窗帘拉得严严的。
后来这事就在院里传开了。有人说是李桂芬傻,有人说是长顺不是东西,有人说是李长河命好,摊上这么个哥嫂。李桂芬从那以后就不太在楼下坐了,偶尔下来,也是坐一会儿就走。
我家德厚知道了来龙去脉,说“李桂芬这事办得对,换了我,我一分不给”。
我说“你凭啥不给,那是人家爸妈的钱”。
德厚说“那也不能给长河,长河凭啥”。
我说“就凭长顺是长河他哥”。
德厚说“哥咋了,哥就得管弟一辈子?李长河今年57了,又不是7岁”。
我没再说话。
可我心里一直有个事没想明白。李桂芬说,长顺跟她闹,说不给就离婚。李桂芬说离就离。可后来还是给了。她是怕离婚吗?她退休金2800,离了婚也够花。她是怕丢人吗?院里人啥不知道,她跟长顺分床睡10年,这事谁不知道。她到底怕啥?
这事我没问过李桂芬,她也没再说。
今年开春,天气暖和了,院里老人都出来晒太阳。李桂芬也下来了,坐东头,我坐西头。中间隔着两棵槐树,隔着赵大姐、刘婶、老孙头。我俩谁也不看谁。
有时候赵大姐会跟我说,“秀兰,你跟桂芬咋了,你俩以前多好啊”。
我说“没咋”。
赵大姐说“没咋你俩不说话”。
我说“没啥说的”。
赵大姐就不问了。
可我知道,李桂芬心里也别扭。有一回我起得早,在楼下碰见她倒垃圾,她看见我,愣了一下,想说啥,嘴张了张,没说出来。我也没说话,就过去了。后来她倒完垃圾回来,从我身边过,我闻见她身上有股膏药味,她以前腰不好,贴膏药。我想问她腰咋样了,可话到嘴边,没说出来。
其实我知道我为啥不跟她说话。不是因为那30万。那30万是她家的钱,她给谁跟我没关系。我不跟她说话,是因为她那天晚上跟我说“我以为你懂我”。那语气,那眼神,像是怪我。怪我去问她,怪我不理解她,怪我站在长顺那边。可我没站长顺那边,我就是想问问清楚。她不说就不说,为啥要怪我。
可后来我又想,她可能不是怪我。她是心里苦,没处说。她跟长顺分床睡10年,10年啊。10年一个人睡小屋,1米2的单人床,冬天冷,夏天热,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给长河30万,心里不痛快,可她跟谁说?跟儿子说,儿子怪她;跟长顺说,长顺跟她闹;跟院里人说,院里人看笑话。她只能跟我说。可我没接住。
我要是当时说一句“桂芬,你做得对”,或者“桂芬,你心里苦”,可能就不一样了。可我没说。我说的是“你儿子那边咋交代”。这话现在想起来,是有点伤人。
可话说回来,她也有不对的地方。她给长河钱,为啥不跟我说?她要是跟我说,我肯定帮她拿主意。她不说,是信不过我。她信不过我,我凭啥上赶着去问她。
就这样,两个人越来越远。
上个月,李桂芬的儿子李磊回来了。他开着一辆旧出租车,车身上还有划痕。我碰见他,他说“王姨好”。我说“李磊回来了”。他说“回来看看我妈”。我看他脸色不太好,也没多问。
后来听赵大姐说,李磊知道他妈给了小叔30万,跟他妈吵了一架。李磊说“妈,那钱是我姥爷留给你的,你凭啥给小叔”。李桂芬说“你小叔有难处”。李磊说“他有难处关我啥事,我换车的钱呢”。李桂芬没说话。李磊摔门走了。
赵大姐说这些的时候,李桂芬就坐在东头,闭着眼睛晒太阳,像没听见。
我不知道她听没听见。她耳朵好使,肯定听见了。可她没动,也没睁眼。
今天太阳好,我又坐在西头,李桂芬坐东头。中间隔着赵大姐、刘婶、老孙头,还有那两棵老槐树。槐树叶子绿了,风一吹,沙沙响。
赵大姐在跟刘婶说孙子的事,刘婶在说她儿媳妇,老孙头在打瞌睡。李桂芬闭着眼,我也闭着眼。
我闭着眼,心里想的是我家那张1米5的床。德厚今晚又得吃降糖药,我得提醒他。床单该换了,上星期洗的那条还没干透。德厚说想吃饺子,明天早上我去买点韭菜,割点肉,包一顿。他爱吃韭菜猪肉的,我爱吃白菜的,可这么多年,我一直包韭菜猪肉的,没包过白菜的。也不是没想过包白菜的,就是每次都忘了。
李桂芬家那张1米2的单人床,不知道换没换。她腰不好,睡单人床翻身都费劲。长顺那屋的床是啥样的,我没见过,也没问过。
我睁开眼,往东头看了一眼。李桂芬也睁着眼,也在往我这边看。我俩目光碰了一下,又都挪开了。
赵大姐还在说孙子,刘婶还在说儿媳妇,老孙头还在打瞌睡。风还在吹,槐树叶子还在响。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往家走。走到楼道口,我回头看了一眼,李桂芬还坐在那儿,闭着眼,太阳照在她脸上,她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老槐树的皮。
我上楼,开门,德厚在屋里听收音机,评书,单田芳的《白眉大侠》。他听见我进来,说“回来了”。我说“嗯”。他说“今儿太阳好”。我说“好”。
我坐在沙发上,想着李桂芬。她这辈子,伺候了爸妈,伺候了儿子,伺候了长顺,到头来,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我给长河那30万,她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是被长顺闹得没办法。可她不跟我说,她一个人扛着。她扛了10年分床睡的日子,扛了30万的委屈,扛了儿子儿媳的埋怨。她扛了这么多,连个说“你做得对”的人都没有。
可我呢。我跟德厚睡一张1米5的床,睡了快40年。我俩不吵架,不闹别扭,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的。可我心里也有委屈。德厚糖尿病,我得天天给他做饭,天天看着他吃药,天天担心他偷吃冰棍。我退休金2800,他3200,加起来6000,在县城够花,可也攒不下啥钱。儿子在省城,一年回来两趟,孙子跟我也不亲,来了就玩手机。我跟谁说?
我跟李桂芬说。以前啥都跟她说。可现在,我俩不说话了。
我想着,要不明天早上包饺子的时候,多包点,给李桂芬送一碗。她爱吃韭菜猪肉的,跟我家德厚一样。可我送去了,她要不接咋办。她要是接了,说“秀兰,你包多了”,我说“嗯,包多了”。那就还是没说话。
要不我明天早点下楼,趁她还没下来,我坐东头等她。她来了,看见我坐东头,肯定愣一下。我就说“桂芬,今儿坐这儿,太阳好”。她要是坐下,我就跟她说“桂芬,那30万,你给得对,长河有难处,你当嫂子的,做得够意思了”。她要是哭了,我就递张纸。她要是不哭,我就接着说“我家德厚想吃饺子,明天我包,给你送一碗”。
可我要是不说呢。我要是明天还是坐西头,她还是坐东头,我俩还是谁也不看谁呢。
我不知道。
我今年63了,李桂芬也63。我俩还能坐几年楼下晒太阳?10年?20年?等到坐不动了,这事还没过去,那这辈子就过去了。
可我又想,这事到底怪谁。怪长顺?长顺是闹了,可那钱是李桂芬爸妈的,长顺说破天也没道理。怪李长河?李长河是拿了钱,可他是真难,媳妇没了,债主上门,他一个大男人跪在地上哭,那场面我想想都难受。怪李桂芬?李桂芬给钱是心软,可不给又能咋样,长顺天天闹,日子还过不过。怪我?我就是问了句话,我就是没接住她那句话。我就是坐西头,没坐东头。
谁都没错,可这事就是过不去。
德厚在屋里喊我,说“秀兰,水开了”。我站起来去厨房,路过窗户,往楼下看了一眼。李桂芬还坐在那儿,赵大姐她们都走了,就剩她一个人。她低着头,不知道在看啥,可能在看她自己的手。
我进了厨房,关了火,把水灌进暖壶。德厚说“晚上吃啥”。我说“面条”。他说“行”。
我站在厨房里,手里拿着暖壶,心里想,明天我包饺子,韭菜猪肉的,多包点。给李桂芬送一碗。她要是开门,我就说“桂芬,我包多了,给你尝尝”。她要是接过去,我就走。她要是让我进去坐,我就进去坐。她要是跟我说那30万,我就听着。她要是哭,我就递纸。她要是啥也不说,我就坐着。
可她要是不开门呢。她要是不接那碗饺子呢。她要是不让我进去呢。
那我就端回来,自己吃。可那碗饺子,我端去了,她接了,这事就过去了。她要是不接,那这事就真的过不去了。
我今年63了,我不想这事过不去。
可我又想,这事过不去,又能咋样。日子还得过,太阳还得晒,饺子还得包,德厚还得吃药。李桂芬还是住2号楼3楼,我还是住1号楼1楼。她坐东头,我坐西头。中间隔着赵大姐、刘婶、老孙头,隔着两棵老槐树。
谁也不知道,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会坐哪头。
我自己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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