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6日,长春大房身机场附近,国民党守军新编第38师突然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攻。枪声传来时,钟伟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已经离开长春,正在向开原、通江口方向推进。
乍看之下,这个调动颇为冒险。长春城内仍有数万守军,郑洞国也没有投降,城外围困部队却抽走了唯一的主力纵队。倘若守军趁机突围,甚至与沈阳方面的廖耀湘兵团会合,后果确实难以估量。
但战场判断不能只看地图上的兵力数字,还要看部队的实际状态。长春守军名义上曾有十万人,经过数月围困、作战损失、人员逃亡和疾病饥饿,到9月底时,已经远不是一支完整的野战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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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守军的核心,是郑洞国指挥的第一兵团,下辖新编第7军和第60军,正规部队约六万余人。为扩大兵力,守军还把地方保安队、警察和逃入城内的人员编入预备部队,账面数字因此被抬高到十万人左右。
数字很大,战斗力却不能一概而论。真正具备较强作战能力的,主要是新编第38师等少数部队,其余一些暂编部队装备不足,训练也不整齐。围城开始后,这种差距很快暴露出来。
5月下旬,长春守军曾为抢粮和控制机场出城攻击,先后投入新编第7军两个师、第60军一个师。结果遭到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六纵队截击,暂编第56师损失尤其严重,两个团被歼,副师长和团长也被俘,出城部队累计损失五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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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郑洞国不敢再轻易出城,只能依靠城防固守。然而,坚守并不意味着兵力能够保全。6月至9月,围城部队不断进行局部攻击,同时展开政治攻势。长春守军内部逐渐出现逃亡和投诚,且人数不断增加。
据东北野战军当时的报告,仅6月25日至8月25日,长春守军逃亡和投诚人员就超过一万人,其中正规军占相当比例。到长春解放前,相关人员总数已达一万八千余人。再加上战斗、饥饿、疾病造成的损失,守军的实际兵力和士气都明显下降。
有意思的是,长春城内并非没有突围念头。9月间,郑洞国曾命令两个主力师从西北方向突击,企图寻找包围薄弱处,但行动很快被击退,又损失两千余人。失败之后,守军虽然还握有枪械,却已经缺少发动大规模突围所需的组织能力。
因此,钟伟纵队的南下,并不是对长春完全不管不顾,而是建立在对守军状态的判断之上。围城任务被交给多个独立师承担,主力纵队则转向沈阳以北,争取在辽沈战场的关键方向形成更大压力。
1948年9月29日,东北野战军电令第12纵队,将长春外围任务移交给各独立师,立即南下开原、通江口一线。经过准备,纵队于9月30日离开长春外围。此时,东北野战军已经决定把主要力量投入辽沈战场,长春变成牵制和等待敌军崩溃的战场。
当然,指挥部并没有低估长春守军的残余战斗力。10月6日,新编第38师在其他部队配合下,突破独立第7师阵地,前锋一度接近大房身机场。萧劲光随即组织反击,并奉命以炮火控制机场、破坏跑道,防止敌军恢复空中补给。
机场跑道被炮火打得无法使用,守军的突击也失去关键支撑。到10月8日,新编第38师继续推进困难,出击部队被迫撤回。这次行动说明,长春守军仍有局部突击能力,却已经无法改变全局。
钟伟纵队南下后,并非只承担一个方向的任务。袁升平回忆,纵队曾作两手准备:如果长春守军向梅河口方向撤退,部队便向东截击;如果敌军向四平方向撤退,则转向北面堵截。另一种可能,是迅速南下,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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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辽沈战役中的兵力调度逻辑。长春守军被困已久,难以形成大规模机动作战;沈阳方面的廖耀湘兵团,却是能够影响战局走向的野战力量。对东北野战军来说,不能为了看住一座孤城,放弃歼灭沈阳援军的机会。
10月17日,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19日,新编第7军投诚;10月21日,郑洞国被部下带出投诚。长春守军的瓦解,证明此前的判断并非冒险押注,而是围城、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长春局势稳定后,东北野战军于10月20日命令钟伟率第12纵队自开原南下,配属部队随后跟进,先向铁岭推进,再把矛头指向沈阳。离开长春,并不是放弃长春,而是因为这座城市已经被牢牢困住,真正决定辽沈战役结局的战场,正在沈阳方向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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