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4月下旬，南京城刚刚易帜，35军军部里来了一位衣着讲究的中年女子。她没有递交复杂的证明，也没有在门口久候，只对卫兵说：“我是陈修良，请让你们政委出来。”这句话，让在场的人立刻警觉起来。
在当时的南京，陈修良这个名字并不适合公开出现。她长期负责地下党工作，身份一旦暴露，带来的不只是个人危险，还可能牵连一批隐藏在各条战线上的同志。可解放军进城后，她却主动走进35军军部，说明这次见面并非寻常拜访。
35军政委何克希很快接见了她。两人此前并不是第一次打交道，只是过去的联系极其隐秘。一个在城外统筹军事行动，一个在城内维系地下组织，双方传递消息，往往要经过多重关系和巧妙掩护。如今南京已经解放，原本只能通过暗号确认身份的人，终于可以面对面说话。
陈修良出生于1907年，浙江宁波人。她的家庭条件较好，年轻时完全可以选择一条安稳的生活道路。偏偏时代把许多知识青年推到了历史的转折口，她在求学期间接触进步书刊，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丰富经验的地下工作者。早年的学习、组织生活和复杂环境中的磨炼，逐渐让她形成了谨慎、果断的办事风格。后来，她曾赴苏联学习，回国后投入秘密工作。那段经历使她明白，地下斗争靠的不是一时勇气，而是纪律、判断和耐心。
抗日战争时期，陈修良在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工作。上海人员复杂，交通繁忙，表面上越是平常的地方，越可能隐藏着危险。她需要联络进步人士，保存组织力量，也要在敌人的监视下保护同志。许多事情不能留下文字，许多决定只能在短暂会面中完成。
抗战胜利后，南京成为新的工作重点。国民党政府重新控制这座城市，特务机构密集，原有地下组织又遭受过破坏。陈修良承担起恢复和发展南京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工作对象涉及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以及部分上层人士。
这类工作最难的地方，不在于把人召集起来，而在于辨别谁值得信任。一次联络出了差错，就可能导致整个关系网暴露。因此，南京地下党十分重视单线联系和分散活动。同志之间未必知道彼此全部身份，传递消息也尽量避免留下可以追查的痕迹。
陈修良所面对的，并不只是搜捕和跟踪。南京经济困难，社会秩序混乱，民众对战争和政局都十分疲惫。要让群众理解共产党的主张，不能只靠口号，还要在具体问题上取得信任。救助被捕同志家属、保护进步学生、传递真实消息，这些细小工作，构成了地下组织的根基。
有意思的是，她在公开场合常常以普通妇女甚至富家太太的形象出现。衣着体面并不等于身份显赫，恰恰能够减少盘问。敌人往往盯住那些行动异常的人，却未必会注意一个出入日常场所、谈论家常琐事的女子。外表是掩护，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临场判断。
1948年以后，国民党统治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出现严重危机，南京地下工作的任务也更加紧迫。陈修良一方面继续巩固城市内部的组织，一方面配合解放战争大局，搜集情况、保护人员，并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的人士。
这里必须说明，地下党在南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凭几次偶然行动就能改变战局。解放南京的决定性力量来自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但城内组织的坚持，确实减少了破坏，保存了社会力量，也为接管工作提供了条件。战争胜负之外，城市能否平稳转入新的秩序，同样需要大量细致准备。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北平和谈协议上签字，人民解放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南京解放。城外炮火和城内接管工作紧密相连，陈修良也结束了长期隐蔽状态，开始与进城部队直接衔接。
她来到35军军部时，身份已经无需继续隐藏。那句“我是陈修良”，既是自我介绍，也是地下工作者向接管部队发出的正式确认。对于何克希等军政干部来说，这个名字意味着南京地下党多年积累的组织关系，也意味着一份需要迅速核实和妥善保护的工作成果。
接下来的重点，不是庆贺身份公开，而是恢复秩序、保护档案、安排人员，防止敌特破坏和社会混乱。陈修良熟悉南京的街巷、机构和人员情况，这些信息对接管城市有实际价值。她从秘密战线走到公开岗位，工作性质变了，责任却没有减轻。
南京城的旗帜更换，只用了一个夜晚；地下组织从隐蔽状态转入公开工作，却经历了多年风险。35军军部那次会面之所以被反复提起，正因为它把两个世界连接在了一起：一边是刚刚结束的秘密斗争，另一边是即将展开的城市接管。陈修良报出姓名之后，南京地下党与人民解放军之间的联系，也由暗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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