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到了潮阳之后呢？

提起韩愈被贬，我们最熟悉的是这两句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元和十四年（819），一篇反对迎奉佛骨的奏表，让韩愈从刑部侍郎变成了潮州刺史。潮州在唐代一度称为潮阳郡，诗中的“潮阳”，指的就是他要赴任的潮州。

一、八千里的路，究竟有多难走“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什么事呢？韩愈这次获罪，起因是唐宪宗迎奉佛骨。皇帝将法门寺的佛骨迎入宫中，供奉三日，随后交由京城寺院轮流供养，王公士民纷纷追随。韩愈给皇帝上书，阻止这件事。一封朝奏九重天，他在《论佛骨表》中指出，有人散钱施舍，有人灼烧头顶、手指，争相表示虔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一次迎奉，引来了民间不断加码的效仿。为了劝阻宪宗，韩愈把话说得很重。他列举黄帝、少昊、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尧、舜、禹以及商周时期一些君主的寿命，强调按照古书的记载，佛教尚未传入中国时，许多帝王已经年寿绵长。谈到东汉以后的历史，他又把奉佛与帝王寿命、王朝兴亡联系起来，说佛教日益兴盛，王朝却仍然乱亡相继，国运短促。他还拿梁武帝作例子，说梁武帝“三度舍身施佛”，宗庙祭祀不用牲畜，自己一天只吃一顿饭，食物也限于蔬菜瓜果。奉佛如此虔诚，最后仍被侯景围困，饿死台城。在韩愈看来，这正可以说明，奉佛求福并不可靠。他最后提出：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有司”指负责处理此事的官员。韩愈请求宪宗把佛骨交给有关官员，投入水火，彻底结束这场佛骨崇奉。这些话触到了宪宗的忌讳。《资治通鉴》记载，宪宗此时热衷求长生，曾下令访求方士，还让声称能采得仙药的柳泌（bì）暂任台州刺史，方便他调动地方人力求药。皇帝如此在意自己的寿命，韩愈却接连谈论帝王短命、王朝覆亡，听起来实在刺耳。《旧唐书·韩愈传》记载，宪宗说，批评自己奉佛太过，尚可容忍；竟然说奉佛以后帝王多有短命，这就无法接受了。他一度准备处死韩愈，经过裴度、崔群等人求情，才改为贬官潮州。韩愈保住了性命，却必须迅速离开长安。在唐代，岭南不少州县距离京城遥远，交通不便，又有令人畏惧的瘴疠（zhàng lì），因而常被选作贬谪之地。韩愈对岭南的艰难，早已有过亲身体验。贞元十九年（803），三十多岁的他由监察御史贬为连州阳山县令。在阳山任上，他写下《送区（ōu）册序》，说当地“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走陆路，要翻越险峻的山岭，还得提防虎豹；走水路，江流湍急，水中横着锋利的石头，船只一旦失控，便可能撞碎、沉没。他甚至说，这样的事故“往往有之”。如今再赴岭南，韩愈已经五十多岁了。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还能不能经得住这一路的折腾。即使平安赶到潮州，还要过疾病这一关。古人所说的“瘴疠”，包含疟疾等疾病，当时的人们常把它们归因于南方的瘴气。离开长安后，韩愈走到蓝关，即今陕西蓝田县东南一带的蓝田关，遇上了大雪。他在这里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回望家园，云山阻隔；眼前南下的路，又被大雪挡住。此时的韩愈仍在陕西，离潮州还有漫长的路程，却已经担心自己能否活着回来。诗的末尾，他对侄孙韩湘说：好收吾骨瘴江边。“瘴江”泛指岭南的江流，这里指向他将要赴任的潮州一带。这句话几乎是在交代身后事：倘若自己死在南方，将来还请侄孙替他收拾遗骨。这场灾难也波及了他的家人。韩愈后来在《女挐圹铭》中记下，自己离京后，有关官吏以罪人家属不能留在京城为由，催逼家人动身。他的第四个女儿，才十二岁，本已卧病，仍被迫随家人仓促上路。一路颠簸，饮食失调，最终死在商南层峰驿，暂葬于路旁山下。一句“夕贬潮阳路八千”，读起来不过片刻。真正走上这条路，韩愈失去了一个女儿，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回来。知道了这些，再看他到任后的那封谢表，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二、一封谢表，他希望能让自己赶紧回去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韩愈于这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抵达潮州。不久，他向宪宗呈上《潮州刺史谢上表》。开头写道：臣以狂妄戆（zhuàng）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此前还敢请求皇帝把佛骨投入水火的人，如今承认自己狂妄愚昧、不懂分寸，甚至说死上一万次也抵偿不了罪过。接着，他感谢皇帝免去死罪，让自己继续做官、领取俸禄。这当然有低头认错的意思，也有谢表这种臣下文书的礼仪要求。韩愈需要让皇帝相信，自己仍是一个愿意效忠的臣子，才有可能重新获得宽宥。不过，他在认错时留下了一层分辨：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谓臣言虽可罪，心亦无他。话说得有罪，心里却没有别的企图。他承认言辞冒犯，仍把动机说成“愚忠”“狂直”。整篇谢表没有赞美佛骨，也没有宣布收回反对迎奉的意见。认罪之后，他开始诉说处境：路途艰险，风涛难测，自己又年老多病，头发白了，牙齿落了，身处远方，在朝中也没有亲近的党援。若皇帝不肯怜惜，还有谁愿意替自己说话？他甚至说自己“死亡无日”，随时可能死去。只说自己过得苦，还不足以完成这场自救。韩愈接下来要说明，朝廷把他调回去，仍然用得上他。他先说，自己不通人情世故，只有学问文章从未荒废；又谦称“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意思是自己的文章尚无过人之处。紧接着，语气便变了：若是为陛下论述功德、制作乐章，即使古人复生，自己也不肯多让。那位熟悉的文章高手，又展示出了自信。韩愈盛赞宪宗平定叛乱、恢复朝廷威权的功业，建议前往泰山举行封禅（shàn），祭告天地。他愿意献上自己的文章本领，把这些功绩写入典册，传给后世。这封谢表颇像一份附上特长说明的“调岗申请”：臣虽然犯了错，手里还有能为朝廷效力的本事。到了结尾，他又写道：瞻望宸（chén）极，魂神飞去。遥望朝廷所在的方向，心神仿佛已经飞到了皇帝身边。韩愈想回去的心情，写到这里，已经很急了。其中的奉承不必替他遮掩。他确实想回去，想重新得到任用，也确实把姿态放得很低。但不能只凭这些文字，就认定此前敢于进谏的韩愈全是装出来的，这就未免把一个人的处境看得太简单。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一句话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到了潮州，他开始用皇帝能够接受的语言，为自己争取出路。而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潮州刺史的事情，也得有人做。三、给鳄鱼下通知，最迟七天搬走《新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到任后询问百姓疾苦，得知当地鳄鱼为患，吞食牲畜，使百姓生计受损。他亲自前往察看，命属吏秦济把一头猪、一只羊投入溪水中，并宣读自己写下的祭文，这就是著名的《祭鳄鱼文》。文章的口气很有意思。韩愈先讲道理，说明自己奉命治理此地，鳄鱼却盘踞水中，吞食牲畜，繁衍后代，简直是在与刺史争强，不能继续容忍。随后，他正式安排鳄鱼的去处：潮州南面就是大海，大到鲸，小到虾蟹，都能在那里生活，请带上同类，迁往海中。搬家的期限也写得清清楚楚：三天。三天不够，可以宽限到五天；五天还不够，最多七天。到期仍然不走，就要选派有本领的吏民，拿起强弓毒箭来对付它们。这份“搬家通知”既交代地点，又规定期限，连逾期怎么办都写好了。当然，鳄鱼不会阅读公文。真正能够听懂这番话的，是当地的官吏和百姓。从这个角度看，祭鳄也是刺史向治下百姓表明态度：这件事，他要管。文中，韩愈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身份的：守此土，治此民。韩愈接着说，自己虽然能力薄弱，也不能向鳄鱼“低首下心”，给地方官丢脸，苟且偷生。把这些话与谢表放在一起读，很能看出韩愈此时的处境。写给皇帝，他说自己衰病难支，盼着早日离开；面对地方上的祸患，他又清楚地说，自己受命治理这里，就得承担这里的事情。至于祭鳄的结果，史书写得颇有神异色彩：祭告当晚，暴风雷电骤起，数日后水潭干涸，鳄患从此消失。这种叙述带有贤官感通神物的意味，不能据此认定韩愈真凭一篇文章就把鳄鱼赶走了。但能从他自己的文字中看清的，是他愿意出面除害的态度。这份心意，也出现在《潮州祭神文》中。当连雨妨碍稻谷成熟、蚕生长结茧时，韩愈想到的是后面的难处：收成误了，农夫蚕妇拿什么交赋税，又靠什么维持衣食？他向神灵祈求放晴，还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若是刺史失职，应当惩罚刺史，并问：百姓何罪，使至极也。百姓有什么罪，要让他们困苦到这个地步？向皇帝写信时，他恳求怜惜自己的老病；为百姓祈晴时，他也替那些耕田养蚕的人求一条生路。自己的处境还没有改善，他已经在为别人的日子着急了。四、学校要有老师，学生也要吃饭在潮州，韩愈还留下了一篇《潮州请置乡校牒》。“牒（dié）”是一种公文。这篇文章谈的，是恢复当地学校教育的事。韩愈说，潮州学校废弛已久，年轻人缺少从师学习的机会。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也一定有忠信之人。潮州有一万多户人家，难道就找不出值得培养的人吗？他把责任落在地方官身上：刺史、县令不去组织教导，乡里的年轻人自然无处求学。于是，他把目光投向赵德。依韩愈的评价，赵德为人沉静，通晓经书，能写文章，尊崇儒家之学，可以担任教师。韩愈提出，请他代理海阳县尉，任衙推官，专门管理州学、督导学生，让这件事有一个具体负责的人。老师找到了，经费也要有着落。韩愈提出，拿出自己俸钱中的十万钱作为生息的本金，以所得收益供应学生饭食。这位写过《师说》的韩先生，到了潮州，连学生的“食堂经费”也操心起来。谢表中，他感谢皇帝让自己继续领取俸禄。这俸禄干什么了呢？原来他用一部分来兴办教育。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韩愈的心思便看得更完整了。在蓝关，他忧虑自己的余生。到了潮州，他也开始为别人的将来费心。
五、韩愈交了一位和尚朋友潮州生活中，还有一件容易让人意外的事：韩愈与大颠（diān）和尚有所来往。一个刚因反佛获罪的人，转头与僧人交朋友，难免引来猜测。是不是吃了苦头，便开始信佛了？后来，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专门回应了这种传闻。依他的说法，自己身处远地，难得找到可以谈话的人。大颠聪明，通晓道理，能超然面对外物，不轻易被世事扰乱，因此被请到州城，住了十多天。韩愈还坦率地说，与大颠谈话，自己虽不能完全理解，却觉得这位和尚胸中通达，没有滞碍，十分难得。韩愈去海边祭神时，也到过大颠的住处；调往袁州前，还留下衣物告别。这些往来，他都承认，而且说是“人之情”。但他随即申明：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他没有因此转而崇信佛法，也没有向僧人求取福报。这封信当然包含韩愈为自己辩解的意思，但仍然能让我们看见他对大颠的欣赏。他反对佛教，却也愿意承认这位和尚的见识与修养。在这件事上，倒有几分我们今天所说的“对事不对人”。远离熟悉的亲友，一位谈得来的人，可以给艰难的日子添一点安慰。韩愈愿意与大颠往来，临别也愿意留下一份心意。这些细节，让那个以刚直闻名的人，多了几分可亲近的样子。六、他离开了潮州，潮州却永远记住了他韩愈的谢表，最终真的起了作用。《旧唐书·韩愈传》记载，宪宗读后谈到此前的佛骨之谏，承认韩愈“大是爱我”，韩愈其实还是爱我的，只是不应该说奉佛与短命有关系。皇帝已有重新任用之意，宰相皇甫镈（bó）却反对立即召还，主张先调往别的州郡。于是，韩愈转任袁州刺史。次年，他又被召回朝廷，担任国子祭酒。韩愈在潮州的任期不满一年，此后却成为当地人反复追念的一段历史。两百多年后，苏轼应请撰写《潮州韩文公庙碑》，记下潮人对韩愈的纪念：遇到水旱、疾病，人们会到庙里祈祷。原来的庙设在刺史公堂后面，百姓前去祭拜，出入不便；后来筹建新庙，百姓便热心参与。碑文还特别提及韩愈任用赵德兴学，把这件事与当地重视学问、品行的风气联系起来。这里面已有后世的推崇与神化。一次短暂的任职，被历代记忆不断充实，韩愈逐渐成为潮州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不过，纪念所依托的，也有他当年留下的具体事情：过问民生，出面除害，延请教师，资助学生。他如此“急于”离开的地方，后来长久地记住了他。回头看那几个月，他的心情始终复杂。他害怕疾病与死亡，思念朝廷，愿意低头求归；与此同时，他也认真面对刺史任上的事务，关心这里的人怎样生活、怎样读书。急着回去，并不妨碍他关心要在这里过一辈子的人。朝廷何时召还，他决定不了；州学有没有老师，学生吃饭的钱从哪里来，却是眼下可以着手的事。他没有等到自己的日子顺心了，才肯为别人做这些事情。我们记得蓝关风雪中那个敢于进谏、又担心客死异乡的韩愈，也可以再往前看一段：八千里走到尽头，他还有文章可写，有学生可以帮助，有一州百姓的事情需要料理。他盼着回去，却也没有把眼前的日子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