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大伯住院，说有件事想交代，说了一半，他哭了

我大伯今年七十二，查出来是肝癌晚期，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最多还有三个月。

那天是三月十七号，下午两点四十，我记一辈子。我站在住院部三楼走廊里，手里攥着那张CT报告单，纸边都被我捏出汗印子了。走廊里一股消毒水味儿，混着隔壁病房飘出来的稀饭味儿，有个老头在喊护士换药，声音跟拉风箱似的。

我大伯没儿没女，一辈子光棍。我爸兄弟三个，他排老大，我爸排老二，底下还有个三叔，早年去南方打工就没了音信。我大伯年轻时在纺织厂当机修工，后来厂子倒了，他就在街上修自行车，修了二十多年。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从他摊子前过，他总给我五毛钱买冰棍，那钱带着机油味儿，我攥在手里舍不得花。

我妈说，你大伯这辈子就攒了两样东西，一辆二八大杠，一个铁皮盒子。二八大杠早骑不动了，铁皮盒子不知道装啥，搁在床头柜最底下那层，用一把小铜锁锁着。

我推开病房门的时候，大伯正靠在床头，手里捏着个橘子，没剥。他看见我就笑，说，小峰来了。他瘦得厉害，颧骨顶出来，手上青筋一根一根的，像老树根。

我把报告单塞进裤兜，说，大伯，没啥大事，就是肝上长了个东西，切了就行。

他说，你别糊弄我。我七十二了，不是七岁。

我坐下来，给他剥橘子。他摆摆手，说不吃，你吃。我就把橘子搁在床头柜上，挨着他那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先进工作者”五个红字，边儿都磕掉漆了。

那天下午他没说什么，就问了问我媳妇怀没怀上，又问我妈腰还疼不疼。我说都好。他说，你妈那个腰，是当年背你落下的病根，你记着点。

我说，记着呢。

晚上我回家，我妈问咋样。我说还行。我妈叹了口气，从厨房端出一碗排骨汤，说，明天给你大伯带去，他爱喝这个。

第二天我提着保温桶去医院，大伯精神看着比昨天好点，坐起来了，还让我把窗帘拉开。窗外有棵老槐树，刚冒芽，绿不绿黄不黄的。他看了半天，说，小峰，你去把门关上。

我把门关上，又坐回床边。他伸手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铁皮盒子，搁在腿上。盒子不大，跟个饭盒差不多，铁皮都锈了，边角磨得发亮。

他说，钥匙在我裤腰带内侧那个小兜里，你掏一下。

我愣了愣，伸手去摸他裤腰。他住院穿的还是那条灰布裤子，腰上缝了个暗兜，我手指头探进去，摸到一把小铜钥匙，用红绳拴着。

他说，打开。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咔嗒一声，锁开了。盒子里东西不多，最上面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年轻女人，扎两条辫子，笑得眼睛弯弯的。照片底下是一张存折，还有一封信，信纸都发黄了，折得四四方方。

大伯说，照片上这个人，你得叫大妈。

我手一抖，照片差点掉地上。我说，大伯，你啥时候结的婚？

他说，没结。就差一步。

他让我把信拿出来。我展开信纸，字是钢笔写的，蓝黑墨水，字迹清秀，像是女人写的。开头写着“建国哥”，那是我大伯的名字，李建国。

信不长，就一页。大意是说，她家里给她说了门亲事，对方是供销社的，有正式工作，她爹妈逼得紧，她没办法，让建国哥别等她了。落款是“秀兰”，日期是一九七九年十月。

我大伯说，秀兰是纺织厂的挡车工，跟他一个车间。他修机器，她看车。那时候厂里不让谈恋爱，他们偷偷好了三年。后来秀兰家里知道了，嫌我大伯是临时工，死活不同意。秀兰被关在家里半个月，出来的时候就给他写了这封信。

我问，那后来呢？

他说，后来她就嫁了。嫁到隔壁县，再没见过。

我说，那这存折——

他说，你打开看看。

我翻开存折，户名李建国，开户日期是一九八零年三月。第一笔存了八块钱，备注栏写着“秀兰结婚”。第二笔是八零年四月，存了五块，备注“秀兰生孩子”。第三笔八零年五月，存了三块，备注“秀兰孩子满月”。往后每个月都有，有时候三块，有时候五块，最多的一次是九零年，存了五十，备注“秀兰男人没了”。

一直存到去年十二月，最后一笔存了两百，备注“秀兰病了”。

我算了算，四十三年，一共存了八万七千六百块。

大伯说，这钱你帮我取出来，给她送去。她男人走了，儿子在南方，她一个人在县医院住着，我听老同事说的。

我说，大伯，你自己咋不去？

他说，我去了。去年腊月去的，走到县医院门口，没进去。我搁那儿站了半个钟头，看见她儿子扶她出来晒太阳，她头发全白了，瘦得跟个纸片似的。我就回来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平得很，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我说，那你现在——

他说，我这样了，去不了。你替我去一趟。钱给她，别说是我的，就说是老同事凑的。

我说，她要是问呢？

他说，她不会问。她认得我的字。

我低头看那存折，一笔一笔，密密麻麻的。最后一页夹着张纸条，上面写了个地址：清河县医院住院部二楼内科。

我把东西收好，盒子重新锁上。大伯说，钥匙你拿着。我说，你呢？他说，我用不着了。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在医院陪床。大伯半夜疼醒了，我喊护士来打了一针。他迷迷糊糊地说，小峰，你别跟你妈说秀兰的事。我说，嗯。他又说，你爸也不知道。我说，嗯。他说，你爷爷当年就是肝上的病走的，我没跟你爸说，怕他害怕。

我说，大伯，你歇着吧。

他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说，小峰，我这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东西。你大妈嫁人的时候，我想，我每个月存点，等她过不下去了，我给她送去。后来她男人没了，我想，再等等，等她儿子成家了。再后来她儿子去南方了，我想，再等等，等她老了。等来等去，等到我自己快没了。

他说，人这一辈子，等不起。

我攥着他的手，手凉得像块铁。我说，大伯，你睡吧，明天我给你买豆腐脑。他说，要咸的。我说，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去买豆腐脑，回来的时候病房门关着。我推门进去，大伯靠在床头，眼睛闭着，嘴角有一点豆腐脑的汤渍。护士说，刚才他非要自己吃，手抖得端不住碗，洒了一身。

我把碗放下，拿毛巾给他擦。他睁开眼，说，小峰，我做了个梦。我说，啥梦？他说，梦见你大妈了，她还扎着两条辫子，在车间里冲我笑。

我说，那是好梦。

他说，是好梦。然后就又闭上眼睛，这回睡着了，打起了小呼噜。我坐在床边，看着他，想起小时候他带我去修车摊，我坐在他工具箱上吃冰棍，他蹲在地上补胎，满手黑油。那时候我觉得我大伯是世上最厉害的人，什么车都能修好。

下午我妈来了，提着一兜子苹果。大伯醒着，跟我妈说了几句话。我妈问他吃啥，他说想吃饺子。我妈说，明天给你包。他说，白菜猪肉的。我妈说，行。

我妈出去洗苹果的时候，大伯叫我，说，小峰，你过来。我凑过去，他说，那钱，你尽快去。我说，等你出院。他说，我等不到出院了。我心里一紧，说，别胡说。他说，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

他停了停，说，还有件事。你大妈那个儿子，叫建军。当年秀兰写信告诉我，她生了，我给起的名字。你去了别找他，直接找秀兰。她儿子不知道有我这个人。

我说，好。

他说，存折密码是你大妈生日，十月十八。

我说，记住了。

他笑了笑，说，小峰，你比你爸心细。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存折和信锁进我床头柜里。我媳妇问我大伯咋样，我说不太好。她说，那你多去陪陪。我说，嗯。她说，你大伯一辈子不容易。我说，我知道。

夜里我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那个叫秀兰的女人。想她收到那笔钱会是什么表情，想她会不会问是谁给的，想她要是猜到了会不会哭。又想我大伯这四十三年，每个月去银行存那几块钱，柜员都换了好几茬了吧，他得填多少张存款单。

第三天我去医院，大伯开始说胡话了，一会儿喊秀兰，一会儿喊妈。医生来看了，说是肝性脑病，让做好准备。我给我爸打电话，我爸从老家赶过来，进病房就哭了。大伯醒过来，看见我爸，说，老二，你来了。我爸说，哥，你咋不早说。大伯说，说了你也帮不上忙。

我爸坐在床边，攥着大伯的手，两个老头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大伯说，老二，老宅后面那棵枣树，今年该结果了。我爸说，嗯。大伯说，你摘了给孩子们吃，别卖。我爸说，嗯。

大伯又睡过去了。我爸转头问我，大夫咋说。我说，就这几天了。我爸抹了把脸，说，你大伯这辈子，就吃了没文化的亏。当年厂里让他转正，他非要把名额让给一个家里孩子多的同事。后来人家转正了，他下了岗。

我说，他跟我说了秀兰的事。我爸愣了愣，说，秀兰？我说，纺织厂的。我爸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爷爷当年不同意，嫌人家家里要彩礼。你大伯为这事跟家里闹翻了，搬出去住。后来秀兰嫁了，你大伯就再没提过。

我说，他存了钱，让我送去。我爸说，你送吧，别跟你妈说。

第四天早上，大伯忽然清醒了，要坐起来。我扶他靠着床头，他说，小峰，你把那个盒子拿来。我去护士站把我存的包拿过来，把铁皮盒子搁他腿上。他摸着盒子，说，钥匙给你了。我说，嗯。他说，信和存折都在里头。我说，嗯。他说，你去了，把这个盒子给她。我说，好。

他停了停，说，还有一句话，你替我告诉她。

我说，你说。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来。眼泪就下来了。

他拿手背去擦，擦了一把又一把，后来索性不擦了，就那么淌着。他哭得没声儿，就肩膀一抖一抖的，眼泪顺着脸上的褶子往下流，流到下巴，滴在铁皮盒子上。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大伯哭。

我小时候从自行车后座上摔下来，胳膊折了，他没哭。我爷爷走的时候，他在灵堂里守了三天，没哭。纺织厂倒闭那天，他回来把工作服叠好放进柜子，没哭。就连知道自己肝癌晚期那天，他都没掉一滴眼泪。

可这会儿他哭得像个孩子。

我坐在床边，一句话说不出来。我想递张纸巾给他，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我觉得这时候做什么都是多余的。

他哭了一会儿，不哭了，拿袖子把脸擦了擦，说，小峰，你记住，那句话是——我对不起她。

我说，大伯，你没有对不起她。

他说，有。那年她说她爹妈不同意，我说我去求他们。她说你别去，去了更麻烦。我说那我等你。她说你别等。我说我等。后来她嫁人了，我想去找她，又怕她为难。再后来她男人没了，我想去找她，又怕她儿子不认。我等了一辈子，等到最后也没敢去。

他说，你告诉她，我后悔了。我该去的。

我说，我记住了。

他说，你把盒子拿走吧，我看看窗外。

我把铁皮盒子从他被子上拿开，他转头看窗外那棵槐树。芽已经长开了，绿油油的，天蓝得透亮。他看了好一会儿，说，这树比去年绿得早。

我说，今年春天暖和。

他说，是啊。

那天下午三点二十分，大伯走了。我爸在走廊里打电话通知亲戚，我在病房里收拾东西。护士把白布盖上，我站在床边，手里抱着那个铁皮盒子，盒子还是温的，大伯的体温。

我没哭。我就觉得心里有个地方空了，像被人挖走了一块。

办完丧事是四月初。头七那天晚上，我跟我爸在老宅院子里烧纸，我爸说，你大伯那个事，你抓紧办。我说，明天就去。我爸说，钱取出来了吗。我说，取了，今天下午取的。

八万七千六，我取的现金，银行柜员问我干啥用，我说给亲戚治病。她给我拿了个牛皮纸袋装着，我揣在怀里，一路走回家，心跳得跟打鼓似的。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去清河县，导航显示八十六公里，走高速一个半小时。我上高速的时候天刚亮，路两边都是麦田，绿油油的。我开着车窗，风灌进来，吹得眼睛发酸。

到了清河县医院，我把车停好，在门口买了两个包子，没吃，揣着。进住院部上二楼，内科在走廊尽头。我找到护士站，问，有个叫张秀兰的病人吗。护士翻了翻本子，说，有，27床，往里走右手边。

我走过去，27床在靠窗的位置。床上躺着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脸上没什么肉，颧骨跟我大伯一样，顶得老高。她闭着眼睛，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上打着点滴。

床头柜上摆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年轻女人扎两条辫子，笑得眼睛弯弯的。

我站在床边，没说话。旁边床上一个中年男人抬起头，问，你找谁。我说，我找张秀兰。他说，我妈，你哪位。

我说，我是李建国的侄子。

中年男人愣了愣，说，李建国？我说，对，纺织厂的。他回头看了看他妈，又看看我，说，你坐吧。

我坐下来，把牛皮纸袋搁在腿上。我说，我大伯让我来的。他上个月走了，肝癌。

中年男人没说话。床上老太太动了动，睁开眼，看着我。她眼睛浑浊，但眼神很亮，跟我大伯照片上那个姑娘的眼睛一模一样。

她说，建国？

我说，我是他侄子。

她说，他走了？

我说，走了。

她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说，他叫你来的？

我说，他让我把这个给你。

我把牛皮纸袋搁在床头柜上，又把那个铁皮盒子拿出来，放在纸袋旁边。我说，盒子里有张照片，还有一封信，还有一本存折。存折里是八万七千六百块，他存了四十三年，从你结婚那天开始存的，每个月都存，一直到去年。

她看着那个铁皮盒子，伸手摸了摸，手指头哆嗦。她说，这个盒子我认得。当年我给他买的，在百货大楼，花了三块六。

她打开盒子，看见那张黑白照片，眼泪就下来了。她拿着照片，看了半天，说，他留着呢。

我说，他说他对不起你。

她说，他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我说，他说他该去找你的。

她摇摇头，说，他去了。我住院第一天他就来了，站在楼下，我看见了。我儿子扶我出去晒太阳，我看见他站在花坛后头，没进来。我知道他来了。

我说，他让我告诉你，他后悔了。

她说，我比他后悔。

她哭的时候没声儿，眼泪顺着眼角流到枕头上。她儿子站在旁边，手足无措，说，妈，你别哭。她摆摆手，说，你出去。她儿子看看我，我点点头，他就出去了。

病房里只剩我们俩。她说，你叫啥。我说，小峰。她说，小峰，你大伯这辈子，吃了太多苦。我说，我知道。她说，他那个厂，当年要是转正了，就不一样了。我说，他把名额让给别人了。她说，他就是那个脾气。

她摸着存折，翻开，一页一页看。看完了，合上，说，这钱你拿回去。

我说，他给你的。

她说，我活不了几天了，用不着。你拿回去，给他修修坟。

我说，大伯的后事都办好了。

她说，那你就留着。

我说，不行，他交代了的。

她看着我，说，你这孩子，跟你大伯一个脾气。

我说，我小时候他天天给我买冰棍。

她笑了笑，说，他心善。

她停了一会儿，说，你回去，到他坟上，替我烧张纸。就说，秀兰谢谢他。

我说，你自己去说。

她说，我起不来了。

我说，能起来。我等你。

她没说话，转头看窗外。窗外是一堵墙，什么都没有。她说，那年他站在我家门口，站了一夜。我爹不让他进，他就站着。第二天早上我开门，他还在。我说你走吧。他说我等你。我说别等了。他说我等。后来我关了门，再没开过。

她说，我关了门，哭了一天。我爹说，哭啥，供销社那家有正式工作。我说我不嫁。我爹说，不嫁你就别认我这个爹。我就嫁了。

她说，结婚那天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路过纺织厂门口，看见他在修车。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我坐在车上，没敢回头。

她说，这一晃，四十三年。

我说，他每个月都存钱。

她说，我知道。有一年我在街上碰见他同事，说他每个月都去银行。我猜到了。

我说，那你咋不找他。

她说，我有家了。后来男人没了，孩子还小。再后来孩子大了，我想，他要是还等着，就该来找我。他没来。我就想，他大概忘了。

我说，他没忘。

她说，我知道了。

那天下午我在病房待到三点多。秀兰大妈跟我讲了很多事，讲她跟大伯在车间里怎么认识的，讲大伯给她修过纺车，讲他们去人民公园划过船。她讲着讲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走的时候我说，大妈，你好好养病。她说，你走吧。我说，我改天再来看你。她说，不用了，你忙你的。

我说，我答应大伯了。

她说，你答应他啥了。

我说，他说让我把盒子给你。我给了。

她说，那你回去吧。

我走到门口，她叫我，说，小峰。我回头。她说，你大伯那句话，我听到了。

我说，哪句话。

她说，他说他后悔了。我听到了。

我说，好。

我开车回城的路上，把车窗摇下来，风灌进来，吹得眼泪往下淌。我拿袖子擦了擦，擦不干净。我就想，我大伯这一辈子，存了八万七千六，存了四十三年，最后就为了说一句对不起。

回到家，我爸问我咋样。我说，送到了。他说，她咋说。我说，她收到了。

我爸坐在院子里抽烟，抽了半根，说，你大伯年轻的时候，攒了半年工资，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准备给秀兰。后来秀兰嫁了，他把手表卖了，钱存了。我说，你咋知道。他说，你奶奶说的。你大伯那人，啥事都憋着。

我说，他憋了一辈子。

我爸说，咱家人都这样。

过了三天，秀兰大妈的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我妈走了。我说，啥时候。他说，昨天夜里，睡着走的。她说让我告诉你一声，让你别去了。她说谢谢你。

我说，我知道了。

他说，那个铁皮盒子，我妈让我留着。她说等她走了，跟她的东西一起烧。

我说，好。

他说，还有，我妈让我问你，你大伯的坟在哪儿。

我说，城西公墓，A区12排。

他说，我妈说让我去磕个头。

我说，来吧。

他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我媳妇问我谁打的。我说，秀兰大妈的儿子。她说，那个秀兰大妈？我说，嗯。她说，走了？我说，走了。

她没说话，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把手搁在我手背上。我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去床头柜里把那个牛皮纸袋拿出来。存折还在里面，我翻开，第一笔八零年三月，八块钱。我算了算，四十三年，五百多个月，每个月都存，从来没断过。

我大伯一个月工资最多的时候也就一千多，他得省下多少顿豆腐脑，多少包烟，才存出这八万七千六。

第二天我去城西公墓，在我大伯坟前站了一会儿。碑上就一行字：李建国之墓。我蹲下来，把一包豆腐脑搁在碑前，咸的。我说，大伯，钱送到了。她收到了。她儿子说要去给你磕头。

我坐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是那天在病房，秀兰大妈让我记的。她说，你大伯那句话，我收到了。她还说，你告诉他，我不怪他。从来没有。

我把那张纸烧了，灰飘起来，被风吹散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往山下走。走到半路，手机响了，我媳妇发来一条微信：晚上吃啥。

我回了两个字：饺子。

她说：啥馅。

我说：白菜猪肉。

她发了个笑脸。

我把手机揣兜里，抬头看了看天，蓝得透亮，跟那天大伯看窗外的时候一样。我想起他说的那句话，这树比去年绿得早。

是啊，今年春天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