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十一岁 在闺女家住十四年 老宅拆迁拿280万 儿子闻讯从外地赶回

我八十一岁 在闺女家住十四年 老宅拆迁拿280万 儿子闻讯从外地赶回

楔子

我今年八十一了，耳朵还灵，眼睛也不花，就是腿脚不太利索，走多了路膝盖疼。我住在闺女家十四年了，从她家老大还没出生，住到现在她家老二都上了初中。女婿姓赵，叫赵大勇，在县城开出租车，人老实，话不多，从来没跟我红过脸。闺女叫陈玉芬，在县医院当护士，性子急，但心肠热，对我没得说。我每天的日子很简单，早起喝一碗小米粥，然后搬个小凳子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看楼下人来人往。中午睡个午觉，下午帮闺女择择菜，晚上看会儿电视，九点准时上床。日子过得像白开水，没滋没味，可也踏实。

上个月，老家陈楼村来人通知我，说老宅子要拆了，高铁要从村后头过，整片都拆。我家的老宅，我嫁过去住了四十多年的那个院子，五间瓦房，一个猪圈，门口两棵枣树，要没了。拆迁办的人给我算了一笔账，宅基地加房屋加附属物，再加奖励，一共二百八十万。我听完，手抖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二百八十万，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我嫁到陈家的时候，陈玉芬她爹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把我接进门，家里就一口铁锅，三个碗，两张床板拼的床。那时候谁能想到，那块地方能值二百八十万。

消息传出去第三天，我儿子陈建国从深圳回来了。

陈建国是我唯一的儿子，今年五十二了。他在深圳待了二十多年，开过小饭馆，卖过电子元器件，搞过物流，后来在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队长，一直干到现在。他媳妇是四川人，在深圳一家超市做收银员，两口子带着一个儿子，租在城中村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他上一次回来，还是五年前他爹去世的时候。那次他回来待了三天，走了以后就没再回来过。平时也不怎么打电话，逢年过节发条信息，有时候连信息也没有。我有时候想他，想给他打电话，又怕打扰他。他忙，我知道，他过得也不容易。

那天下午，我正坐在阳台上择韭菜，听见门响，然后是赵大勇的声音，说，建国来了。我抬起头，看见陈建国从门口进来，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袋是香蕉，一袋是橘子。他胖了，头发也白了，脸上油光光的，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拉链拉到一半，露出里面的红色T恤。他看见我，叫了一声妈。我说，你回来了。他说，回来了。他把水果放在茶几上，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他看了看我的腿，说，腿咋样了？我说，老样子。他说，看过医生没？我说，看了，说是关节退行性变，没啥好办法，就吃吃药。他说，那就别老坐着，多活动活动。我说，嗯。然后我们俩就不说话了。我继续择韭菜，他坐在旁边看着，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头一下一下地敲着。

闺女下班回来，看见她哥，愣了一下，然后说，哥你回来了。陈建国说，嗯。闺女说，吃饭没？他说，在路上吃了碗面。闺女说，那我再给你做点。他说，不用，不饿。闺女进了厨房，我听见她在里面叮叮当当地收拾。女婿从外面回来，跟陈建国打了招呼，两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那天晚上，陈建国住在了客房。客房很小，原来是小外孙的玩具房，后来外孙大了，腾出来放了张单人床。陈建国躺在上面，腿都伸不直，可他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一早，陈建国就跟我提了钱的事。他说，妈，老宅拆迁的事我知道了。我说，你咋知道的？他说，村里有人跟我说的。我说，嗯。他说，二百八十万？我说，拆迁办说的，还没到手呢。他说，那也快了。我说，嗯。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妈，这笔钱你打算怎么分？我抬起头，看着他。他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看着电视，电视里在放早间新闻，一个女主播在说高铁通车的消息。我说，我还没想好。他说，妈，我是你儿子，按理说这钱应该有我一份。我说，你爹走的时候，你回来待了三天。他说，我忙。我说，你忙，你忙了五年。他不说话了。

那天下午，闺女把我拉到她屋里，关上门，跟我说，妈，我哥是不是来要钱的？我说，他提了。闺女说，他凭什么？这十四年，他管过你吗？你生病住院，他回来过吗？你过生日，他打过电话吗？我爹走的时候，他待了三天就走了，连头七都没过。这些年，是谁伺候你的？是我，是赵大勇。他陈建国凭什么来分钱？我说，他是你哥。闺女说，他是我哥，可他尽过当哥的责任吗？他尽过当儿子的责任吗？我低下头，不说话。闺女说，妈，我不是要你的钱，这钱是你的，你想给谁给谁。但你不能让他这么欺负人。我说，我知道。

闺女说得对。这十四年，我住在闺女家，吃闺女的，喝闺女的，生病了闺女伺候，闷了女婿陪我说话。陈建国在深圳，一年到头连个电话都没有。我过生日，他从来没打过电话。我住院做白内障手术，闺女跟医院请了假，在病房里陪了我三天。陈建国那会儿在深圳干什么，我不知道，也没问。我不想问。问了他也不会回来。他从小就这样，心野，待不住，想往外跑。他爹活着的时候说他，你跑吧，跑了就别回来。他就真的很少回来。

可他是我的儿子。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小时候也乖过，也在我怀里睡过，也拉着我的手叫过妈。他考上高中那年，我卖了家里唯一一头猪给他交学费。他去深圳那年，我连夜给他纳了一双鞋垫，上面绣着平安两个字。他走的时候，我站在村口，看着他坐的大巴车开远了，才回家。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月亮，哭了半宿。这些事情，他大概都忘了。可我忘不了。

陈建国在家住了三天。那三天，他跟赵大勇喝了两顿酒，跟闺女吵了一架，跟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说妈，这钱你要是全给我妹，我不服。我说，我还没说全给你妹。他说，那你打算怎么分？我说，我还没想好。他说，妈，我在深圳过得不容易，你孙子马上要上高中了，学费一年好几万，我们租的房子又小又贵，你儿媳妇身体也不好。我说，你媳妇怎么了？他说，腰椎间盘突出，站久了就疼，超市的活快干不了了。我说，那你就回来。他说，回来干什么？深圳再难，也比这儿强。我说，这儿是你家。他说，妈，我回来能干啥？我五十二了，谁要我？我说，你爹留下的地，还有几亩。他说，那几亩地能挣几个钱？我说，那你就在深圳待着。他说，所以我说，这笔钱你得给我分点，我拿了钱，在深圳付个首付，以后日子就好过了。我说，你妹伺候了我十四年。他说，我知道，所以我说分，没说全要。我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分？他说，一人一半。我说，那你妹这十四年怎么算？他说，妈，那是她当闺女的本分。我说，你当儿子的本分呢？他不说话了。

第二次谈，是陈建国要走的那天早上。他拎着包，站在门口，说，妈，我走了。我说，嗯。他说，你考虑考虑我说的事。我说，我考虑。他说，那我等你信。我说，建国。他回过头。我说，你今年多大了？他说，五十二。我说，你爹走的时候，你四十七。他说，嗯。我说，你爹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让建国回来吧，别在外面漂了。我说，我给你打电话说了，你说你忙，回不来。他说，妈，那会儿确实忙。我说，你爹头七你都没过。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建国，你爹到死都没闭上眼。他抬起头，看着我，眼圈红了。他说，妈，我对不起我爹。我说，你对不起的不光是你爹。他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拉开门走了。

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想了一整天。我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想起他爹的样子，想起这十四年我在闺女家过的日子。我想起闺女每天下班回来给我带的水果，想起女婿每天早上给我倒的洗脚水，想起外孙趴在我膝盖上叫姥姥。我想起陈建国在深圳的城中村，想起他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媳妇，想起他那个要上高中的儿子。我想起二百八十万，想起钱。我想起很多事，想得头疼。

晚上闺女回来，我让她把赵大勇也叫过来，坐在客厅里，跟他们说，拆迁款的事，我决定了。闺女说，妈，你想好了？我说，想好了。这笔钱，我分成三份。一份一百万，给玉芬。这十四年，你伺候我，这是你该得的。闺女说，妈，我不要。我说，你听我说完。一份一百万，给建国。他在深圳不容易，孙子要上学，儿媳妇身体不好，这笔钱给他安家。闺女说，妈，你给他那么多？我说，他是我儿子。闺女说，那我呢？我说，你还有一份。剩下八十万，我自己留着。我今年八十一了，活不了几年了。这八十万，我留着养老，看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走了以后，剩下的钱，你们俩平分。

闺女听完，半天没说话。赵大勇在旁边说，妈，这钱是你的，你怎么分都行。闺女瞪了他一眼，说，你闭嘴。然后她看着我，说，妈，你给他一百万，我没意见。但你得让他知道，这钱不是白给的。他拿了这钱，以后得管你。你生病了他得回来，你过生日他得打电话。他要是做不到，这钱我替你要回来。我说，行，我跟他说。闺女说，还有，这钱不能一次性给他。你给他存着，一年给他十万，让他每年都回来一趟。他回来一趟，你给他十万。他不回来，就不给。我说，这法子行。闺女说，妈，我不是跟他争钱，我是怕他拿了钱又跑了，你白疼他一场。我说，我知道。

第二天，我给陈建国打了电话。我把我的决定跟他说了。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妈，行。我说，建国，钱我可以给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他说，你说。我说，以后每年至少回来一趟。我活着一年，你回来一年。我死了，你爱回不回。他说，妈，你说什么呢。我说，我说的是实话。他说，行，我答应你。我说，还有，这钱我不一次性给你。我给你存着，你回来一趟，我给你十万。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给。他说，妈，你不信我？我说，你让我怎么信你？你五年没回来了。他沉默了。过了很久，他说，妈，我今年过年回来。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梧桐树。叶子黄了，落了满地。秋天了。我想起陈楼村的老宅，那两棵枣树，每年秋天都结满枣，我拿竹竿打枣，陈建国和陈玉芬在下面捡，一个捡一个吃，吃得满嘴都是枣泥。那时候陈建国才七八岁，光着膀子，晒得黑不溜秋的，笑起来露着两颗豁牙子。他爹坐在门槛上抽烟，看着他们兄妹俩闹，脸上带着笑。那些日子，像是上辈子的事了。可我想起来，还跟昨天一样。

钱到账那天，我去银行开了个户，把二百八十万存了进去。我让银行的小姑娘帮我设了个密码，密码是我和陈建国他爹结婚的日子，一九六二年腊月十八。这个日子，陈建国不知道，陈玉芬也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拿着那张存单，揣在贴身的兜里，回了家。闺女问我，妈，办好了？我说，办好了。她说，你放心了？我说，放心了。她说，那你以后就别操心了，好好过日子。我说，嗯。

今年过年，陈建国回来了。他一个人回来的，媳妇没来，说身体不好，坐不了长途车。孙子也没来，说要补课。陈建国在家住了五天，这是二十多年来他在家待得最长的一次。他帮我扫了院子，擦了窗户，陪我去了一趟陈楼村。老宅已经拆了，一片废墟，碎砖烂瓦堆了一地。那两棵枣树也没了，只剩下两个树桩子，断面白花花的，像是骨头。陈建国站在树桩子旁边，蹲下来，摸了摸那个断面。他说，妈，这树是我小时候你栽的。我说，嗯。他说，那会儿你跟我说，等枣树结了枣，就给我做枣糕吃。我说，嗯。他说，后来我出去了，就没吃上。我说，今年没枣树了，做不成了。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妈，对不起。我说，走吧。

那天晚上回来，我给了陈建国十万块钱。他接过钱的时候，手有点抖。他说，妈，这钱我拿去付首付。我说，行。他说，以后我每年都回来。我说，你回来就好。他说，妈，你恨我不？我说，恨你干啥？他说，我没管你。我说，你管不管你，我都活到八十一了。他笑了，笑得有点难看。我也笑了。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他的脸胖了，肉松松的，跟小时候不一样了。可他还是我的儿子。他五十二了，我也八十一了。我们还能见几面？见一面少一面了。

陈建国走的那天，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下楼。他走到楼下，抬头看见我，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他转身走了，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角。我站在阳台上，站了很久。风把梧桐树的叶子吹到我脚边，我弯腰捡起来，攥在手里。叶子是黄的，脆的，一捏就碎。我想，明年秋天，梧桐树还会长新叶子。可我呢？我还能看几回梧桐树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闺女从屋里出来，给我披了件外套，说，妈，外面凉。我说，嗯。她说，我哥走了？我说，走了。她说，他说明年还回来？我说，他说了。闺女说，妈，你信他？我说，信不信的，他回来就行。闺女扶着我进了屋，让我坐在沙发上，给我倒了杯热水。我捧着杯子，暖着手。电视里在放春节联欢晚会的重播，热热闹闹的。我看着电视，心里很平静。二百八十万，分了三份。闺女一份，儿子一份，我自己一份。我谁也没亏待，谁也没偏着。我这一辈子，生了两个孩子，养大了他们，看着他们成了家。我没攒下什么钱，就这一座老宅，换了二百八十万。这钱分了，我的心就安了。安了，就好了。

我喝了口水，水是温的，从嗓子眼暖到胃里。我想起陈建国小时候，我给他喂水，他也是这样，小口小口地喝，喝完了冲我笑。那时候他多小啊，小得能放在我的膝盖上。现在他五十二了，我也八十一了。日子过得真快，快得像一阵风，吹过去就没了。可那风里，有我的四十年，有他爹的一辈子，有陈楼村的老宅，有那两棵枣树。风停了，什么都没了。可我心里有。我心里有那些日子，有那些人，有那些事。谁也拿不走。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我坐在沙发上，捧着水杯，看着月亮。闺女在厨房洗碗，赵大勇在拖地，外孙在写作业。屋里暖暖的，有饭菜的香味，有电视的声音，有家人的脚步声。我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想，这就是我的日子。我的日子，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