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虚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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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虚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那天是腊月十九,风刮得跟刀子似的,我蹲在城南批发市场后门的台阶上啃一个凉馒头,手指头冻得捏不住,馒头渣掉在裤子上,我低头去捡,就听见身后有人跺脚。
“哎,你在这儿干啥?”
我抬头,一个男的,四十来岁,穿件灰扑扑的棉袄,手里拎着半袋子土豆,脸冻得通红,正拿眼上下扫我。我说我等人。其实我等谁呢?谁也没等,就是走累了,想找个背风的地方歇会儿。我已经三天没正经吃饭了,身上那件薄棉衣还是秋天从旧衣回收箱里翻出来的,拉链坏了,用一根鞋带系着。
“等人?这后门早关了,等谁?”他把土豆袋子换了只手拎着,凑近一步,“你哪儿的人?听口音不像本地的。”
我没吭声。他又问:“吃饭了没?”
我捏着半块馒头没说话。他看了看我手里的馒头,又看了看我脚上那双裂了口的运动鞋,忽然叹了口气:“走吧,跟我回去吃口热的。我就住前面那片平房,不远。”
我犹豫了一下。他补了一句:“我一个人住,老婆跟人跑了,屋里就我一个。你吃顿热乎饭,歇歇脚,明天想走就走。”
我跟他走了。
那地方确实不远,穿过批发市场后面那条脏兮兮的小巷,再过一个铁路涵洞,眼前一片低矮的平房,家家门口堆着蜂窝煤和烂纸箱子。他掏出钥匙开了一扇铁皮门,屋里一股煤烟味混着隔夜饭菜的味儿扑面而来。一张双人床占了大半间屋,床上的被子没叠,黑乎乎地团着。墙角一个铁炉子,上面坐着一把熏得发黑的铝壶。
他捅开炉子,添了两块煤,烧上水,又从碗柜里摸出两个鸡蛋,一把挂面。我坐在床边的小马扎上,看着炉火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的。
“你叫啥?”他问。
“小玉。”
“哪的人?”
“北边的。”
“北边哪的?”
“记不清了。”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没再问。面煮好了,他给我盛了一大碗,卧了两个荷包蛋,滴了几滴酱油。我端着碗,手抖得厉害,第一口面烫得我眼泪都下来了。他坐在对面抽烟,看着我吃,烟灰弹在地上。
“慢点,锅里还有。”
那天晚上我没走。吃完面,他指了指床:“你睡那头,我睡这头,中间搁个枕头。”我点点头。夜里他翻了几次身,后来一只手伸过来搭在我腰上,我没动。再后来他就压过来了,嘴里喷着烟味和蒜味,我偏过头,盯着墙上那张发黄的明星海报,数上面的人有几个脑袋。完事之后他很快就睡着了,打呼噜。我起来用炉子上的温水擦了擦身子,把鞋带重新系紧,坐在马扎上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我没走。第三天也没走。他叫赵大柱,在附近一个工地看大门,一个月一千八,管一顿午饭。他让我在家待着,给他做做饭,洗洗衣服。我做了。他又给了我一件他老婆留下的旧毛衣,红的,袖口脱了线,我缝了缝穿上,他说好看。
那阵子他对我还行。下班回来带两个包子,或者半只烧鸡,往桌上一扔:“吃。”晚上还是那事,我不太愿意,但也没法说不。他有时候喝了酒,会坐在那儿跟我说话,说工地上的事,说工头克扣工钱,说以前老婆怎么跟卖保险的跑了,说着说着就骂起来,骂累了倒头就睡。
我听着,不接话。他问一句我答一句,他不问我就坐着。有一天他忽然盯着我看:“你是不是这儿有问题?”他指了指自己脑袋。
我说没有。他说:“那你咋老发呆?跟你说话你也不吭声,叫你做饭你就做饭,叫你睡觉你就睡觉,跟个木头人似的。”
我没说话。他哼了一声,没再追问。
日子就这么过了快两个月。开春了,他工地那边活多起来,有时候晚上不回来,就住在工棚。我一个人在家,把屋子收拾了一遍,从床底下扫出来他老婆留下的几件衣服、一双高跟鞋、半包卫生巾。我把东西叠好放在柜子最上层,没扔。他回来看到柜子整齐了,愣了一下,啥也没说。
变化是从他村里来人开始的。那天他带了个人回来喝酒,那人叫老周,五十多岁,驼背,脸上坑坑洼洼的,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一进门就盯着我看。赵大柱说这是他一个村的,在附近收废品。两人喝酒,我在旁边剥花生。老周喝多了,拍着赵大柱的肩膀说:“你小子行啊,白捡个媳妇。”
赵大柱嘿嘿笑,没说话。老周又说:“比我家那个强,我家那个跑了三年了,连个信儿都没有。”
那天晚上老周走了以后,赵大柱坐在床边抽烟,抽了半宿。我睡了一觉醒来,他还坐着。我说你咋不睡,他说:“小玉,你说你到底是哪儿的人?你家里还有谁?你咋就一个人跑出来了?”
我裹着被子没动。他又说:“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从家里跑出来的?你是不是结过婚?有孩子没?”
我说没有。他把烟头摁灭在窗台上,躺下来,背对着我:“明天把身份证给我看看。”
我没有身份证。第二天早上我跟他说身份证丢了。他脸沉下来:“丢了?那你到底是哪儿的人?派出所能查吧?”
我说我不想去派出所。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那个笑让我心里发毛。“行,不去就不去。那你就在家待着,哪也别去。”
从那以后他就变了。先是说话开始带刺。我做饭咸了,他把碗一推:“连个饭都做不好,你还能干啥?”我拖地,他说拖得不干净,白吃白喝。晚上那事也越来越粗鲁,有时候我疼得缩起来,他就骂:“装什么装?又不是没弄过。”
我不敢吭声。他给我吃的,给我地方住,我身上一分钱没有,外面还冷。我想过走,可往哪走呢?我连这个城市叫啥都是听他说的,出门拐两个弯就找不着回来的路。有一回我趁他上班,自己走出去想认认路,走到铁路涵洞那儿就懵了,两边看着都差不多,转了半天又转回来了。我坐在门口台阶上等他下班,他回来看见我就冷笑:“怎么没跑?”
我说我没想跑。他说:“你跑一个试试?你连身份证都没有,谁要你?”
四月里有一天,他带回来一个人,就是那个老周。这回老周没喝酒,坐在那儿搓着手,眼睛在我身上转来转去。赵大柱把我叫过来:“小玉,你跟老周走吧。”
我没反应过来。他又说了一遍:“老周人不错,收废品一个月也能挣个两三千。你跟他过,比跟我强。”
我看着老周,老周咧嘴笑了笑,露出几颗黄牙:“小玉,我那儿有地方住,比这宽敞。我还会做饭。”
我说我不去。赵大柱站起来,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你不去也得去。我这儿养不起你了,工地上要裁人,我自己都快没饭吃了。老周愿意要你,你跟他走,对大家都好。”
我说:“你当初领我回来,现在又把我往外推?”
他别过脸不看我:“当初是当初。现在养不起了。”
那天晚上他们俩喝了酒,老周喝多了,靠在床边打呼噜。赵大柱过来推我:“去,跟老周睡那边去。”
我抱着被子没动。他扯了一把,被子掉在地上。我弯腰去捡,老周醒了,迷迷糊糊伸手拽我胳膊。我甩开了,跑到炉子旁边站着,手摸到炉台上那把火钳子。
赵大柱说:“你干啥?”
我说:“你们别逼我。”
他看着我手里的火钳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行,行,你还来劲了。放下。”
我没放。僵了一会儿,老周摆摆手:“算了算了,今天算了。”他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赵大柱送他出去,回来摔上门,指着我鼻子骂:“你他妈给脸不要脸!老周哪点不好?你跟着他起码能吃口饱饭!你以为你是什么金贵东西?”
我没说话,把火钳子放回炉台上,蹲下来把被子捡起来,拍上面的灰。他骂累了,倒头睡了。
第二天他上班走的时候,把门从外面锁了。
我推了推门,铁皮门哗啦啦响,锁得死死的。窗户是那种老式的木格子窗,外面有铁栏杆,栏杆空隙倒是能伸出去一只手,但人钻不出去。我坐在床边,看着从窗户缝里漏进来的一线光,从东边移到西边。
中午他没回来。晚上也没回来。第二天也没回来。
我饿了两天。第三天下午,我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是隔壁那个收破烂的老太太,隔着窗户喊我:“小玉?小玉你在不在?”
我应了一声。老太太说:“大柱让我给你带几个包子,说你闹脾气不肯出来。”
我说:“婶子,你帮我把门开开,他把我锁了。”
老太太在外面捣鼓了半天,锁是老式挂锁,她拿钳子拧了半天没拧开,最后从窗户栏杆缝里塞进来四个凉包子,一壶水。“你先吃着,我去找找大柱。”
包子是白菜馅的,皮厚馅少。我吃了两个,喝了半壶水,把剩下两个揣在兜里。天黑了,老太太没回来,大柱也没回来。我又在屋里转了一圈,翻了翻柜子,找出来他老婆那半包卫生巾旁边,有一把生了锈的小剪刀,还有一卷胶带。我把剪刀揣在裤兜里。
第四天早上,赵大柱回来了,带着一身酒气。他开门进来,看我坐在床边,包子吃完了,水壶也空了。他没说话,倒在床上就睡。我站起来,走到门口,门没锁。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翻了个身,嘴里嘟囔着什么。
我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太阳很大,晃得我眼睛疼。我沿着那条巷子往外走,经过收破烂老太太的门口,她正蹲在地上分拣纸箱子,看见我愣了一下,张了张嘴,没喊出来。我冲她点了点头,继续走。穿过铁路涵洞,上面过火车,轰隆隆响,我在涵洞下面站了一会儿,等火车过去才继续走。
走到批发市场后门,就是赵大柱当初领我回去的地方。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摸了摸兜,那两个包子还在,已经凉透了,硬邦邦的。我啃了一口,咽不下去,吐了出来。
然后我看见对面有个小饭馆,门口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招洗碗工,包吃住”。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了过去。
老板是个女的,四十来岁,胖乎乎的,正蹲在门口择菜。我问她招人不,她抬头看了看我:“你多大?”
我说三十一。
她又看了看我的手:“洗过碗没?”
我说洗过。
她站起来,甩了甩手上的水:“行,管吃管住,一个月一千六,干得好再加。你先试试。”
我说好。
那天晚上我睡在饭馆后面那间小杂物间里,一张折叠床,铺着旧棉絮,隔壁就是厨房,能听见冰箱嗡嗡响。我躺在那儿,手伸进裤兜,摸到那把生锈的小剪刀。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早上六点起来,开始洗碗。一摞一摞的盘子碗,油乎乎的,热水烫得手发红。我洗了一整天,到晚上手指头都弯不了。老板看了看我洗的碗,说还行,挺干净。
我在那儿干了半个月。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后厨洗碗,听见前面有人说话,声音很熟。我透过传菜口的小窗户往外看,是赵大柱。他坐在靠门口的桌子那儿,要了一碗面,正跟老板聊天。
“老板娘,你最近看见一个女的没?个子不高,长头发,说话有点愣。”
老板说:“啥女的?我们这儿来来往往的人多了。”
赵大柱说:“就一个傻乎乎的,脑子不太灵光。跑出来好几天了,我找找她。”
老板说:“没看见。”
赵大柱吃完了面,付了钱,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正好对上传菜口后面我的眼睛。他愣了一下,我也没躲。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啥也没说出来,推开门走了。
老板进来收盘子,看我站在那儿,问:“咋了?你认识?”
我说不认识。
老板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又过了几天,老周来了。他没进饭馆,就站在马路对面,抽着烟往这边看。我隔着玻璃看见他了,他看了半天,也没过来,后来就走了。
那天晚上老板找我,说:“小玉,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
我说没有。
老板说:“今天有人来打听你,一个五十多的驼背老头,说是你家里人。我说你不在,他就走了。”
我说:“他不是我家里人。”
老板看了我一会儿,说:“行,你不想说就不说。但你得知道,我这饭馆小,经不起事儿。你要是有麻烦,趁早跟我说。”
我说:“没麻烦。”
又过了半个月,我领了第一个月的工钱,一千六。我攥着那几张票子,去街口小卖部买了个最便宜的手机,充了五十块钱话费。然后我站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站了很久。
我试着拨了一个号码。那号码我其实一直记得,虽然好多年没打过了。电话响了好几声,那头接起来,一个苍老的女声:“喂?谁啊?”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那头又问:“谁啊?说话呀。”
我挂了。
我把手机揣进兜里,回到饭馆,继续洗碗。热水泡着手指头,我突然想起来赵大柱第一次给我煮面那天,也是这么热的水,卧了两个荷包蛋。我低头看着水池里浮起来的油花,把它们一个一个戳破。
老板在外面喊:“小玉,前头来了两桌客人,你洗完这几个碗出来帮忙端菜!”
我应了一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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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最后一个碗冲干净,码在架子上,擦了擦手,掀开门帘走了出去。外面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饭馆里热腾腾的,客人说话的声音嗡嗡的。我端着一盘鱼香肉丝往三号桌走,路过门口的时候,往马路对面看了一眼。
路灯下面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我把菜放在桌上,说了句“慢用”,转身往回走。经过柜台的时候,老板正低头算账,头也没抬地说:“明天早点来,早上有订包子的。”
我说:“知道了。”
我走进后厨,水池里又堆了一摞新碗。我拧开水龙头,热水冲下来,白汽腾起来,模糊了窗户玻璃。我拿起一个碗,海绵擦转了两圈,油污化开,顺着水流下去。
外面老板在喊:“小玉,洗碗的水别开太大,费煤气!”
我关小了一点,继续洗。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一条短信,陌生号码:“你在哪儿?老周说在城南见过你。你要是还在那个饭馆,我明天去找你。大柱。”
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好几秒,然后把短信删了。手机塞回口袋,接着洗碗。一个,两个,三个,碗摞得越来越高,水越来越浑,我倒了半瓶洗洁精进去,泡沫溢出来,流了一台子。
老板又喊:“小玉!电话!”
我擦了擦手出去接。电话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很年轻:“你好,是城南饭馆吗?我们公司明天中午订二十份盒饭,能送吗?”
我说能。他报了地址,我拿笔记下来。挂了电话,老板说:“行啊小玉,现在接电话也利索了。”
我说:“以前也利索。”
老板笑了:“以前你刚来的时候,跟你说话你得愣半天。”
我没接话,回后厨继续洗碗。
晚上十点,收工了。我关了厨房的灯,回到杂物间,坐在折叠床上。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号。我没接,它就一直响,响了七八声,停了。过了一会儿,又响了。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枕头上,嗡嗡嗡的震动声隔着枕头套传出来,闷闷的。
震动停了。过了一分钟,来了一条短信:“我知道你在那儿。明天我去找你。你要是不想见,就换个地方。”
我看完,把短信删了,手机塞到枕头底下。那把生锈的小剪刀还在枕头底下,我摸出来,在手里攥了一会儿,又放了回去。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就起来了。老板还没来,我从后门出去,沿着巷子往东走。走到第二个路口,看见一个早点摊刚支起来,一个老头在炸油条。我站了一会儿,买了一根油条,一碗豆浆,坐在小板凳上吃。吃完付了钱,我顺着路继续往东走。
走到一个公交站牌底下,我站住了。站牌上写着好几路车,往南往北都有。我摸了摸口袋,工钱还剩一千四。我抬头看站牌,看了很久。旁边等车的人上上下下,有个老太太拎着一兜子菜,有个年轻姑娘戴着耳机,有个男的夹着包打电话。
来了一辆车,我上去了。投了两块钱,找了个靠后的位子坐下。车开了,窗外的街景慢慢往后退,批发市场、铁路涵洞、那片平房,都退到后面去了。车过了两站,上来几个人,又下去几个人。我坐在那儿,看着窗外,忽然想起来我好像从来没问过赵大柱那个村叫什么名字,也没问过老周住哪条街。
车到终点站,所有人都下去了。司机回头看我:“终点站了,不下车?”
我说:“坐过头了。”
司机说:“那你再坐回去呗,这趟车马上往回开。”
我没动。司机等了一会儿,看我还坐着,就自己下车抽烟去了。车里就剩我一个人,空荡荡的。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把剪刀,又摸到那叠工钱。我把钱掏出来数了一遍,一千四,三张一百的,其余都是五十、二十、十块的,还有几个钢镚儿。
数完了,我又塞回口袋。司机抽完烟回来,发动了车。车往回开,我还在那个位子上坐着。经过城南那家饭馆的时候,我透过车窗看了一眼,门口停着一辆三轮车,像是收废品的那种。车开得快,一闪就过去了。
我没下车。
车又开回那个公交站,我下了车。站在站牌底下,我往四周看了看。路边有家小超市,门口贴着招工启事。我走过去看了看,上面写着招理货员,一个月两千,不包住。
我推门进去。老板娘正在收银台后面嗑瓜子,抬头看了我一眼:“买啥?”
我说:“你们招人?”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你以前干过啥?”
我说:“洗过碗。”
她想了想:“理货你干得了吗?得搬箱子,有时候来货得卸车。”
我说干得了。
她说:“行,那你明天来试试,早上八点。带身份证。”
我说身份证丢了。
她皱了皱眉:“丢了?那你有啥能证明身份的?”
我说:“我明天拿来。”
她摆摆手:“行吧行吧,先干着看看。”
我出来的时候,看见对面马路边站着一个人,驼背,蓝布褂子。老周。他正往这边看,手里拎着个蛇皮袋子。我没躲,也没动,就站在超市门口看着他。他站了一会儿,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转身走了。走得不快,驼着背,一步一步往巷子里挪。
我看着他走远,然后转身进了超市旁边的巷子。巷子不长,两边是居民楼,阳台上晾着衣服,滴着水。走到头是个死胡同,我靠在墙上站了一会儿,又原路返回。
回到饭馆,老板正在后厨切菜,看见我进来,刀停在半空:“你去哪儿了?早上来了一拨客人,忙死我了。”
我说:“出去转了转。”
老板说:“转啥?有啥好转的。”
我说:“想找个地方住。”
老板愣了一下:“这儿不是让你住着吗?”
我说:“你那杂物间堆了货,我搬出来,你还能多放点东西。”
老板看了我半天,把刀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小玉,你是不是有啥事?”
我说:“没事。就是想自己找个地方。”
老板叹了口气:“行,你要找就找。不过你要是没地儿去,杂物间你先住着,我不撵你。”
我说:“谢谢。”
那天晚上我还在杂物间住的。躺在折叠床上,手机又响了。这回我没删短信,打开看了:“我明天去饭馆找你,你要是不在,我就走了,以后也不找了。大柱。”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没回。闭上眼睛,听见冰箱嗡嗡响,隔壁楼上有人在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好像在放什么综艺节目,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起来洗碗。洗到一半,听见前面有人说话。我透过传菜口看出去,赵大柱站在门口,没进来,就站在门外,隔着玻璃往里看。老板走过去跟他说了句什么,他摇摇头,又说了句什么。老板回头往后厨看了一眼,我缩回头,继续洗碗。
水哗哗地流着。我听见门响,脚步声往后厨来。我手里的碗没停,一个接一个地冲,码好。门帘掀开了,赵大柱站在那儿,穿着那件灰棉袄,脸还是冻得通红。
“小玉。”
我没抬头。
“我来跟你说一声,我走了。工地那边彻底没活了,我回老家去。”
我把碗放进消毒柜,摁了开关,嗡嗡响起来。
“老周那边我跟他说了,他不找你了。”
我擦着手,转过身看着他。他站在门口,手插在兜里,肩膀上落了一层灰。
“你……你要是想回去,就回那个平房,钥匙在门口砖头底下。房租我交到月底了。”
我说:“不用了。”
他点点头,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门帘晃了晃,恢复了原样。我听见外面老板说:“走啊?慢走啊。”
然后就是门关上的声音。
我把围裙解下来,挂在墙上。老板进来问:“你认识啊?”
我说:“以前认识。”
老板说:“他说你啥了?”
我说:“没说什么。”
老板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那天下午我出去找房子,在超市后面那条巷子里找到一间,一个月三百,押一付一。房东是个老太太,带着我看了看,一间屋,一张床,一个桌子,窗户朝南,外面有个公用水龙头。我说行。交了六百,拿了钥匙。
晚上我回饭馆收拾东西,就一个塑料袋,装着那件红毛衣和几件旧衣服。老板站在后厨门口看着我:“真走啊?”
我说:“离得近,走路十分钟。明天还来上班。”
老板说:“那行。你要是干得好,下个月给你涨到一千八。”
我说:“好。”
我拎着袋子从后门出去,天已经全黑了。巷子里没路灯,我摸着墙走,走到超市门口,灯亮着。我拐进旁边的巷子,走到头,掏出钥匙开门。屋里黑乎乎的,我摸到灯绳拉了一下,灯亮了,黄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屋子。
我把袋子放在床上,坐在床边。窗户外面能看见对面楼的阳台,晾着一排衣服,有件红毛衣,跟我那件差不多。
手机响了。我掏出来看,又是那个号。我接了。
那头沉默了几秒,赵大柱的声音:“喂。”
我说:“喂。”
他说:“你……安顿好了?”
我说:“嗯。”
他说:“那就行。那个……老周今天问我你去哪了,我没说。”
我说:“不用你说。”
他说:“我知道。我就是跟你说一声,我明天一早的车,回老家了。以后可能不来了。”
我说:“嗯。”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小玉,你到底是哪儿的人?”
我说:“你管不着。”
他笑了一声,有点干:“行吧。那你……好好的。”
电话挂了。我拿着手机坐了一会儿,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起身,把塑料袋里的红毛衣拿出来,抖了抖,叠好,放在枕头旁边。那件毛衣的袖口还是脱线的,我找了根针,穿了线,就着灯光缝了几针。
缝完了,我关了灯,躺下来。外面巷子里有人走路,脚步声嗒嗒嗒过去了。对面楼那件红毛衣还晾着,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我翻了个身,面朝墙,闭上眼睛。
明天早上八点,还得去超市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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