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起诉挺巴学生翻车，11人重罪一笔勾销，检察官被踢出局

支持巴勒斯坦的斯坦福学生庆祝重罪指控被撤销。斯坦福大学的一批学生在本周迎来了法官撤销全部指控的消息。这些学生曾于2024年6月占领校长办公室，抗议斯坦福大学在以色列对加沙行动中的“共谋”角色。法官还将赔偿金额降至约52000美元，最终由匿名人士支付。

9月21日，这一裁决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强力追诉下作出。针对斯坦福抗议者的指控，是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学生活动人士所面临的最严厉的法律挑战。指控被撤销不仅值得庆祝，也揭示了大学如何试图压制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动。

斯坦福学生遭起诉。由于斯坦福大学未能遵循其道德投资标准，学生们占领了校长理查德·萨勒的办公室。这次行动并非一时冲动。从2023年10月至2024年6月，斯坦福大学发生了三场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2023年10月7日后不久，学生们占据了校园内的怀特广场，这里被划为言论自由区域。抗议开始时，学生们搭起三顶大帐篷和一些桌子，称其为“制止种族灭绝行动”。他们利用这个空间举办公开活动、演讲和集会。

即使在寒假期间，学生们也坚持24小时留守。随着营地的迅速扩展，他们与帕洛阿尔托更大社区建立了通信网络和互助关系。有一次，校方要求结束行动，但在短短四小时内，大批社区成员围绕营地，形成了一道保护圈。学生们坐在纸板上，用笔记本电脑做作业，分享食物，并彻夜跳舞。校方表示愿意与学生活动人士谈判后，行动才结束。2024年2月，校方拆除了帐篷和所有物资。

斯坦福穆斯林、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社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2024年4月，由于对谈判毫无进展感到失望，“一群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组织了一场集会，随后发起第二次行动，即‘巴勒斯坦人民大学’”。

这次集会吸引了大量人群在校园游行。抗议者将草坪变为“人民大学”营地，举办课程、邀请演讲者、放映影片，并组织晨间早餐和晚间祈祷。到5月底，学生与校方的谈判彻底破裂。包括后来被称作“斯坦福11人”的一批学生占领了校长办公室。占领持续时间很短。数小时内，警方破门进入大楼，将抗议者带往监狱。随后，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大学之一，斯坦福迅速采取行动。校方拆除营地，并启动纪律处分程序。

斯坦福甚至一度推动起诉一名当时在楼内报道事件的《斯坦福日报》记者。《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指出：“即使案件数月停滞不前，斯坦福仍希望检方继续追诉。”纪律听证随即开始。一些学生失去住房资格，并被禁止进入校园。最终，地方检察官杰夫·罗森以重罪和共谋罪名起诉他们。庭审中，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一再声称，“斯坦福11人”将原本和平的抗议行动“搞砸了”。

抗议发生前及期间，斯坦福学生通过了要求学校撤资的决议，要求斯坦福遵循其投资政策。该政策写道：“校董会认识到，大学社区成员提出的许多广泛社会和政治关切都值得讨论和研究。与大学的教育使命及其对学术自由的承诺相一致，通过校园项目和程序促进这些议题在校园社区内得到讨论和审慎辩论，是在大学环境中处理大多数广泛社会和政治议题的最适当渠道。”

“校董会承认，在极少数情况下，企业的作为或不作为可能令人如此厌恶且在伦理上毫无正当性，以至于大学有必要与相关投资脱离关系。这类行为包括种族隔离、种族灭绝、人口贩运、奴役和违反童工法。此类情况可逐案审查，且必须达到上述极高门槛。”2024年4月，斯坦福本科生和研究生学生政府分别就撤资发表声明，获得73%和75%的投票者支持。在全体学生支持的基础上，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于5月6日向斯坦福校董会提交请愿书。

尽管斯坦福的投资政策明确提及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校方对学生请愿的回应却充满企业式措辞，完全回避了问题。校董会拒绝“讨论和审慎辩论”。校方题为《校董会委员会拒绝就撤资请求采取行动》的正式声明，仅罗列其理由。声明称，这一决定与其此前拒绝学生2015年撤资提案的做法“一致”，却完全绕开了2023年种族灭绝的历史现实。

声明也拒绝承认，国际人权界的共识——包括人权观察以及联合国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问题特别报告员等机构和人士的观点——是以色列实施了种族隔离制度。国际法院已表示，巴勒斯坦人有权免受种族灭绝行为侵害。联合国新闻报道称，国际法院要求以色列“采取其权限内一切措施”，防止此类行为，并允许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遭战争重创的地区。

国际法院还认定，所有国家“也有义务不得为维持以色列非法存在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所造成的局面提供援助或协助”。“援助和协助”包括参与任何使占领正常化的商业交易。尤其与撤资议题相关的是，联合国1967年以来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朗切斯卡·阿尔巴内塞曾发表严厉批评，详细说明企业如何从种族灭绝中获取巨额利润。这印证了学生对大学将贪婪置于伦理之上的指控。

阿尔巴内塞在2025年7月的报告中写道：“过去21个月里，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摧毁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和土地景观，而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却以美元计上涨213%，市值收益达2257亿美元，其中仅过去一个月就增加678亿美元。对一些人而言，种族灭绝是有利可图的。”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阿尔巴内塞发现，这些实体未能履行最基本的法律责任，即运用其影响力促使相关侵害停止，或终止关系并退出。相反，它们将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事业视为普通经济活动，即便2023年10月7日后暴行不断累积，仍蓄意无视已有记录、系统性的侵害。”

即便斯坦福校董希望忽视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简单的财务计算也会提醒他们，投资以色列是一项危险的商业选择。斯坦福的“共谋”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针对财产损失提出金额悬殊的索赔——涉及门和门框损坏、落地钟维修以及处理假血留下的污渍——索赔额从10000美元到700000美元不等。应结合此前的纪律处分来审视这种失衡的追诉，才能看到斯坦福多么急于表现出对反犹主义采取强硬立场。

可以将这次处罚和起诉，与1989年抗议者上一次占领校长办公室的情形对比。那次占领与斯坦福处理校园种族主义事件的方式，以及缺乏种族与族裔教育有关。数百名支持者通过窗户递送食物和水，并阻止警车接近大楼。最终，斯坦福要求被捕者从事社区服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警方给学生活动人士戴上手铐并将他们押往监狱时，仅一街之隔的斯坦福主图书馆正在举办展览，纪念1989年那次占领校长办公室的行动。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2015年1月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100多人占据旧金山湾区的一条主要交通动脉——圣马特奥－海沃德大桥，其中68人被捕。其中一批学生展开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直升机上的电视摄像机记录下这一场景。参与过那次行动的学生表示，斯坦福当时同样只是要求学生修读一门有关公民抗议的课程，并完成社区服务。

因此，斯坦福积极追诉“斯坦福11人”，可以合理归因于乔·拜登、唐纳德·特朗普以及美国国会对支持巴勒斯坦学生抗议的强力压制所形成的氛围，也包括削减联邦资金等其他报复措施。这些努力最终没有结果。

2026年2月，陪审团作出裁决：成员无法达成所需的一致意见，两项指控均形成悬而未决的陪审团。罗森随即宣布将重新审理案件。但不久后有报道称，他一直将起诉斯坦福学生破坏财产的案件，作为以“严打反犹主义”为旗号竞选公职的平台。《博尔茨》杂志报道称：

“早在2月，《博尔茨》率先报道，罗森在个人竞选网站上将斯坦福起诉案作为‘打击反犹主义’的例子。得知此事后，代表本科生赫尔曼·冈萨雷斯的圣克拉拉县公设辩护律师阿维·辛格提出动议，要求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回避对抗议者的重审。这一过程还发现了更多证据，显示罗森利用仍在进行的起诉为其连任筹款。”

圣克拉拉县高等法院法官凯莉·保罗要求禁止罗森办公室全体人员继续办理此案。据《帕洛阿尔托在线》报道，保罗重申罗森享有言论自由权，也注意到他打击反犹主义的热情，但她表示，在将仍在审理的诉讼用于筹款时，必须“谨慎和审慎”。

案件随后交由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处理，后者最终撤销了指控。对“斯坦福11人”的追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斯坦福对待支持巴勒斯坦、反对种族灭绝的抗议者的一贯方式完全一致。这也反映出大学体系中存在的系统性腐败。“斯坦福11人”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失去的时间、精力、受教育机会、就业前景以及身心健康，连同亲友所作出的全部牺牲，都无法恢复。但争取巴勒斯坦的斗争尚未结束。新学年开始之际，人们将再次准备请愿、集会和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