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孙子时看见,我55岁,学校门口两个老太太,一个跟人合住各睡各的,一个守寡穿旧的睡衣,手里书包,家长都看在眼里,谁也不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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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门口的梧桐树又掉毛了。
那种黄褐色的絮,粘在袖口上,拍不掉。我站在铁栅栏外头,手插在兜里,等孙子放学。四点十分,太阳还挂着,照得人后背发烫。前头乌泱泱全是脑袋,白头发比黑头发多。有人踮脚,有人看手机,有人把书包带子绕在手腕上,一圈一圈地绕。
我五十五。
说老不老,说年轻也不年轻。厂子买断那年我三十八,后来干过保安,送过水,现在给一个小区看车库。一个月两千六,不包吃。老伴在超市理货,一个月两千二。两个人加起来,不到五千。儿子在开发区上班,儿媳在药店。他们有一套房,月供四千三。孙子今年三年级,放学得有人接。亲家母在老家带孙子,腾不出手。这活就落我头上了。
每天下午三点半,我从车库交班,骑电动车过来。四点十分放学,我四点零五到。早到二十分钟,站在树底下,看人。
看久了,看出点东西来。
校门口这些人,分好几拨。来得最早的,是几个老太太,三点半就坐在马路牙子上了。自带小马扎,红色绿色,塑料的,坐下去嘎吱响。她们手里大多拎着袋子,里头装水壶、装饼干、装一件备用的外套。她们不怎么说话,就坐着,看车流。偶尔一个人从兜里摸出个橘子,剥开,分一半给旁边的人。旁边的人接了,也不说谢,就吃。吃完把皮扔进自己带的塑料袋里。
来的晚的,是年轻妈妈,踩着点,车一停,人冲过来,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手里还攥着手机,眼睛盯着校门,嘴里还在跟电话那头说“我到了我到了”。
我属于中间那拨。不算早,不算晚。站的位置也固定,就在梧桐树右边第三块地砖上。那块砖有点翘,雨天踩上去会溅水,平时没事。
站我左边的,是个老太太,姓周。我喊她周姐。她比我大八岁,六十三。头发全白了,剪得短,像个男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外套,袖口磨出毛边。她接的是外孙女,四年级。女儿离婚了,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趟。女婿不给钱,也不露面。周姐说,就当没这个人。
站我右边的,也是个老太太,姓刘。我喊她刘姨。她七十一。背已经驼了,走路往前倾,像在找地上的什么东西。她接的是孙子,五年级。儿子开出租,儿媳在商场卖衣服。两个人早出晚归,顾不上。刘姨说,她一天说的话,就是早上问孙子吃什么,晚上问儿子累不累。中间大段大段的时间,一个人。
三个人,三种日子。
我站中间,看她们,也看自己。
周姐有个伴。
这事是我先看出来的。
有一回下雨,我骑车来得早,躲在传达室屋檐下。周姐也在。她没带伞,拿一个塑料袋顶在头上。旁边站着一个老头,瘦高个,戴一顶旧棒球帽,手里拎着一把黑伞,没撑。两个人挨着站,不说话。雨小了,老头把伞撑开,递给周姐。周姐接了,往前走两步,老头跟上去,两个人并排走。
我以为是邻居。后来见多了,才发现不对。
那老头不住周姐家。他住隔壁小区,隔两条街。每天早上来,晚上走。周姐的女儿在南方,房子是周姐自己的,一室一厅。老头有自己的房子,两室一厅,儿子住着。两个人就这么处着。不领证,不搬家,各住各的。白天一起买菜,一起接孩子,晚上老头回自己那边。
有一次我问周姐,你俩咋不搬到一块住。
周姐说,搬啥呀,都这把年纪了。
我说,那也是个伴。
她说,是伴。白天是伴,晚上各回各家。她顿了一下,又说,他儿子不乐意。我也理解。房子是人家爹的,我住进去,算怎么回事。
我没接话。
她又说,这样挺好。他有他的屋,我有我的屋。早上他来,晚上他走。中间这段,有人说话,有人搭把手。生病了,他给我倒水。他腰疼,我给他贴膏药。晚上关了门,各睡各的。谁也不欠谁。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在择芹菜。一根一根,把叶子揪掉,掐成段。动作很慢,但不停。
我说,那你们这算啥。
她说,算搭伙。不算一家人。一家人是要绑在一起的,绑钱,绑房子,绑儿女。我们绑不起。就搭个伙,把日子过下去。
她说完,把芹菜往袋子里一装,拍了拍手,说,走了,接孩子。
我看着她的背影。蓝外套,短头发,走路有点外八字。她走得很快,好像后头有什么在追。
后来我留意了一下。周姐和那老头,从来不在一个桌上吃饭。接完孩子,各回各家。老头往左,周姐往右。有时候老头会回头看一眼,周姐不回头。她牵着外孙女的手,一边走一边问,今天作业多不多。
外孙女说,多。
周姐说,那赶紧走。
两个人就拐进巷子里了。
刘姨守寡。
她老头走了七年。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从确诊到走,四个月。刘姨说,那四个月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后来就不哭了。哭不动了。
她现在一个人住。儿子一家在隔壁小区,走路十分钟。但她不常去。去了也是干活,做饭,拖地,洗衣服。儿媳不怎么跟她说话。儿子夹在中间,也不吭声。刘姨说,去了像外人,不去又惦记。后来就定了个规矩,每周三去一次,做顿饭,看看孙子,吃完饭就走。
她接孙子,是每天。下午四点十分,雷打不动。孙子的书包她背。那书包沉,压得她肩膀往一边斜。她走路本来就往前倾,背上书包更明显。有时候孙子跑得快,她在后头喊,慢点,看车。孙子不听,跑远了。她就站在原地,喘两口气,再往前走。
有一回,我看见她穿一件旧睡衣。
那睡衣是花的,粉底,上面印着大朵的牡丹。领口松了,露出锁骨。袖子短,手腕露在外头。她外面套了一件外套,扣子没扣,就那么敞着。风一吹,睡衣的下摆飘起来。她用手按了一下,没按住。
旁边几个家长看她。看一眼,又转过头去。谁也不说话。
有个年轻妈妈小声跟旁边的人说,怎么穿睡衣就出来了。
旁边的人说,可能来不及吧。
年轻妈妈说,再来不及也不能穿睡衣啊。
旁边的人没接话。
刘姨听见了。她没回头,也没说话。她把外套的扣子系上,系了两颗。剩下的没系。然后她弯腰,把孙子掉在地上的水壶捡起来,用袖子擦了擦,放进袋子里。
孙子出来了。她迎上去,把书包接过来,背在自己肩上。孙子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睡衣的下摆还在风里飘,这回她没管。
我看着她走远。那件睡衣,粉底牡丹,在人群里很扎眼。但没人再看。大家都看着校门,等自己的孩子。
那件睡衣,我后来想,可能是她老头的。也可能是她自己年轻时候的。她穿着它,可能只是因为,早上起来晚了,来不及换。也可能是因为,那件衣服上有她熟悉的味道。谁知道呢。
周姐的账,我算过。
她女儿在南方,做保洁。一个月四千五,包住不包吃。每个月给周姐打一千五。周姐自己的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八。加起来四千三。外孙女的学费、伙食费、校服费、兴趣班,一个月差不多两千。剩下两千三,两个人吃饭、水电、煤气、物业,刚好够。但要是生个病,就紧张。
周姐说,最怕生病。她自己有高血压,药不能停。一盒药三十多,能吃半个月。一个月两盒,七十块。外孙女体质弱,换季就感冒。去一趟医院,挂号、验血、拿药,两百起步。周姐说,每次去医院,她都要在缴费窗口站半天。不是心疼钱,是心疼那钱花出去,连个响都听不见。
她跟那老头,经济上分得清。买菜各出一半。有时候老头多出点,周姐就记着,下次少让他出。老头给外孙女买过一次文具盒,三十五块。周姐第二天就给他买了一双棉鞋,四十二。她说,不能欠。欠了就说不清了。
我问她,你俩这样,有意思吗。
她说,啥叫有意思。到我们这岁数,不图有意思。图个省心。
她又说,他儿子防着我,我女儿也防着他。两边孩子都怕我们领证,怕房子、怕存款、怕以后看病花钱。我们也怕。所以就这么处着。白天做个伴,晚上各回各家。谁也不占谁便宜。
她说,这叫有分寸。
我说,那感情呢。
她笑了一下。她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把折扇。她说,感情?感情是年轻人的事。我们这个年纪,讲的是用处。他能帮我拎个米,我能给他做顿饭。他腰疼我给他贴膏药,我头晕他扶我一把。这就是用处。用处比感情实在。
她说这话的时候,老头正从马路对面走过来。手里拎着一袋苹果。周姐看见了,没招手,也没喊。老头走过来,把苹果递给她。周姐接了,说,又买。老头说,特价。周姐说,多少钱。老头说,五块。周姐说,贵了。老头说,下次不买了。周姐说,你上次也这么说。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站在树底下,看校门。苹果在周姐手里,塑料袋被风吹得哗哗响。
刘姨的账,我也算过。
她退休金一个月三千二。老头走的时候,留了八万块钱。刘姨说,那是他攒了一辈子的。她没动。存了定期,三年。她说,那是救命钱。万一她病了,不能拖累儿子。
儿子每个月给她五百。不多,但刘姨说,有比没有强。她自己的三千二,加上五百,三千七。她一个人花,够了。但她还要给孙子花钱。孙子的零食、玩具、辅导班,有时候儿子不给,她就垫。垫了就垫了,她不说。她说,说了伤感情。
她最怕的是过年。过年要给孙子压岁钱。给多少?给少了,儿媳脸色不好看。给多了,她心疼。去年给了两千。今年她打算给一千。她说,给一千我都肉疼。但我不能不给。我就这么一个孙子。
她还有一笔账,是看不见的。
她每天接孙子,来回走路四十分钟。早上送,下午接。一天两趟,就是八十分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周末,差不多两百五十天。两百五十天乘以八十分钟,是两万分钟。三百三十多个小时。十几天。
她说,我这条老命,就耗在这条路上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等红灯。孙子在旁边踢石子。她看着马路对面的校门,说,有时候我想,我要是死了,他们怎么办。后来一想,我死了,他们照样过。地球离了谁都转。
绿灯亮了。她牵着孙子过马路。走了一半,孙子挣开她的手,跑过去了。她在后头喊,慢点。声音被车流盖住了。
我的账,我自己也算过。
我一个月两千六,老伴两千二。加起来四千八。我们住的是老房子,厂里的宿舍,两室一厅,没电梯,五楼。物业费一个月四十。水电煤气,一个月两百左右。吃饭,两个人一个月一千五。剩下的,存着。
儿子那边,我们贴补。不多,每个月一千。有时候孙子交个费用,我们另给。儿子说不用,我说拿着。我知道他们紧。房贷四千三,车贷一千八,孩子上学,人情往来。两个人工资加起来一万出头,每个月剩不下。
我跟老伴说,咱俩就是一台机器,转着,别停。停了,他们就得多出力。
老伴说,你别这么说。
我说,本来就是。
她说,那也得转。
我说,转。
然后我们就都不说话了。她在厨房洗碗,我在客厅看电视。电视开着,谁也没看。声音在那响着,像个背景。
有一回,我在车库值班,半夜两点。一辆车进来,我抬杆。车主是个女的,三十来岁,眼睛红红的。她停好车,没下来。在车里坐了半天。我透过窗户看,她在哭。一边哭一边打电话。声音很小,听不清。后来她下来了,拎着包,往楼上走。走了几步,又回来,从车里拿了一个快递盒子。抱着,上楼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想到我儿媳。她是不是也在车里哭过。我不知道。我没问过。
校门口这些人,各有各的账。
周姐的账,是四千三减两千减七十减两百。刘姨的账,是三千七减一千减两百。我的账,是四千八减两千减一千。数字不一样,但都是减法。减到最后,剩那么一点点。那一点点,就是日子。
有一天,周姐没来。
我三点五十到的时候,树底下只有刘姨。刘姨说,周姐今天没来。我说,是不是有事。刘姨说,不知道。
四点十分,校门开了。孩子往外涌。周姐的外孙女出来了。她站在门口,东张西望。没看见周姐。她站了一会儿,走到传达室门口,跟保安说了什么。保安让她进去等。
我接了孙子,没走。我在门口站着。刘姨也没走。我们俩站在树底下,看着校门。
过了二十分钟,周姐来了。她跑着来的。她跑起来的样子很怪,两条腿往外撇,像一只鸭子。她跑到校门口,弯着腰喘气。保安把外孙女送出来。外孙女叫了一声姥姥。周姐说,对不起,姥姥来晚了。
外孙女说,没事。
周姐把书包接过来,背在肩上。她直起腰的时候,我看见她脸上有泪痕。她没擦。她牵着外孙女的手,往巷子里走。外孙女问她,姥姥你怎么了。她说,没事,风大,迷眼了。
刘姨看着她的背影,说,可能是老头那边出事了。
我说,你咋知道。
刘姨说,她那个人,没事不会迟到。
第二天,周姐来了。还是那个点。还是那件蓝外套。还是那个位置。但她没说话。她站在树底下,看校门。手插在兜里。外孙女出来的时候,她把书包接过来,背着。两个人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老头病了。心梗。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但儿子不让她去医院。说,你算什么人。周姐说,我是他朋友。儿子说,朋友不用来。周姐在医院门口站了两个小时。后来走了。去接外孙女。迟到了。
周姐说这事的时候,我们在菜市场碰见。她在买豆腐。她说,我算是明白了。搭伙就是搭伙。他病了,我连去看的资格都没有。他儿子一句话,就把我挡在外头。
我说,那你们以后还处吗。
她说,处。为啥不处。白天还是白天。晚上还是晚上。他出院了,还来找我。我说你儿子不让我去看你。他说,他管不着。我说,那你以后有病,别告诉我。他说,不告诉你告诉谁。
周姐说,你看,这就是搭伙。狠不下心,也交不了心。就这么吊着。
她把豆腐放进袋子里。豆腐是白的,塑料袋是透明的。她拎着,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其实我也想过去看他。但我不能。我去了,他儿子闹,他为难。我就在门口站着。站一会儿,就走了。
她说完,转身走了。豆腐在袋子里晃。
刘姨的睡衣,后来又出现过几次。
有一回是蓝色的,有一回是灰色的。都是旧的,领口松松垮垮。她穿睡衣来接孙子,越来越频繁。有时候外套都不套了,就那么穿着来。旁边的家长看她,她也不在意。她弯腰给孙子系鞋带,睡衣的下摆拖到地上。她站起来,拍了拍。拍不掉什么。
有一次,一个年轻妈妈忍不住了。她说,阿姨,你怎么老穿睡衣出来。
刘姨说,来不及。
年轻妈妈说,你几点起床啊。
刘姨说,六点。
年轻妈妈说,六点还来不及。
刘姨说,我睡不着。早上四点就醒了。醒了就躺着。躺到六点,起来。做早饭。送孩子。回来收拾。收拾完了,坐一会儿。又该接孩子了。我穿睡衣,是因为我没力气换。换衣服要抬手,要弯腰。我腰疼。穿睡衣,一套就行。
年轻妈妈不说话了。
刘姨又说,我不是不讲卫生。我每天都洗。这件睡衣,昨天洗的,今天干的。
年轻妈妈说,阿姨我不是那个意思。
刘姨说,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爱干净。我年轻时候也爱干净。现在不行了。现在能把自己弄利索就不错了。
她说完,把孙子拉过来。孙子在吃辣条。她说,别吃了,回家吃饭。孙子说,不饿。她说,不饿也得吃。两个人走了。睡衣在风里飘。
我看着她的背影。那件睡衣,灰扑扑的,像一块用旧的抹布。但她说,那是她最舒服的衣服。她穿了一辈子紧身的,老了,想松快松快。
我的日子,也在松快和紧巴之间。
每天三点半交班。交完班,骑车去学校。路上经过一个水果摊。有时候买点橘子,有时候不买。橘子三块五一斤。买五块钱的,够孙子吃两天。有时候不买,因为孙子说,学校的橘子更好吃。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他这么说了,我就不买了。
接了孙子,回家。路上他走前面,我走后面。他背书包,我拎水壶。到家四点四十。他写作业,我做饭。老伴六点下班。儿子儿媳七点到。一家人吃饭。吃完饭,儿子儿媳走,孙子留下。我们看着。九点,孙子睡觉。我们看电视。十点,睡觉。第二天,重复。
有一天,孙子问我。他说,爷爷,你累不累。
我说,不累。
他说,你天天接我,不累吗。
我说,不累。
他说,那你为啥老叹气。
我说,我叹气了吗。
他说,你叹了。你站在树底下,老叹气。
我没说话。我确实叹气。我自己都没注意。可能是站久了,腰酸。可能是看那些老太太,心里堵。可能是别的。
孙子说,爷爷,你要是累,就别接了。我自己能回。
我说,那不行。路上车多。
他说,我小心点。
我说,你小心也不行。
他说,为啥。
我说,没有为啥。接了就是接了。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他低头写作业。铅笔在纸上沙沙响。我站在厨房,切土豆。刀碰到案板,咚咚咚。我突然想,我还能接几年。他上初中,就不用接了。那时候我六十。六十以后呢。我不知道。
周姐的外孙女,上初中了。
她不用接了。周姐一下子空下来。她跟老头的时间多了。早上一起去公园,中午一起吃饭,下午一起看电视。晚上老头还是回自己那边。但周姐说,白天长了,反而没意思了。
她说,以前接孩子,有个盼头。现在没盼头了。早上起来,不知道干啥。老头来了,两个人坐着。你看我,我看你。话也说完了。电视开着,谁也没看。
她开始找事做。去社区做义工,去教堂听讲,去公园跟人跳舞。但她跳舞跳不进去。她说,那些人,跳完舞就散了。谁也不认识谁。她去了几次,不去了。
她又开始接外孙女。外孙女说,姥姥你不用接,我长大了。周姐说,我知道。但我没事。我接你,你就有个伴。外孙女说,我有同学。周姐说,同学是同学。姥姥是姥姥。
外孙女不说话。周姐每天还是去。站在校门口。看着外孙女出来。外孙女跟同学走,她就在后面跟着。外孙女回头,说,姥姥你别跟了。周姐说,我不跟。但我得看着你到家。外孙女说,那你在校门口站着就行。周姐说,站着也行。
她站着。看着外孙女拐进巷子。然后她转身,往回走。走到自己家。老头在楼下等她。手里拎着菜。周姐说,又买菜。老头说,特价。周姐说,你天天买特价。
两个人上楼。一前一后。楼道很黑。老头在前面,周姐在后面。他们不说话。脚步声在楼道里响。
刘姨的孙子,也上初中了。
她不用接了。但她还是去。她说,习惯了。到点就出门。走到校门口,站一会儿。然后回来。有时候能碰见孙子。孙子说,奶奶你怎么又来了。她说,我散步。孙子说,你天天散步。她说,我没事。
她没事。她一个人在家。儿子说,妈你搬过来住吧。她说不。她说,我住不惯。儿媳说,那你就别老一个人待着。她说,我没事。我真的没事。
她真的没事。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做早饭。吃完,洗碗。然后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她看一会儿,打瞌睡。醒了,中午了。做午饭。吃完,洗碗。又坐。下午,出门。走到学校。再走回来。晚上,做晚饭。吃完,洗碗。看电视。睡觉。
她跟我说,我现在最怕的是周末。周末儿子一家来。她做一桌子菜。儿子吃,儿媳吃,孙子吃。她在旁边看着。他们吃完,走了。她收拾。一桌子剩菜。她一个人吃三天。
她说,我不是嫌他们来。我是嫌他们走了以后。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择豆角。一根一根,把丝撕掉。动作很慢。豆角是绿的,她的手是灰的。
我说,你就不能歇歇。
她说,歇不了。一歇下来,就空。空了,就乱想。想老头。想他走的那天。想他最后说的话。他说,你以后要好好的。我说,好。然后他就走了。
她说,我答应他了。我要好好的。所以我不能歇。我歇了,就对不起他。
我看着她。她的背更驼了。头顶的头发稀了,露出头皮。她择豆角的手,一直在抖。但没停。
我的日子,也在变。
孙子上了初中,不用接了。我一下子不知道干什么。车库的班还在上。但下午三点半交班以后,我不用去学校了。我骑着车,在路上转。转一圈,回家。老伴还没回来。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电视开着。我坐着。坐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阳台。看看楼下。楼下有人遛狗。狗在跑,人在追。
我想起校门口那些日子。想起周姐,想起刘姨。想起那些穿睡衣的,背书包的,蹲在马路牙子上的。想起那些叹气。想起那些不说话。
有一天,我在路上碰见周姐。她推着一个小车,车上坐着外孙女。外孙女已经上高中了。但周姐推着她。我说,她怎么了。周姐说,崴脚了。我说,那你推她。周姐说,我不推谁推。
她推着车,往前走。外孙女在车上玩手机。周姐说,你慢点看。外孙女说,知道。周姐说,你知道啥。外孙女不说话了。
周姐说,这孩子,越大越不说话。
我说,都这样。
周姐说,你孙子呢。
我说,也那样。
周姐说,咱俩一样。
她推着车走了。小车嘎吱嘎吱响。外孙女在车上,头也不抬。
我又碰见刘姨。她在一个药店门口。我说,你买药。她说,买膏药。腰疼。我说,咋了。她说,抱孙子抱的。我说,你不是不接了吗。她说,不接了。但孙子周末来。来了就让我抱。我说,你抱不动。他说,奶奶你抱得动。我就抱了。
她买完药,走出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膏药。她说,一盒四十二。能贴六天。六天以后,再买。她说,我的退休金,三分之一买药。三分之一吃饭。三分之一给孙子。我说,那你自己呢。她说,我自己不用钱。穿旧衣服。吃剩饭。坐公交。
她往前走。走了几步,回头说,你别学我。我说,我学不了。她说,你也快了。
我站在药店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她走得慢,一步一步。背上的骨头,把衣服撑出棱角。她走进人群里,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老伴在做饭。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我突然想算一笔账。
我这五十五年,干了多少年活。十八岁进厂,三十八岁买断。二十年。后来干保安,五年。送水,三年。看车库,到现在,九年。加起来,三十七年。三十七年,我挣了多少钱。我不知道。我没算过。我算过的是,我花了多少钱。买房子,娶媳妇,养儿子,给儿子娶媳妇。一路花下来,剩的不多。
我还能干几年。车库的活,到六十就不让干了。六十以后,我拿退休金。一个月多少。我不知道。可能是两千,可能是一千八。到时候,我干不动了。我就坐在家里。像刘姨那样。像周姐那样。
我想到这,站起来。走到厨房。老伴在炒菜。我说,我来。她说,你坐着。我说,我站会儿。她说,你站那干啥。我说,没事。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炒菜。锅铲碰着锅,叮叮当当。油烟飘起来。她咳嗽了一声。我说,你慢点。她说,马上好。
我突然想说点什么。但没说出来。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回到沙发上。电视还在响。我看着屏幕。屏幕上是广告。一个老太太,穿着新衣服,在笑。笑得很开心。
我拿起手机。翻到儿子的微信。打了几个字:今天接了孙子吗。又删了。他忙。我不该问。
我又翻到孙子的微信。他的头像是一个卡通人物。我打了几个字:作业写了吗。又删了。他上初中了。不用我管了。
我放下手机。坐在那。窗外的路灯亮了。楼下有人遛狗。狗在叫。人在喊。
我想起校门口那棵梧桐树。想起那些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人。想起那些书包。那些睡衣。那些塑料袋。那些叹气。
想起周姐说的,搭伙。
想起刘姨说的,撑着。
想起我自己说的,转。
我把电视关了。屋子里一下子静下来。老伴在厨房喊,吃饭了。我说,来了。我站起来。走到饭桌前。坐下。拿起筷子。
筷子是竹的。用了很多年。头已经磨圆了。我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嚼着。
窗外,天黑了。校门口那盏路灯,应该也亮了。那棵树底下,应该还有人站着。等人。等孩子。等日子。
我不知道是谁。但我知道,有人。
我把筷子放下。站起来。走到阳台。往下看。路灯下,有个老太太。穿着睡衣。手里拎着书包。站在那。一动不动。
我看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屋。
那老太太是谁。我不知道。可能是刘姨。可能是周姐。可能是我老伴。可能是我自己。
我回到饭桌前。老伴说,你咋了。我说,没咋。她说,快吃,凉了。我说,好。
我拿起筷子。接着吃。
那晚的菜,是排骨炖萝卜。萝卜炖得烂,排骨脱了骨。我吃了一碗饭。又添了半碗。老伴说,你今天吃得多。我说,嗯。
吃完,我洗碗。水很凉。我洗着洗着,停下来。水龙头开着。水哗哗响。
我在想,明天,还去不去学校门口。
孙子不用接了。但我可以去站一会儿。站那棵梧桐树底下。看别人接。看别人等。看别人叹气。
我把碗洗完。擦干手。走到客厅。坐下。打开电视。电视亮了。声音出来了。
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耳边是电视的声音。厨房里老伴收拾的声音。楼下狗叫的声音。远处车流的声音。
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条河。我在这条河里。漂着。
明天,我还是会去。站在那。看着。等着。
等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得去。
不去,就真的没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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