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抗辩权的"名实不符"：演艺经纪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合法性审查——某娱乐公司诉徐某演艺经纪合同案解析

【裁判要旨】

演艺经纪合同中的主播单方解除权应受到严格限制，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必须同时满足实体要件和程序要求，不得以"名实不符"的方式滥用为任意解约的工具。在违约金调整上，应根据演艺经纪行业的特性，运用"基础审查—行业审查—衡平审查"的三阶裁量法，综合考量实际损失、行业惯例、履约贡献与过错程度，实现补偿性与惩罚性的动态平衡。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4)京0105民初881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演艺经纪合同纠纷
【基本案情】

2023年2月28日，某娱乐公司与徐某签订《艺人演艺经纪合同》，约定某娱乐公司为徐某全球独家经纪公司，徐某需在指定直播平台完成直播任务，某娱乐公司支付签约费30万元。合同签订后，某娱乐公司于2023年3月11日支付首期签约费15万元，并于2023年3月至6月通过直播打赏投入129998.4元。2023年7月4日，徐某以个人原因为由发送解约通知并退还签约费。

某娱乐公司主张徐某构成根本违约，诉请确认合同解除、返还打赏款、支付违约金30万元及差旅费5万元。徐某辩称其依据不安抗辩权解约，认为某娱乐公司支付签约费迟延构成违约，且打赏款系平台消费行为不应返还。

法院认定徐某单方解除合同不合法，构成违约，判决合同于起诉状送达之日（2023年9月2日）解除，徐某支付违约金18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甘海滨律师案件解析】

其一，徐某的单方解除权不符合法定条件，不构成合法解除。

法院从四个层面否定了徐某的主张：

第一，付款期限未超期。合同约定某娱乐公司应于协议签署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签约费15万元，合同载明签署日期为2023年2月28日，某娱乐公司于3月11日付款，未超过约定期限。徐某主张合同于1月31日成立，但未能举证推翻合同载明日期。

第二，即使付款超期，徐某四个月未提异议。退一步讲，即使付款超过约定期限，徐某在收到款项后长达四个月内未提出异议、未返还款项，直至2023年7月才提出解除，明显不合常理。

第三，不安抗辩权不成立且行使方式错误。徐某未证明某娱乐公司存在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丧失商业信誉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且根据《民法典》第528条，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方式是先中止履行并通知对方，而非直接解除合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方可解除合同。徐某直接发送解约通知，不符合法定程序。

第四，不符合法定解除情形。无证据表明本案存在不可抗力、预期违约、迟延履行经催告仍未履行、根本违约等法定解除事由。徐某在解约通知中明确表示“由于我个人原因及意愿”，进一步印证其解约缺乏法律依据。

其二，合同解除时间以起诉状送达之日为准。徐某不享有单方解除权，其发出的解约通知不产生解除效力。某娱乐公司作为守约方起诉主张解除合同，法院以起诉状副本送达徐某之日（2023年9月2日）作为合同解除时间。

其三，打赏款属于某娱乐公司的损失。某娱乐公司在徐某直播间进行大额打赏，系履行合同约定的“充分利用其资源对乙方进行形象设计包装及宣传推广”义务，为徐某转入其公司运营做准备。在徐某尚未实际展开合作即拒绝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该打赏投入属于某娱乐公司的损失。双方对打赏总额129998.4元均无异议。

其四，违约金酌定为18万元。法院综合考量合同履行情况、违约过错程度、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等因素，并考虑到打赏并非全部由徐某收取、徐某亦为获取该打赏提供了直播形式的劳务，酌情确定徐某支付违约金18万元。该违约金已足以覆盖某娱乐公司主张的打赏损失和差旅费损失，故不再单独判赔。

三、律师解析

其一，演艺经纪合同的解除权应审慎适用。网络主播的孵化与成长是长期投入过程，平台方需在前期进行大量资源投入提升主播价值、增加粉丝，从而增强平台竞争力。演艺经纪合同因具有人身属性、长期投入与持续合作特征，对合同双方的稳定性和诚信依赖较强，解除权的行使需格外审慎。徐某仅依据付款时间迟延数日、公司存在债务等瑕疵行为提出解约，并未证明某娱乐公司存在未履行核心义务等根本违约行为，不足以构成单方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

其二，不安抗辩权是临时救济措施，并非直接解约依据。根据《民法典》第528条，主张不安抗辩权的法定程序是：先中止履行并通知对方，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方可解除合同。徐某未履行中止履行和催告程序，直接发送解约通知，不符合法定要求。这一裁判规则提示合同当事人，不安抗辩权的行使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不能将其作为随意解约的“捷径”。

其三，违约金裁量遵循“三阶审查法”。法院在本案中采用了违约金调整的“三阶审查法”：第一，基础审查，计算实际损失与预期利益，包括艺人培养成本、前期投入、商业机会损失等；第二，行业审查，参照同类型艺人平均收益与违约成本比例，确保违约金与行业惯例相符；第三，衡平审查，结合艺人履约贡献与过错程度进行动态调整。本案中，法院综合考量合同履行时间、签约费返还情况、打赏款性质及行业惯例，最终确定违约金18万元，既保护了经纪公司的合理投入，也避免了违约金畸高对主播的不公平。

其四，对MCN机构和主播的双向启示。对于MCN机构，应建立成本投入的留痕机制，保留打赏、推广、运营等费用的凭证，以便在主播违约时充分举证实际损失；在合同中合理约定违约金，避免畸高约定被法院调低。对于主播，应充分认识演艺经纪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单方解约将构成违约；若认为公司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应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或严格依照不安抗辩权的法定程序行使权利，而非直接发送解约通知。本案中，徐某因单方解约被认定违约，不仅未能解约，还需支付18万元违约金，教训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