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的回忆：一个女人躲在被窝里，日本兵夜里犯下禽兽暴行

1937年10月10日深夜，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的一支队伍闯进河北乡村。

几名日本兵翻墙进入一户人家，先在大宅里抢掠，又奉命去抓向导。他们闯进另一间民房，用刺刀挑开床上的绣花被子。被窝里躲着一名约三十五六岁的中国妇女，身上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

士兵没有退出。他们打开三支手电筒，围在床边，逼迫她放下遮挡身体的破裤子。女人只能缩紧身子，在刺刀和灯光下发抖。

多年以后，亲历这一幕的日本老兵东史郎仍记得，那些人嘴里反复说的只是两个字：“看看。”

但这绝不是无害的观看。深夜破门、持枪包围、强迫裸露、以语言羞辱一个无力反抗的平民，本身就是暴行。更可怕的是，当这群士兵离开村庄时，他们谈笑着否认自己做过“坏事”。

那一夜真正被撕开的，不只是一床被子，还有侵略者给自己披上的所谓“文明军队”的外衣。

## 被子掀开之前，村庄已经被当成了战利品

东史郎当时二十五岁，编入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第三中队。这支部队先在华北作战，随后转赴华东，成为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之一。

10月10日白天，他们掩护炮兵沿乡间道路前进。附近百姓一见日军便逃，有些妇女躲进高粱地和低洼处。日记里的日本兵没有把她们看作平民，而是追逐、围堵，将恐惧中的女性当成行军途中取乐的对象。

天黑以后，部队依旧没有找到宿营地。向导逃走，方向不明，日本兵便认定树林后面一定有村庄。约在晚上十一点，他们发现一座院落，敲门无人应答，便用工具砸门，砸不开就翻墙进去。

主人已经从后门逃走，床铺尚有余温。士兵们立刻翻箱倒柜，争抢财物，室内器物散落满地。

在日军记录中，这种抢夺经常被称为“征用”。东史郎后来写道，一旦不用“掠夺”这个词，士兵仿佛就不再感到罪恶。名字变了，行为却没有变：农民的粮食、牲畜、房屋乃至身体，都被侵略军视为可以支配的东西。

抢完大宅，大队长没有命令士兵归还财物，而是催促他们去抓一名“苦力”带路。于是，士兵们又闯入一户较小的人家，掀开了那名妇女的被子。

她并非卷入战斗的军人，也没有反抗能力。她只是一个试图躲过侵略军的普通中国人。然而在持枪者眼里，无人应门可以成为翻墙的理由，寻找向导可以成为破门的理由，战争又可以成为羞辱妇女的理由。

被窝原本是她最后的遮蔽。刺刀挑开它以后，她已没有可以退让的地方。

## “只是看看”，成了施暴者给自己的开脱

相关记述没有交代这名妇女此后的具体遭遇。能够确认的是，日本兵拒绝让她遮挡身体，使用手电筒照射，并以武器和人数优势强迫她接受围观和侮辱。

行军重新开始后，夜路上传出士兵们的议论。有人问，当晚有没有人干坏事；有人回答，大意是没有，只是看了看。随后是一阵笑声。

这段谈话比一句公开认罪更值得警惕。

因为这些士兵并不认为强闯民宅是罪，不认为抢夺财物是罪，也不认为拿刺刀逼迫一个女人裸露身体是罪。他们判断“坏事”的标准，只剩下有没有承认更严重的行为。

“只是看看”，实际上是一种施暴者的语言：先把受害者变成物品，再把强迫说成玩笑，最后用集体笑声抹去责任。

东史郎的其他日记内容表明，这并非几个士兵偶然失控。在长期侵略战争中，日军将抢掠包装为“征收”，将绑架平民称作抓“苦力”，将任意杀戮解释成“扫荡”。当犯罪被换上一套军队术语，士兵就更容易把罪行当成日常任务。

他后来还记录过这样一种部队生活：所谓外出“扫荡”，往往抓不到中国军人，最后便抓鸡、抢猪，或者寻找妇女取乐。对当地百姓而言，每一次日军进村都可能意味着粮食被抢、房屋被烧、亲人被杀，妇女则要承受额外的性暴力威胁。

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最残酷的部分之一。暴行并不总是从一道明确的杀人命令开始，它也会从一次未经惩罚的破门、一次被允许的抢掠、一次被同伴起哄的羞辱开始。

当上级纵容“征用”，同伴赞赏残忍，受害者又被剥夺申诉的可能，个人的恶便迅速汇入一套有组织的侵略机器。

## 日记没有随战争结束而消失

两个月后，东史郎所在的第16师团参加进攻南京。进入南京后，他继续记下日军杀害俘虏和平民、纵火抢掠等罪行。其中最著名的一页，是1937年12月21日关于一名中国人被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焚烧，最后投入水中炸死的记述。

从河北乡村被挑开的被子，到南京城内被投入水中的受害者，暴行不断升级。前一幕中，士兵还用“只是看看”掩饰羞辱；后一幕中，杀人已经变成供人围观的残酷游戏。

东史郎后来承认，战争中的自己也曾被军国主义教育裹挟。他曾以为侵略是为国家效力，把杀人视作军人的任务。直到战后反思，他才逐渐认识到，自己所在的军队不是在“解放”亚洲，而是在侵占中国领土，屠杀和凌辱中国人民。

1987年，东史郎公开战时日记，揭露侵华日军罪行。此后，日本右翼势力对他进行围攻。原日军人员还因日记中的“邮袋事件”起诉他，他经历多年诉讼，依然没有撤回对南京大屠杀基本事实的确认。

他多次来到南京谢罪。资料记载，从1987年至去世前，他共7次来到南京，并把相关日记手稿和资料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这并不能抵消受害者遭受的苦难，也不能使一个加害者自动成为英雄。东史郎日记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保存了来自侵略军内部的证言：普通日本士兵如何在军国主义教育、军队纪律和占领制度中逐渐麻木，又如何用“征用”“扫荡”“看看”等轻描淡写的词语，遮蔽真实的犯罪。

那名躲在被窝里的中国妇女没有留下姓名。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等到家人回来，也不知道日军离去后，她如何面对被毁坏的家和那一夜的屈辱。

但东史郎留下的记录至少证明：刺刀掀开被子的那一刻，受害者的沉默不是事情没有发生；侵略者的笑声，也不能把暴行变成玩笑。

战争结束多年后，那三支手电筒的光依然刺眼。它照见的不只是几个日本兵的兽行，更照见了日本军国主义如何让施暴者失去对人的基本敬畏。

如果你身处那个深夜，是选择冒险逃出村庄，还是留在家中守住仅有的粮食和亲人？两个选择都可能付出惨重代价。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

参考资料：

①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

② 东史郎《我们的南京小队——一个被征士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日本青木书店

③ 王卫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

④ 朱成山《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南京出版社

⑤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东史郎日记节选》及东史郎捐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