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清海：一个纪委正科的9.8万借贷，怎样走到“妨害作证＋故意伤害＋寻衅滋事”

摘要：原四平市纪委正科级巡察员邹清海，因一笔9.8万元民间借贷，先后卷入妨害作证、故意伤害两起刑事案件，获刑四年；刑满后赴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申诉，2026年6月又因寻衅滋事被四平铁西公安刑拘并批捕。本文不预断对错，只梳理事实争议，为民刑交叉、纪检干部申诉和申诉边界提供一个冷静的观察样本。

他曾经坐在谈话室里，让别人讲清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如今，他自己的钱、自己的签名、自己的申诉，成了别人卷宗里的待查事项。

2016年，他借给熟人9.8万元，有合同、有收条、有证明人。

2019年，他因这笔借款衍生出的刑案被判四年。

2026年，他因到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周边递交材料，被四平铁西公安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批准逮捕。

邹清海，1966年生，曾在四平市纪委系统工作近三十年，官至市委巡察办正科长级巡察员。这个身份标签让他的案子天然带有反差感——但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纪委干部也犯罪”的猎奇，而是一笔民事借款如何在证据迷雾中演变成多起刑事案件，以及一个公民在申诉路上的权利边界。

一、人物：白衬衫的另一面

据四平市监委《四监审〔2019〕33号》摘要及公开材料，邹清海的履历并不复杂：

• 1988年参加工作，1991年入党；

• 2011年任四平市软环境办综合宣教科长；

• 2012年纪委廉政室副主任；

• 2013年信访室副主任；

• 2014年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 2016年任市委巡察办正科长级巡察员。

他长期负责文字综合，在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吉林日报》等平台发表过文章，获过省市廉政宣传类表彰。在纪检系统内部，他是那种“靠笔杆子吃饭”的干部，熟悉信访流程，懂得线索处置，甚至可能亲手办过别人。

2019年，监委以“严重违纪违法”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结合后续判决，其本人及家属称被“双开”。按他自己的叙述，这一切的起点，是2016年借给一位女性熟人的9.8万元。

二、原案：一张借条，两套真相

2016年10月，邹清海与艾某某签订借款合同，金额9.8万元，现金交付，期限两个多月，月违约利息3%，违约金12%，艾某某以一处28.5平方米房产作抵押，常晓平作为证明人。2017年，因艾某某到期未还，邹向四平铁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胜诉，但执行无果。

纠纷本应止于民事执行。但艾某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这9.8万元并不是新借出的现金，而是此前4万元和2.2万元两笔借款的高息滚存——通俗讲，就是“利滚利”之后重新签的欠条。她声称邹清海逼迫她撕毁原合同，并指使证明人常晓平在法庭上作“现金9.8万”的伪证。

于是，同一个事实出现两套叙事：

原审/控方版：2016年4月、5月，邹分两次借出6.2万元，口头约定高息，数月后因利息累计达9.8万元，逼艾某重签合同、重打欠条，并在民事起诉中隐瞒“息转本”真相。铁西法院（2019）吉0302刑初6号判决认定邹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常晓平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二年。四平中院（2019）吉03刑终124号维持。

邹方申诉版：9.8万元是真实现金交付，并无旧债折算，4万、2.2万旧条上的“邹清海”签名并非本人所书，是艾某某事后伪造；2017年民事判决已认定借贷关系真实有效；刑事阶段缺乏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或监控录像等客观证据，定罪主要依赖艾某某的控告和常晓平的证言。常晓平本人先作现金证言，后改口为“息转本”，庭审中又翻回现金，证言反复。邹申请笔迹鉴定、证人出庭对质、调取同步录音录像，均被法庭驳回。

监委《四监审〔2019〕33号》摘要的表述与控方一致：两次高息借款合计6.2万元，10月因无力还本付息合为9.8万元，逼迫撕毁原合同并重签。邹方则认为，这份摘要并未回应其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自行委托的笔迹鉴定意见，以及银行提现记录等。

两套版本针锋相对，谁真谁假？

能确定的是：刑事定罪在“是否真实借款”这个核心事实上，与之前的民事生效判决存在明显张力。如果民事已确认借贷关系，刑事又认定“息转本+伪证”，那么对同一笔钱的法律评价必须统一——要么民事错了，要么刑事急了。这正是本案最值得复查的地方。

三、监室：泡沫垫与一场说不清的架

邹清海案的第二截，发生在四平市看守所。

据申诉书和律师会见材料，邹在押期间，同监室在押人员孟某某与他人发生口角，邹手持小泡沫垫扇风，未直接殴打。桑某、刘某、马某、张某等人对孟某某实施了殴打，造成伤情。一审曾认定邹参与并指使，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三年，与妨害作证并罚五年六个月；四平中院二审改判为故意伤害罪一年六个月，最终两罪并罚，决定执行四年。

邹方反复强调三点：一，监控录像清晰记录其无殴打行为；二，在押人员最早的8人20余次笔录均表明其未挑唆、未指使；三，定案主要采用半年后两名打人者“受指使”的翻供笔录，内容高度雷同，且拒绝调取同步录音录像、拒绝重新鉴定、拒绝证人出庭对质。

原审逻辑则认为：现场有伤情后果，冲突存在升级，邹与事态发展及损害结果存在关联，不以寻衅滋事定性，而以故意伤害罪追责更为准确。

这里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复核一起监室打架，是看事发时的监控和原始笔录，还是看半年后高度一致的翻供？如果原始监控存在且未损坏，如果原始笔录有二十余次，为什么不以这些客观材料为基础？这不需要高深的法律知识，只需要基本的证据常识。

四、刑满后：二巡、笔迹鉴定、三级信访终结

2020年前后，邹清海刑满释放，开始持续申诉。他的申诉材料主要递往吉林高院、吉林省检察院、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和最高检。据其自述，信访申诉达数百次，但该数字属单方陈述，不作独立事实采用。

2024年，邹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对借款合同及旧条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结论指向艾某某书写。同时，他声称取得了民事再审过程中艾某某承认旧款已还的笔录，并以此作为“原始借贷真实”的新证据。另外，据邹方及多篇自媒体信息，艾某某后来因另案诈骗被判处四年六个月，但该案号未获独立核实，只能作为申诉线索，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

在申诉渠道上，邹把重点放在了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据家属及律师披露的时间线：

• 2024年7月起，邹按“每三个月接谈一次”的安排，从四平赴沈阳二巡递交材料；

• 2025年2月，他再次前往，被告知吉林高院已对其申诉作“三级信访终结”，二巡不再接待。邹称从未收到终结文书，也未经过听证，工作人员口头答应恢复接谈，但三个月后无下文；

• 此后，邹在二巡南门小广场持续递状、陈情，据律师称有搭帐篷、个人喊冤，但无围堵大门、无拉横幅、无聚众辱骂。

这个时间线最值得琢磨的是“三级信访终结”一词。信访终结是信访程序内部的办理出口，但它能否直接取消刑事诉讼上的申诉权？严格说，不能。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不受信访终结决定的当然排除。如果申诉人手里出现了新笔迹鉴定、新的证人证言、新的同步录像，原办案机关应当重新审查，而不是拿“已终结”一个字关门。

但反过来也要看到，巡回法庭依据本级接访规则，对确已依法终结的申诉不再重复接谈，本身有制度依据。关键在于“依法终结”四个字是否被依法执行：有无听证、有无送达终结文书、有无告知后续救济途径？邹方称所有程序均未经历，这一点需要办案机关正面回应，而不是用一个结论性的“终结”去压另一个尚未启动的复查。

五、再被刑拘：寻衅滋事与申诉的边界

2026年6月23日12时，四平铁西公安以寻衅滋事罪对邹清海刑事拘留，依据是《四西公（英雄）拘通字〔2026〕10032号》。7月7日18时，经铁西区检察院批准逮捕，邹被押于梨树县看守所。

律师会见后披露了几个关键辩护点：

• 邹清海对管辖提出异议：行为发生在沈阳二巡周边，其居住地在四平，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犯罪地管辖原则，此案应由沈阳公安管辖，四平铁西公安缺乏连接点；

• 邹自称零口供，不签署讯问笔录，对指控事实全部否认；

• 辩护律师援引两高《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辱骂、殴打、毁损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除非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破坏社会秩序。

邹的行为源于9.8万元借贷纠纷及后续刑事申诉，属于“事出有因”，并非“无事生非”。

批捕不等于有罪。这个案子最终的罪与非罪，要看起诉阶段如何认定事实，庭审中如何质证证据。媒体和公众不应轻易使用“报复性抓人”这样的标签，但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为什么行为地在沈阳、居住地在四平，却由铁西公安立案？零口供情况下，支撑寻衅滋事的客观秩序证据有哪些？三级信访终结的决定书是否送达、是否听证？

六、三个样本

民刑交叉的样本。这笔9.8万借款，本是一个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现金是否交付、利息是否过高、旧债如何滚动成新条，这些都属于民事审判的审查范围。刑事立案的出现，将“基础借贷是否真实”重新拉回事实审查。如果民事判决已经确认借贷真实性，刑事判决又认定“息转本+伪证”，那同一笔钱在民事和刑事上背负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这种民法与刑法之间的评价冲突，是本案最大的程序性问题。正确的做法不是“民赢刑输”各说各话，而是把新笔迹鉴定、旧条原件、银行提现记录、同步录音录像合并审查，给一个统一的答案。

纪检干部申诉的样本。邹清海熟悉纪检和信访业务，但当自己变成当事人后，他同样面临三轨程序的分化：对政务开除处分，应走监察法上的复审复核；对生效刑事判决，应走刑事申诉和检察监督；对信访三级终结，应走涉法涉诉终结的复查。他把三件事都放在二巡门口喊，未必是最有效的路径；反过来，办案机关若以“已终结”为由拒绝重新审查新证据，同样是在程序上自设路障。纪检干部的身份不赋予他特权，但也不应当让他在程序迷宫中消耗掉最后一点耐心。

申诉与寻衅滋事的样本。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坐镇东北，是公民对生效裁判提出申诉的法定入口。去那里递材料，是权利；在接待场所保持理性和秩序，是义务。两者之间的边界，应当清晰明示：指定接待场所、个人陈述、不围堵、不辱骂、不聚众、不长期占场。越界才构成滋事，不越界则应当被耐心接待。邹案的价值在于，它要求所有执法者用证据界定“申诉”与“闹访”，而非用身份标签或“终结”二字直接划线。

七、结语：白衬衫的疑问，应由卷宗回答

律师会见记录里有个细节：邹清海号服里面，穿了一件干净白衬衫。这个画面有冲击力，但不应被简写成“悲情英雄”。制度给每个人体面，也要求每个人把争议交回卷宗。

邹清海案最刺眼的反差，不是“纪委干部也会坐牢”，而是两句话可能同时成立：

• 按现有监委摘要和原审文书，他因高息重签、指使伪证、监室伤害被定罪，并非无据；

• 按邹方新鉴定、常某翻供、同录申请被驳、民事胜诉被刑事否定，原案确有可复查空间。

新寻衅滋事案同样如此：去二巡申诉不当然犯罪，但在二巡行为到何种程度、由谁管辖、三级信访终结是否合法，不能靠自媒体互骂，得看卷内监控、送达回证、接访记录和批捕审查笔录。

有错必纠的前提，是把错处摆到桌面。旧案重鉴笔迹、调同步录像、开听证会；新案核行为地、核秩序后果、核管辖依据。把“白衬衫喊冤”重新变回“书面申诉、公开复查、法庭质证”，这个案子才不像情绪帖，而像司法样本。

一件衣服的白，最后要靠程序的透明来证明。

说明：本文据四平市监委《四监审〔2019〕33号》摘要、铁西公安拘留通知、律师会见记录、家属申诉书及多篇公开自媒体案情整理（截至2026年9月）。原审案号（2019）吉0302刑初6号、（2019）吉03刑终124号以公开披露为准；新案尚在批捕后侦查阶段，旧案申诉未终结。文中“错案、构陷、报复”等表述均属争议方主张，不代表司法终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