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岁住家保姆自述，和 60 岁男雇主同住一室，心动得根本忍不住

我叫赵雅芝，今年五十三岁。别笑，是真名，我妈生我那会儿电视剧《上海滩》正火，她喜欢冯程程，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可我没人家那命，我是个保姆，在城里给人当了十几年住家保姆。

我要说的这件事，憋在心里大半年了，谁也没敢告诉。今天说出来，是因为我实在憋不住了。

去年秋天，我上一个东家搬去了外地，我就在家政公司挂了单，等着新活儿。等了大概一个星期，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活儿，条件是照顾一位六十岁的独居男雇主，住家，主要负责一日三餐、打扫卫生，外加提醒他按时吃药、定期复诊。老爷子姓周，退休前是中学老师，老伴走了三年，儿子女儿都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

中介特意嘱咐我：“老周人挺好，就是有点倔，不爱跟人多说话。你去了少说多做，把他伺候好了就行。”

我当时想，这不正好吗？我最怕那种事儿多的东家，一天到晚挑毛病。话少的反而好相处。

就这样，我拎着一个编织袋，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了老周住的小区。那是个老小区，六层楼，没电梯，绿化倒是不错，楼下有棵大槐树，遮了半边天。老周住在三楼，两室一厅，不大，但收拾得还算干净。

开门的是老周本人。他个头不高，一米七左右，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外面套了件灰色毛背心。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挺亮，看人的时候不躲闪，直愣愣地盯着你，像是在打量一件家具。

“你就是赵姐？”他说话声音不大，带着点鼻音。

“周老师您好，叫我雅芝就行。”我赶紧点头，把编织袋放在门口。

他侧身让我进去，指了指靠门的那间小屋：“那是你住的屋，床单被套都是干净的，你自己铺一下。厕所在走廊尽头，热水器会用吧？”

“会的会的。”

“厨房在阳台边上，冰箱里有菜，米面油都在柜子里。我早饭吃得简单，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午饭和晚饭你做两菜一汤就行，多了吃不了浪费。”他说完，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摘下一把递给我，“这是大门钥匙，你拿着。我每天上午去公园下棋，十一点回来，下午在家看书听收音机。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号码贴在冰箱上。”

交代完这些，他就转身回了自己房间，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原地愣了愣，心想这人还真是干脆，一句废话没有。

我住的那间小屋不大，七八平米，放了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窗户对着小区的院子，能看到那棵大槐树的树冠。我把床单铺好，衣服叠好放进柜子里，又把带来的牙刷毛巾摆到厕所。环顾了一圈，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又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住下来了，不知道这次能待多久。

头一个星期，我跟老周的交流仅限于必要的几句话。

“周老师，饭好了。”

“嗯。”

“周老师，今天的菜合胃口吗？”

“还行。”

“周老师，您的降压药我放桌上了，别忘了吃。”

“知道了。”

他每天的生活规律得像钟表。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完坐在客厅喝一杯温开水，然后下楼遛弯，七点半回来吃早饭。吃完早饭看半小时报纸，八点半出门去公园。十一点准时回来，坐在沙发上听收音机里的评书，听到十二点吃饭。下午午睡一小时，起来看书或者看电视，傍晚再下楼溜达一圈，晚上九点半准时上床。

我做了十几年保姆，伺候过各种各样的老人。有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骂人的，有抠门到连卫生纸都要数着用的，有整天疑神疑鬼怀疑我偷东西的，也有儿女不管、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床上等死的。但像老周这样的，我还真没见过。他太安静了，安静得像这个屋子里没有这个人一样。

可就是这种安静，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第二个星期的某一天，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在老周的书房里发现了一样东西。

说是书房，其实就是他那间卧室的角落里摆了一张书桌，上面堆了不少书。我擦桌子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一本书，弯腰去捡，发现书桌底下塞着一个相框。相框是倒扣着的，我翻过来一看，是一张合影。

照片上是一男一女，男的显然是年轻时候的老周，穿着一件白衬衫，头发乌黑浓密，意气风发。女的扎着两条辫子，圆圆的脸蛋，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穿着碎花裙子，依偎在老周身边。两个人站在一座石桥上，背后的天空很蓝。

我把相框放回原处，心里大概猜到了，那应该是他去世的老伴。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多了一句嘴。

“周老师，我看您书房桌上有一张照片，是您和阿姨年轻时候照的吧？阿姨真好看。”

老周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但没有抬头，只是“嗯”了一声，然后继续吃饭。

我以为他不愿意聊这个话题，就没再追问。

可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放下筷子，说了一句：“她走了三年了，胃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前后撑了不到四个月。”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他又说：“她走的那天晚上，我握着她的手，她说想吃柿子。大冬天，上哪儿找柿子去？我跑了三条街，最后在一个水果摊上找到了几个冻柿子，拿回来捂化了喂她吃。她吃了两口，笑了笑，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事。但我注意到他握着筷子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心里一酸，连忙说：“周老师，您别难过了，阿姨在天上也不希望看您这样。”

他没再说话，端起碗把剩下的饭吃完，然后把碗放进水池里，转身回了房间。

那天下午，他没有出来听收音机。

从那以后，我跟老周之间的关系，好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他开始偶尔主动跟我说话了。有时候是问我家里有几口人，有时候是问我以前在哪儿干活，有时候是问我累不累、吃得惯吃不惯。虽然都是些家常话，但对于他这个话少的人来说，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我也渐渐摸清楚了他的脾性。他不喜欢吃太油腻的东西，口味偏清淡，爱吃鱼，尤其是清蒸鲈鱼。他每天早上必须喝一杯温水，雷打不动。他睡觉前要在客厅走二十圈，说是助消化。他看电视只看新闻和戏曲频道，遇到唱戏的能把音量开到最大，跟着哼哼唧唧地唱。

有一次我在厨房切菜，听见他在客厅跟着电视唱《空城计》，唱得有板有眼的。我忍不住探头看了一眼，他正闭着眼睛，摇头晃脑，一只手还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里头。那副模样，跟他平时不苟言笑的样子判若两人。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听见笑声，猛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站在厨房门口笑他，脸一下子就红了。

“笑什么笑？”他故作严肃地瞪了我一眼，但嘴角却忍不住往上翘了一下。

那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笑。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可有时候，越是平淡的水，底下越有可能藏着暗流。

大概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晚上，我突然被一阵响声惊醒了。

我住在保姆房里，隔着走廊能听到客厅的动静。我竖起耳朵听了听，好像是有人在翻什么东西。我第一反应是进贼了，心跳顿时加速，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起来，轻轻打开房门，探头往外看。

客厅的灯亮着，老周正蹲在电视柜前面，埋头翻着下面的抽屉。他穿着一身睡衣，头发乱糟糟的，背影看起来有些佝偻。

“周老师？您还没睡？”我轻声问了一句。

他回过头来，我看见他脸上的表情，愣住了。他眼眶红红的，脸上有两道清晰的泪痕。

“没事，我找个东西。”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浓浓的鼻音。

“您找什么？我帮您找。”

“不用了，找到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攥在手心里，站起身来，低着头快步走回了房间，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早上，我打扫客厅的时候，发现电视柜下面的抽屉开着一条缝。我拉开一看，里面放着一本旧相册，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小物件。其中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字迹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

“老周，记得吃早饭，别饿着肚子去上课。——梅”

那个“梅”字，应该就是他老伴的名字。

我把抽屉轻轻关上，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到更多细节。老周每天晚上都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着茶几上放着的那个空茶杯发呆。那个茶杯是老式的搪瓷缸子，白色的，杯身上印着一朵红色的牡丹花，边沿的搪瓷已经磕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黑色铁皮。他从来不用那个杯子喝水，就那么摆在那里，像是一个摆设。

我猜，那应该是他老伴生前用过的杯子。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阳台上晾衣服，老周从屋里走出来，站在我旁边，看着楼下那棵大槐树发呆。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口说：“那棵树是她种的。搬进来那年，她说想要一棵树，夏天能遮阴，冬天能看雪。我们就去花鸟市场买了一棵槐树苗，种在楼下。现在树都长这么高了，人却不在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

我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转头看着他。夕阳的光线打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的白发染成了金黄色。他眯着眼睛看着那棵树，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落寞。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上来一股冲动，想伸手拍拍他的肩膀，或者说点什么安慰他的话。但我最终什么都没做，只是默默地继续晾衣服。

可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发现自己的心态变了。

我开始在意他对我的看法了。做饭的时候，我会琢磨他喜不喜欢这道菜；打扫卫生的时候，我会刻意把他书桌上的东西摆整齐；他出门下棋的时候，我会站在窗前往下看，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小区门口。

他偶尔夸我一句“今天的菜不错”，我能高兴一整天。他要是哪天不怎么说话，我就会胡思乱想，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了。

我知道这不对劲。我是来打工的，他是雇主，我们之间就是雇佣关系。可人心这个东西，它不讲道理。它什么时候动，动到什么程度，根本不跟你打招呼。

转折发生在去年冬天。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老周感冒了，发烧到三十八度五。我劝他去医院，他死活不肯，说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我没办法，只好去药店买了退烧药和感冒药，又熬了一锅姜汤，端到他床前。

他躺在床上，脸色潮红，嘴唇干裂，看起来虚弱得很。我扶他坐起来，把药和水递给他。他接过药片，仰头吞下去，又喝了几口水，然后靠在床头喘气。

“赵姐，麻烦你了。”他哑着嗓子说。

“不麻烦，您好好休息。”我把姜汤放在床头柜上，“姜汤我搁这儿了，您凉一会儿喝，驱驱寒。”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了我。

“赵姐，你能不能……坐一会儿？”

我愣了一下，回头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情，像是一个害怕孤单的小孩，渴望有人陪着。

我犹豫了几秒钟，然后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您睡吧，我在这儿守着。”

他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上，我在他床边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直到他彻底睡着，呼吸变得平稳均匀，我才轻手轻脚地起身离开。

回到自己房间，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跳得很快，脸上发烫，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拼命告诉自己，我就是尽一个保姆的本分，照顾生病的雇主而已，没什么特别的。可另一个声音在心底说：你骗谁呢？你心里清楚得很，你对他的感觉，已经超出了雇主和保姆的关系。

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挣扎之中。

一方面，我确实对老周产生了感情。我喜欢他身上的那种书卷气，喜欢他安静的性格，喜欢他偶尔露出的笑容，甚至喜欢他唱戏时摇头晃脑的样子。和他在一起，我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安心和温暖。我做保姆这么多年，寄人篱下，看人脸色，从来没有哪个雇主让我有过这种感觉。

另一方面，我又清楚地知道，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是雇主，我是保姆。他是退休教师，有文化有修养，我只是个农村出来的女人，没什么文化。他儿女都在大城市工作，是有头有脸的人，怎么可能接受他爸和一个保姆在一起？再说了，我要是真跟他有什么，别人会怎么看我？肯定会说我是图他的钱、图他的房子。

这些念头像两股绳子，在我心里拧来拧去，拧得我喘不过气来。

春节前夕，老周的儿子和女儿回来了。

他儿子叫周明，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西装革履，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客气但透着疏离。他女儿叫周莉，嫁到了广州，烫着卷发，涂着口红，一进门就开始挑剔。

“爸，你这屋子怎么一股味道？也不开窗通通风。”

“爸，你冰箱里怎么全是剩菜？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剩菜不能吃，致癌的。”

“这个保姆是新找的？看着还行，不过爸你可得留个心眼，现在好多保姆手脚不干净。”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在厨房里切菜。她也没避着我，声音大得很，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

老周坐在沙发上，闷着头不说话。

吃饭的时候，周莉又开始了。

“赵姐，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四千五。”我说。

“四千五？爸，你给高了。现在行情也就四千，你给这么多干嘛？”

我端着碗的手紧了紧，没吭声。

老周皱了皱眉：“她活儿干得好，值这个价。”

“活儿好是应该的，她拿钱办事嘛。”周莉夹了一块鱼，咬了一口，又说，“咸了。赵姐，我爸有高血压，你不能做这么咸。”

我说：“好，下次我注意。”

那顿饭吃得我浑身难受。周莉话里话外都在敲打我，好像我是一个随时会偷他们家东西的外人。周明虽然没说什么，但他的眼神也带着审视，时不时地瞟我一眼，像是在评估我这个人的可靠性。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的时候，听见周莉在客厅跟她爸说话。

“爸，我跟你说个事。我们商量了一下，想把你接到上海去住。你一个人在老家我们不放心，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们赶都赶不及。”

老周说：“我不去，我在这儿住习惯了。”

“习惯什么呀？一个人孤零零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去了上海，有我们陪着，还有孙子孙女，多好。”

“我说了不去就不去。”

“爸，你怎么这么犟呢？”周莉的声音提高了，“你是不是舍不得那个保姆？”

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老周沉默了几秒钟，说：“跟人家没关系。我就是不想离开这个家，这里有我和你妈的回忆。”

“回忆能当饭吃吗？”周莉说，“爸，你得往前看。我妈走了三年了，你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了。你要是觉得孤单，我们可以给你找个更好的保姆，或者送你去养老院也行，那里人多，热闹。”

“我不去养老院。”老周的声音斩钉截铁。

“那你就跟我们走。”

“我不走。”

父女俩僵持住了。最后还是周明出来打圆场：“行了行了，大过年的别吵了。爸不愿意去就先不去，以后再说。”

那场谈话不了了之，但我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周莉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她对我这个保姆充满了戒备。如果她知道我对她爸产生了不该有的感情，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

春节那几天，我过得很煎熬。表面上我还是那个勤快的保姆，做饭、打扫、端茶倒水，笑脸迎人。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心里翻江倒海。

我反复地问自己：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真的喜欢他吗？还是因为你太孤独了，随便抓住一根稻草就当救命绳？

我想起我自己的婚姻。二十多年前，我经人介绍嫁给了邻村的一个男人。他老实本分，在工地上干活，虽然挣不了大钱，但对我不错。我们生了一个儿子，日子虽然穷，但总算有个盼头。可老天爷不饶人，儿子八岁那年，他在工地上出了事故，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当场就走了。我哭得死去活来，可哭完了还得活下去。为了养活儿子，我把儿子托付给我妈，自己进城打工，从洗碗工做起，后来经人介绍做了保姆，一做就是十几年。

这些年，我不是没有遇到过对我示好的男人。有一起打工的老乡，有小区里的保安，甚至有以前的男雇主。但我都拒绝了。一来是没心思，二来是怕上当受骗。我一个女人，孤身在城里打工，要是遇人不淑，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

可老周不一样。他身上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气质，不急不躁，不卑不亢。他不会因为我是保姆就看不起我，也不会对我动手动脚。他对我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装出来的。

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纠结。

春节过后，周明和周莉都走了。屋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

老周送走儿女后，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我给他泡了一杯茶端过去，他接过来，捧在手心里，没喝。

“赵姐，你觉得我应该去上海吗？”他突然问我。

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个……得看您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不想去。”他说，“那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这儿，在这间屋子里。你梅姨走了，我要是也走了，这房子就空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鼻子一酸，连忙低下头，假装整理茶几上的东西。

“赵姐。”他又叫了我一声。

“嗯？”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照顾我。”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温柔，“这段时间，要不是有你在这里，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来。”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厨房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知道，我完了。

我彻底动心了。

可我更知道，这份感情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我不能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否则到最后，受伤的不光是我自己，还有他。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煎了荷包蛋，热了牛奶，还特意蒸了他最爱吃的红薯。他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站在一旁，搓着手，犹豫了半天，才开口。

“周老师，我跟您说个事。”

“什么事？坐下说。”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来，不敢看他的眼睛，低着头说：“我想辞职了。”

他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为什么？”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急促，“是工资不满意吗？我可以给你加。”

“不是工资的事。”

“那是为什么？是不是我哪儿做得不好？”

“不是不是，您对我很好。”我连忙摆手，“是我自己的原因……我家里有点事，得回去处理一下。”

他看着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像是要把我看穿。

“什么时候走？”

“这两天吧，等您找到新的保姆我就走。”

他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赵姐，你是不是因为周莉说的那些话才走的？”

“不是，真的不是。”

“你不用骗我。”他的声音低沉了下来，“我闺女那个人我知道，说话不好听。但她没有恶意，她就是担心我。你不用担心她，这是我的家，我做主。”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我使劲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周老师，真的不是因为这个。”我站起来，背过身去，“您慢慢吃，我去收拾屋子。”

我逃也似的离开了餐厅。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之间的气氛变得很奇怪。他不再主动跟我说话，我也不再多嘴。屋子里安静得可怕，只剩下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第三天，中介带来了一个新的保姆，四十多岁，胖乎乎的，看起来很能干。我把老周的饮食习惯、吃药时间、注意事项一一交代给她，然后回到自己房间，收拾好那个破旧的编织袋。

临走的时候，老周站在门口，看着我。

“赵姐，以后有空了，回来坐坐。”

我点了点头，不敢说话，怕一开口就哭出来。

我拎着编织袋，走下楼梯，穿过那棵大槐树，走出了小区的大门。走到公交车站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三楼的那个窗户里，一个人影站在窗帘后面，一动不动。

我的眼泪哗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我上了公交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子发动了，窗外的景物开始倒退。我看着那个越来越远的小区，心里像是被人挖走了一块。

回到家政公司，中介问我接下来想接什么样的活儿。我说，不接住家保姆了，只接钟点工。

中介很奇怪：“钟点工挣得少啊，你为啥不接住家的？”

我说：“住家太容易动感情了。”

中介没听懂，我也没解释。

有些事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我们这些做保姆的，常年住在别人家里，跟雇主朝夕相处，尤其是在照顾那些独居老人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超越雇佣关系的感情。这种感情，可能是同情，可能是依赖，也可能是真正的喜欢。

但不管是什么，都得守住那条线。

因为一旦跨过去，就很难再回头了。

我到现在还是会想起老周，想起他唱戏的样子，想起他站在窗前发呆的背影，想起他跟我说“谢谢你”时的眼神。

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新来的保姆对他好不好，他有没有按时吃药，有没有再去公园下棋。

我只希望他好好的。

至于我心里的那份感情，就让它烂在肚子里吧。

有些心动，注定只能是一个人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