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4年春，北京贡院外，湖南举人谭延闿的名字已经传遍士林。会试发榜时，他名列第一，成为会元。按照当时许多考官的判断，这份卷子若不出意外，殿试状元几乎已经稳了。
然而，历史偏偏在最后一步拐了弯。殿试名次公布后，谭延闿只得了二甲第三十五名，反倒是直隶人刘春霖成为状元。刘春霖文章未必压过谭延闿，但楷书工整端庄，符合阅卷者的审美。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成为清朝最后一位状元。
关于这次名次变化，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慈禧太后看到“谭延闿”这个姓氏，联想到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于是心生厌恶，便把谭延闿的卷子降了下去。
这个故事传播很广，却不能完全当作确凿史实。殿试名次确实如此，慈禧是否因为“谭”姓而直接改动名次，缺乏足够的一手材料证明。清末殿试由皇帝钦定名次，慈禧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极大，但把整个结果简单归结为“嫌弃名字”，多少带有后人加工的意味。
有意思的是，谭延闿并不是突然冒出的寒门才子。他出生于1880年，父亲谭钟麟是清朝重臣，曾任两广总督、陕甘总督等职。这样的家庭，既给了他优越的教育条件，也让他很早便接触到官场内部的复杂规则。
谭钟麟对这个庶出幼子格外看重。相传孩子出生前，他曾梦见嘉庆十年探花何凌汉走入后院，醒来后恰逢儿子降生，便认为这是某种征兆，于是取名“延闿”。“闿”通“凯”，有开朗、胜利之意。
传说未必可靠，教育却是真实的。谭延闿年幼时便接受严格训练，文章、诗词、书法一样不敢荒废。父亲对他的要求很重，三日一文，五日一诗，平日还要临摹名家法帖。这样的功课谈不上轻松，却为他日后的科举之路打下了扎实基础。
谭延闿的书法尤其出名。清末科举阅卷，文章内容固然重要，卷面是否整洁、字体是否端正，同样可能影响名次。有人评价他的字圆润厚重，颇有馆阁体风格。也正因为如此，殿试时他与刘春霖之间的比较，才更显得耐人寻味。
1904年的会试，是清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会试。谭延闿夺得会元，成为湖南自清朝入关以来第一位会元，同时也是最后一位。可在殿试中，他没有进入一甲，最终获得进士出身。严格说，他并非状元，标题中的“本是状元”，更像是对其真实实力与舆论预期的概括。
这次挫折很快又与家庭变故连在了一起。谭钟麟原本盼着儿子金榜题名，结果名次落差传回湖南后，老人病情加重。1905年，谭钟麟去世，谭延闿匆忙返乡料理丧事。父亲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显赫家世，也有对清廷积累已久的失望。
谭钟麟晚年曾对朝廷的内政外交颇多不满，尤其不愿迎合权贵。谭延闿耳濡目染，对科举和官场的关系看得更清楚：才学可以打开门，却未必能决定门后的座次。那场殿试，或许正让他意识到，旧制度已经难以容纳真正的政治变化。
辛亥革命爆发后，谭延闿的人生方向发生转折。1911年武昌起义影响湖南，湖南宣布脱离清廷统治，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此时的他不再只是等待朝廷授予名次的进士，而成为地方政局中的实际掌舵者。
有人问他：“既然已经身居高位，为何还要卷入这场风波？”
谭延闿的选择并不神秘。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失去号召力，地方督抚与新式军队的关系不断变化，旧有秩序已无法维持。谭延闿从拥护立宪逐步走向支持共和，更多是对现实判断后的转向，并非单凭一场科举失意便决定反清。
1912年清帝退位，清王朝结束。说谭延闿“直接推翻了清王朝”，并不准确；辛亥革命是多地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武昌起义、新军响应、各省独立以及清廷内部妥协缺一不可。谭延闿的重要作用，在于湖南地方政权的转折，而不是一人完成改朝换代。
民国成立后，他几度主持湖南政务，后来追随孙中山，成为国民党重要人物。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参与党政运作。他与蒋介石关系密切，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也有谭延闿从中协助一事。
1930年，谭延闿在南京病逝，终年五十岁。那个在殿试中屈居二甲的进士，后来走出了科举制度安排的人生轨道。至于慈禧是否真因一个“谭”字改变名次，仍应留在传说与史料之间，不能用传闻替代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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