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7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此时的中美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双方隔着二十多年的对立，第一次认真讨论如何把门打开。
会谈并不轻松。美国刚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抽身，苏联的战略压力不断增加；中国则面临北方方向的安全威胁。双方都清楚，彼此并非突然改变立场，而是在复杂局势中寻找一条能够减少风险的道路。
基辛格在中国问题上的判断，和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他出生于1923年的德国菲尔特，1938年因纳粹迫害随家人逃往美国。后来，他加入美国军队，曾在欧洲战场服役，也参与过战后德国的管理。
战争给他留下的并不只是政治判断，还有对权力和报复的警惕。面对纳粹统治造成的家族伤痛，他没有把仇恨简单带进战后工作，而是努力维持秩序。这种冷静，后来也成为他处理国际关系时非常鲜明的特点。
退役以后，基辛格没有按照早年的设想去做会计，而是转向政治学和历史研究。1954年，他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随后长期讲授国际关系，并通过著述和政策研究进入美国外交决策圈。
有意思的是，基辛格并不是尼克松最早的政治同路人。1968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他曾为洛克菲勒阵营服务，对尼克松的外交主张多有批评。尼克松胜选后，却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把他召入政府。
这是一场颇有政治分量的任用。1969年，基辛格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直接参与重大外交决策。尼克松看中的，正是他对大国关系的分析能力，以及敢于提出不同方案的作风。
当时美国的处境并不占优。越南战争持续消耗美国的军力和信誉，苏联在欧洲、中东以及亚洲扩大影响。中苏关系自1960年代起不断恶化，1969年珍宝岛事件更使两国对立公开化。
基辛格判断，华盛顿如果能够改善同北京的关系，就能改变美苏之间的战略力量分布。但这件事在美国国内阻力很大，长期敌视中国的政治气氛并没有因为一份分析报告就消失。
秘密接触成为突破口。1971年7月，基辛格以访问巴基斯坦为掩护，转道来到北京。他与周恩来会谈两天，双方讨论了台湾、越南、苏联压力以及两国关系等问题。
据相关回忆，周恩来曾强调，中国同任何国家交往，都要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基辛格则明白表示：“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这类表态不是客套，而是双方对现实处境的确认。
基辛格离开北京后，秘密访问的消息很快公开。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将访问中国。半年多以后，1972年2月，尼克松抵达北京，成为美国总统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
中美关系由此出现重大转折。双方签署《上海公报》，虽然在台湾等问题上仍有分歧，但明确了继续接触的方向。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长期隔绝的局面被制度化的外交渠道取代。
需要说清的是，基辛格推动对华接近，并非单纯出于个人情感。他始终是美国战略家，考虑的是美国利益、苏联压力和全球力量平衡。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被意识形态口号完全遮住眼睛，能够承认中国拥有独立意志，也承认中国不会接受居高临下的安排。
他研究过中国历史，知道这个文明经历过分裂、战争和贫困，却一次次出现承担责任的人。基辛格后来谈到中国时，常把中国的韧性视为重要特征。所谓“很多缺点”，是对现实的承认；所谓“站起来的人”，则是对民族抗压能力的判断。
1973年，基辛格因参与推动越南停火谈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后，他担任美国国务卿，并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离开政府岗位后，他仍多次往返中美之间，为两国保持沟通提供建议。
1971年那两天的会谈，未能消除所有分歧，却改变了双方处理分歧的方式。对基辛格而言，中国不是一张可以随意安排的牌，而是一个有自身历史、利益和选择能力的大国。这个判断，正是他那句评价能够流传的重要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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