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12月30日，核试验场上，飞行员杨国祥驾驶强五战斗机返航时，机腹下仍挂着一枚氢弹。几分钟前，他已经连续三次按下投弹按钮，可靶区没有爆炸，空中也没有升起预想中的蘑菇云。
鲜为人知的是，这场险情后来查出的直接原因，竟与一颗不起眼的小螺钉有关。它多拧了一点，燃爆管引线因此发生短路；而装配完成后，又没有依规定复测电阻值。一个微小疏忽，差点把机场、试验基地和空中飞行员同时推到危险边缘。
这次任务并不是普通的投弹训练。氢弹必须在指定区域完成爆炸，才能取得完整的试验数据。若带弹返航途中发生碰撞，或者着陆时弹体脱落，后果难以估量。国防科委接到消息后，紧急向周恩来报告，请求决定如何处置。
电话接通后，周恩来没有远离现场强行下令，而是把判断权交给试验现场。这个安排看似简单，实际上极有分量。北京方面掌握的是总体情况，真正知道飞机油量、弹体状态和机场条件的人，却在指挥所和驾驶舱里。
杨国祥此前并不知道自己将执行如此特殊的任务。接到前往江西三二〇厂报到的通知时，他只带着简单行李出发。到了那里，等待他的不是公开说明，而是一份关于注意事项和饮食限制的文件。两天后，任务内容才正式揭开。
训练随即变得异常严格。杨国祥每天反复操练运载和投弹动作，模型投掷一次又一次，误差逐渐压缩到十二米以内。这个数字意味着，在规定高度和速度下，他能够把投弹位置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12月30日，天气条件良好。飞机接近靶区后下降至约五百米，速度提升到每小时九百公里。杨国祥打开相应保险装置，与地面联络：“准备投弹。”得到批准后，他在距靶标约九公里处拉起机头，保持四十五度仰角，按下了按钮。
没有爆炸声。
他重新调整飞机，申请第二次投弹，结果仍然没有反应。第三次尝试依旧失败。此时，飞机油量已经不允许继续盘旋，机上的氢弹却原封不动地挂在弹架上。杨国祥面对的，不再是一次试验成败，而是如何把危险物带回机场。
事先制定的方案有两种。一种是飞往安全投弹区，跳伞离机，让飞机和氢弹一同坠入指定范围；这样能够保住飞行员，却要损失飞机和弹体。另一种是带弹着陆，成功便可保全人员、飞机和氢弹，失败则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我不跳伞，带弹返航。”杨国祥作出决定。
地面指挥员宋占元和唐志敏立即按照预案引导飞机。朱光亚得知后表示支持，但现场气氛依旧紧张。试验基地设有地下指挥设施，部分人员进入其中避险，留下人员继续指挥飞机进场。此时，决定安全与否的，不是口号，而是每一个操作细节。
带弹着陆最危险的环节有两个：飞机不能在跑道上失控，氢弹也不能在接地瞬间脱落。为防止弹体意外掉下，飞机安装了锁死弹钩的装置。杨国祥降低高度，修正航向，在跑道上稳稳接地，并及时完成锁定操作。
飞机停稳后，氢弹被小心卸下，技术人员立即展开检查。故障排查没有停留在表面，很快找到了燃爆管引线短路的原因。那颗多拧了一点的螺钉，以及漏做的电阻测量，成为排除隐患时重点修正的环节。
1972年1月，相关技术问题完成改进，第二次投弹核试验重新展开。杨国祥再次驾驶飞机升空，这一次，氢弹按照要求投下，试验顺利完成。此前那场带弹返航的险情，也因此留下了一个极其具体的教训：在核试验中，决定成败的往往不只是宏大的设计，还包括装配台上一颗螺钉和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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