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9月，甘肃酒泉城内，解放军入城的队伍经过街道，五十岁的熊国炳站在人群中，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别人欢呼，他却像看见了失散多年的亲人。整整二十三年，他隐姓埋名，靠做零工、住破庙度日，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他没有立刻寻找旧日战友，而是反复犹豫了很久，才向当地有关部门说明身份。工作人员听完经历，因年代久远，缺少证人和档案佐证，只能按参加过革命的人员给予抚恤，发给他四石麦子和五十元钱。
这份待遇谈不上优厚，但熊国炳没有争辩。他用这笔钱办起了一间磨坊，重新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有人替他不平，劝道：“你过去当过省主席，为什么不去找组织？”熊国炳只是摇头，说：“我带出去那么多同志，最后却没有把他们带回来。”
这句话，或许正是他始终不愿主动求助的根源。
熊国炳生于1899年，四川通江人。家里贫寒，父亲靠种地、贩卖山货养活一家人。兄弟姐妹多了以后，日子更加艰难，他年幼时被过继给远房亲戚，才有机会读过几年书。
养父母相继去世后，他不得不辍学谋生。十八岁成家，既要照顾妻子，也要设法养活孩子。因为没有家族依靠，他在乡里屡受欺压，后来带着家人搬到岳父所在的太平山，以开荒、打猎和采集山货维持生活。
1932年，一名自称安徽商人的刘子才找到他，提出高价收购皮货。熊国炳带着对方进山后，发现此人对猎物兴趣不大，反而总在观察道路和村落。刘子才并非商人，而是地下工作人员，正在为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搜集情况、联络群众。
几天相处下来，刘子才认定熊国炳性情可靠，又有贫苦经历，便向他讲解革命道理。熊国炳很快参加地方工作。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他积极发动群众、参与根据地建设，工作能力逐渐显露出来。
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熊国炳当选为主席。同年8月和次年3月，他又连续当选第二、第三届主席。一个从山里走出的猎户，几年间成为根据地的重要干部，靠的并不是出身，而是艰苦环境中磨炼出的组织能力和执行力。
然而，职位越高，承担的责任越重。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熊国炳的家人遭到严重迫害。妻子和两个孩子被杀，父母多次遭捆绑吊打，弟弟逃入深山，几个妹妹也被迫改名换姓。得知消息后，他一度悲痛失控，却只能随部队继续行军。
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后，熊国炳进入军政委员会，成为部队中的高级干部。1937年3月，西路军遭受严重挫折，他带着二百多名后勤人员行动，在老虎沟附近遇袭，部队被打散。熊国炳头部负伤，双腿冻伤，跌进雪坑，几乎失去行动能力。
他没有等死。几名战友发现他后，设法生火取暖，随后又搀扶他寻找大部队。不料途中遇到马家军，众人被俘。审讯时，熊国炳谎称自己只是马夫。敌人见他衣衫破烂、双腿严重冻伤，未认出他的真实身份，便将他交给当地牧民看管。
一位裕固族老人见他可怜，替他说了好话，后来又趁看守不备将他放走。熊国炳沿祁连山一带艰难西行，抵达酒泉后，被张姓老人收留，伤势才慢慢好转。为避免牵连恩人，他改名为张炳南，此后多年都以这个名字生活。
酒泉城里，他白天替人做工，晚上有时住在庙里。敌方曾悬赏缉拿西路军干部，他只能把真正身份藏进日常琐事中。有意思的是，他偶尔还会拿自己的名字开玩笑，却不敢对任何人透露底细。
他并非没有寻找组织的念头。只是西路军失散后，人员分布极广，联络渠道早已中断，他一个伤残之人既无路费，也不清楚何处能够找到同志。后来，他在酒泉与开面馆的寡妇白玉生结婚，新的家庭和长期隐匿的生活，又使这条路变得更加遥远。
1949年9月酒泉解放时，他终于确认局势已经改变，却仍然迟疑不前。多年逃亡让他习惯了谨慎，也让他背负着沉重的失败感。他认为自己没有完成任务，许多同志倒在河西走廊，自己活下来已经是一种亏欠，实在没有脸面再去给组织添麻烦。
1951年底，熊国炳回到四川老家，见到了被迫害致残的父亲。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庭，他没有谈自己的功劳，只留下照料老人。乡亲们劝他去找徐向前等旧日领导，他依旧拒绝。
1956年，他借来四十元路费，把酒泉的妻子接到四川。因妻子不适应山地生活，1959年两人又回到酒泉。次年，熊国炳在贫困中去世，终年六十一岁。临终前，他最放不下的，仍是那些没能走出河西走廊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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