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溜冰场偶遇少妇，她邀我去家里看电视，那一晚我没回家

90年溜冰场偶遇少妇，她邀我去家里看电视，那一晚我没回家

九零年冬天，城里的风像一把没有磨钝的刀。

那年我十九岁，在技校学修电器。学校离家不算远，平时骑自行车二十分钟就到。可那天晚上，刘强非拉着我去文化宫溜冰，说那里新换了音乐，还来了不少纺织厂的女工。

“你陪我去，我一个人不好意思。”他说。

我本来不想去，宿舍里还有半本《平凡的世界》没看完。可刘强已经把我的棉袄从床头拽了下来，嘴里还不停念叨着他看上的那个姑娘。

文化宫三楼的溜冰场不大，水磨石地面被磨得发亮，四周围着一圈铁栏杆。墙角放着一台旧录音机，声音忽大忽小，磁带里唱着当时流行的歌。

场里人不少。

有穿喇叭裤的小伙子，也有扎着蝴蝶结的姑娘。有人滑得像飞一样，有人扶着栏杆慢慢挪，还有几个半大小子故意在中间横冲直撞，吓得女孩子一阵阵尖叫。

刘强很快找到了他喜欢的姑娘，把我一个人撂在了场边。

我换好冰刀鞋，没急着下场，只坐在那里看人。

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见了她。

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毛衣，外面套着深绿色短外套，裤子是当年很时髦的高腰喇叭裤。她的头发烫成大卷，随着滑行一下一下地晃动。

她滑得很好。

不是那种故意在人群里炫耀的好，而是动作很稳，转弯的时候身体轻轻一侧，冰刀就在地面上划出一道细响。她不跟别人说话，也不参加那些年轻人的打闹，只是一圈一圈地滑，像是在躲避什么。

我看了她很久。

她大约二十七八岁，脸上已经有了年轻姑娘没有的疲惫。她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金戒指，经过灯光下时，闪了一下。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个结了婚的少妇。

那天晚上，她滑到我面前时，忽然停住了。

“你不滑吗？”她扶着栏杆问。

“我鞋带松了。”我随口说道。

其实鞋带好好的。

她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脚，笑了。

“你这鞋带不是挺紧的吗？”

我脸一下子热了。

她没有揭穿我，只是把手伸了过来。

“那就陪我滑一圈。”

我犹豫了一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指尖却很柔软。她带着我沿着场边慢慢滑，我开始有些紧张，几次差点撞到人。她没有笑话我，只在我脚下不稳时轻轻拉我一把。

“别看脚，看前面。”

“我怕摔。”

“摔了我接着你。”

她说得很自然，可我听完以后，心跳还是快了起来。

那一圈很快就结束了。

可她没有松手。

我们又滑了一圈，第三圈，第四圈。录音机里换了好几首歌，场上的人也陆续少了。刘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和那个姑娘离开了，连招呼都没跟我打。

散场铃响起时，我才发现已经十点多了。

她坐在长凳上换鞋，动作比刚才慢了许多。我站在旁边，想说些什么，可一句完整的话也想不出来。

“你叫什么？”她忽然问。

“周平。”

“我叫许梅。”

她说完，把冰刀鞋装进布袋里，站起身。走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外面开始下小雨，雨点落在台阶上，转眼就结成了一层薄冰。

“你家远吗？”她问。

“城北，机械厂家属院。”

“这么冷的天，骑车回去得多久？”

“半个小时吧。”

她低头看了看外面，又看向我。

“我家就在后面那条巷子里。”

我没说话。

她停了一会儿，轻声说道：“要不要去我家看会儿电视？暖和暖和再走。”

那句话说得很平常。

可我听见以后，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我十九岁，从来没有被一个刚认识的女人邀请去家里。更何况，她手上的戒指已经说明了一切。

“你丈夫呢？”我问。

她笑了一下，笑容有点淡。

“出差了。”

她没有多解释，只是推开文化宫的门，站在雨里等我。

我最后还是跟了上去。

巷子很窄，路灯隔着很远才有一盏。她走得不快，偶尔回头看我一眼，像是怕我突然改变主意。

她住在一栋旧楼的三层。

楼道里堆着煤球和废纸箱，墙角还有一辆坏掉的童车。她掏出钥匙开门，屋里一片安静。

那是一套不大的房子，一室一厅，客厅里摆着沙发、茶几和一台十四寸的彩色电视。电视机上压着一本旧杂志，旁边放着半杯凉茶。

墙上挂着一张结婚照。

照片里的许梅穿着红衣服，笑得很开心。她身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脸色严肃，手掌搭在她肩膀上。

“坐吧。”她说。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

她去厨房烧水，煤气灶点燃时，屋里终于有了一点声音。她端出两杯热水，又从柜子里拿了一包瓜子。

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家庭电视剧。画面有些花，声音也不清楚。许梅把音量调得很小，像是怕吵到楼上的邻居。

“你学什么的？”她问。

“修电器。”

“以后想去哪儿？”

“找个单位上班，最好能进国营厂。”

“挺好。”她点点头，“年轻人就该有个稳定日子。”

我看着她。

“你呢？”

她的手停了一下。

“我以前在纺织厂上班，结婚以后就没去了。”

“为什么？”

“你们男人不是都喜欢女人在家里吗？”

她说着笑了笑，可那笑里没有多少开心。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一开始觉得不用上班挺好，后来才知道，人要是一天到晚待在屋里，日子会变得很长。”

电视里的人在哭。

许梅也看着屏幕，眼神却不知道落在了哪里。

她告诉我，她丈夫常年在外面跑生意，一个月回来不了几天。回来以后也不怎么说话，吃饭、喝酒、睡觉，家里像旅馆一样。

“你害怕一个人住吗？”我问。

“刚开始怕。”她说，“后来习惯了。”

窗外的雨越来越大，风吹得窗框发出咔咔的响声。电视信号突然变差，屏幕上全是雪花。

许梅站起来拍了拍电视机，画面又恢复了。

“这屋子老了，哪儿都不好。”

她重新坐下时，距离我近了一些。

我们继续看电视。

那部电视剧播完，又开始放晚间新闻。主持人说，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可能有大雪，部分道路会结冰。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已经十一点了。

“我该走了。”我说。

许梅没有挽留，只是低头看着手里的茶杯。

过了一会儿，她说：“现在回去，路上不安全。”

“我骑车慢一点。”

“你家里人会等你吗？”

“我妈可能会。”

“那你还是别回去了。”

她说完这句话，自己也沉默了。

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脸在电视光线里一明一暗，眼睛里有疲惫，也有某种藏得很深的期待。

“沙发可以放平。”她说，“你就在这里睡一晚，明早雨停了再走。”

我没有马上答应。

她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床被子，铺在折叠沙发上。动作很熟练，像是早就知道今晚会有人留下。

“你放心，”她轻声说，“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这句话让气氛变得更尴尬了。

我赶紧低下头，假装整理自己的鞋。

她把一只枕头放好，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条毛巾。

“厕所就在门外，夜里要是冷，就把电热毯打开。不过那东西有点旧，别开太久。”

“嗯。”

“还有，别乱碰卧室里的东西。”

“我知道。”

她站在沙发旁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转身进了卧室。

“早点睡。”

房门没有关严，留着一条缝。

我躺在沙发上，盖着那床带着樟脑丸气味的被子。电视还开着，音量很小，屏幕里的主持人嘴巴一张一合，却听不清在说什么。

我怎么也睡不着。

我想起溜冰场上她握住我的手，想起她站在雨里的样子，也想起墙上那张结婚照。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邀请我回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拒绝。

凌晨一点多，电视忽然自动关了。

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我听见卧室里传来一声轻轻的咳嗽，接着是床板翻动的声音。

“许姐？”我小声问。

没有回应。

过了一会儿，她从卧室里走出来，穿着一件浅色睡衣，手里抱着另一床被子。

“你还没睡？”

“睡不着。”

她把被子放在沙发边，没有坐下。

“是不是后悔来了？”

“没有。”

她看了我一眼。

“十九岁的人，最好别把一句话说得太满。”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坐在沙发另一端，低头把被角掖好。两个人隔着一小段距离，谁也没有碰谁。

“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她说，“你别多想。”

“我没多想。”

“那就好。”

她望着已经关掉的电视，声音越来越轻。

“有时候，人不是想做什么，只是不想一个人待着。”

我侧过身看她。

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很久没有好好睡过觉。

“许姐，”我问，“你过得好吗？”

她愣了一下，随后笑了。

“这个问题，已经很久没人问过了。”

她低下头，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

“好不好，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日子总得往下过。”

窗外的雨声持续了很久。

后来她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她睡得很浅，眉头一直皱着，偶尔会轻轻动一下。我不敢叫醒她，只把旁边的被子往她身上拉了拉。

那一晚，我没有回家。

我也没有做任何越界的事。

我只是躺在她家的沙发上，听着雨声，看着电视机黑掉的屏幕，一直睁眼到天亮。

清晨五点多，雨停了，窗外泛起一层灰白色的光。

许梅醒来时，发现我已经坐起来了。

她揉了揉眼睛，问：“你一夜没睡？”

“睡了一会儿。”

她没有拆穿我。

厨房里没有什么吃的，她煮了两碗挂面，卧了两个鸡蛋。我们面对面坐在小桌旁，谁都没有提昨晚，也没有提以后。

吃完饭，我穿上棉袄，把自行车推出门。

她站在楼道口，看着我把车把上的冰霜擦掉。

“路上慢点。”她说。

“许姐。”

“嗯？”

“以后还能一起去溜冰吗？”

她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

“别来了。”

我知道她说的不是溜冰。

她转身往楼上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却没有回头。

“周平，”她说，“昨晚谢谢你。”

我站在楼道里，没有回答。

她上了楼，门轻轻关上。

我骑着车离开那条巷子。天已经亮了，街边的积水映着灰白色的天空。远处文化宫三楼的窗户还亮着，像是一块没有熄灭的旧灯牌。

很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那场冬雨。

也记得九零年那个晚上，我在溜冰场偶遇了一个少妇。她邀我去家里看电视，而那一晚，我没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