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应对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达峰

2026年9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9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资金，推动超过30个“双一流”高校新校区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积极应对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达峰。

“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达峰”已在一年多内多次被高层提及。

今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给出明确时间表：我国初中、高中、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学龄人口将分别于2026年、2029年、2032年达峰。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此前亦公开作出相同预测。

“达峰”既意味着一个高峰，也意味着一道悬崖。真正值得警觉的是达峰之后的走向。

冲击波正沿教育链条，向上传导

少子化的冲击并非一夜之间抵达高校，它先去了幼儿园和小学，并正在加速逼近高等教育的大门。

根据教育部今年公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幼儿园数量相比2024年减少了2.14万所，在园幼儿减少358.47万人；学前教育专任教师从2024年的283.19万人降至261.26万人，一年减少21.93万人。

2024年至2025年，全国普通小学减少约8000所，五年间累计减少近3万所。一些校舍的用途已经开始被重新定义——在陕西省山阳县君子涧村，闲置多年的村小被改造为养老院；截至2025年秋季，福建南平共有闲置校舍601处，已盘活的校舍中，有20处用于养老院、福利院、长者食堂等公益事业。

教师层面的调整同样在加速。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已推行小学富余教师跨学段转岗至中学，部分幼儿园教师申请转岗到小学。这些举措的核心逻辑只有一个：学生少了，资源必须跟着人口走。

传导至高校只是时间问题。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335万人，比上年的1342万人减少7万人，出现近十年来的首次下降。2026年，这一数字进一步降至1290万人，同比减少45万人。高考报名人数已出现连续下降，学龄人口变化的传导效应正在显现。

2032年达峰，不是“狼来了”

“基教的今天就是高教的明天”不是危言耸听，是人口结构决定的确定性时间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等《关于财政高等教育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调研报告》对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趋势给出了一个精准的概括：“快升—短平—陡降”。在校生规模预计2032年左右达峰，到2040年左右又会大幅减少。

这意味着，高校在达峰前需要承受增量投入压力。该调研报告明确指出，“不仅要增加生均拨款，教学楼、学生宿舍、教师等软硬件需求都将同步增加”。

而达峰之后呢？该调研报告也表明，“存量资源盘活利用面临挑战。教学设施等固定资产生命周期较长，在校生规模的陡降将直接影响教学设施利用效率。而教师队伍调整受编制等因素的限制较多，也不宜盲目扩张和大量减员”。

正因如此，当下的政策逻辑清晰指向八个字：达峰前扩容，达峰后稳降。

正如发布会上李超的介绍，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十五五”期间将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这也延续了郑栅洁此前提出的思路：在学龄人口达峰前，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的供给非常重要，将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重点，从建设新宿舍、新校区、新大学、新平台、新学科五个方面入手加大供给。

必须说明的是，高等教育资源扩容，并不意味着所有专业都要同步扩张。“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校撤停约1.22万个专业布点，主要集中在公共事业管理、部分外语及艺术类等传统或供过于求的专业；教育部2026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在新增38种本科专业的同时，继续推动存量专业优化调整。增的是国家战略急需、人口趋势向上的专业，减的是供过于求、就业走弱的专业——这是人口达峰背景下，高校必须学会的“动态平衡”。

高校只有6年“窗口期”了

2026年距2032年仅有6年时间。对高校管理者而言，这6年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准备期”。

基础教育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高校将要面对的考题：幼儿园、乡村小学的关停转型，对应着部分普通高职、民办高校的未来；学前教育专业的批量调整，对应着面向萎缩行业的人才培养布局；教师的跨学段流动，则预示着高校师资结构性调整的可能。

一些幼师院校已经开始主动转型。麦可思发布的《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2026）》指出，据统计，过去三年内，近四分之一的师范本科院校（不含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新增了3个及以上工科专业；统计数据还显示，师范院校新增的工科专业中，人工智能专业数量最多，其后依次为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材料科学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网络空间安全、智能建造等。

在院校层面，据麦可思统计，全国146所校名中含“师范”二字的公办本科院校中，至少已有57所开设人工智能学院，占比接近四成。

面对将要到来的学龄人口达峰，高校至少有三件事可以提前布局：

一是建立生源预警机制。不同区域、不同层次高校面临的达峰时间和达峰后的降幅差异显著，人口流出的中西部、东北地区等高校面临的收缩压力更大。高校需结合所在区域的人口结构、城镇化趋势和产业布局，建立生源预测模型，提前制定招生规模和专业结构的调整方案。

二是趁窗口期完成专业结构的“瘦身健体”，把资源向国家战略急需、就业质量过硬的学科集中。高校的专业调整不应只是“撤掉冷门、增设热门”的简单操作，应回归到人才培养的能力本位，尤其在AI加速替代部分技术性岗位的背景下，培养“人本技能”是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提前谋划存量资源的再利用方案。达峰前大量投入的校舍、设备、师资，在达峰后如何避免闲置浪费？在规划新校区和新设施时，需要考虑“后达峰时代”的弹性使用方案——可转换功能的教室设计、可共享的科研平台、可灵活调整的师资聘用机制。

达峰前的增量投入能否转化为质量提升，达峰后的存量调整能否实现结构优化，取决于高校在“关键窗口期”时间段是否做出了合理的布局与调整。

达峰不是终点，达峰之后才是真正的考验。

主要参考文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财政高等教育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调研报告 [EB/OL]. 中国人大网，2026-01-08.

[2] 霍思伊，李金津. 教师过剩、高校关停，人口如何影响教育？[J]. 《中国新闻周刊》， 2023(1081).

[3] 怀进鹏. 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6-09-01.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教育部网站、各高校网站、麦可思研究、光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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