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联大撒野，要求各国答应日本要求，中方全程坐镇，无人响应

2026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讲台上提出了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要求。

她呼吁各国推动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其中被称为“敌国条款”的内容。当时中国代表就在台下就座。

高市的措辞强硬，但会场并未因此作出任何决定。

这一场景背后，涉及的是日本对自身国际身份的长远诉求，以及战后国际秩序中一段尚未完全消散的历史印记。

所谓“敌国条款”，主要涉及《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七条和第一百零七条。这些条款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特定历史环境，指向的是在二战中曾与宪章签署国为敌的国家。

她同时提出改革安理会，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两项要求并列提出，方向一致：日本希望摆脱宪章中保留的战败国身份标记，同时争取在未来的国际安全决策中获得更高地位。

意向与完成修宪之间仍有距离。《联合国宪章》修正案需要联大三分之二会员国通过，再由三分之二会员国依各自程序批准，其中包括安理会全部常任理事国。

高市可以敦促各国支持，却无法凭一次演讲让条款消失。她如此坚决地提出要求，是因为即使修宪短期难成，公开争取各国认同也能为日本日后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积累支持。

可日本要别人相信它是和平国家，光靠讲台上说几句是不够的。

它最近几年到底把钱花在了哪里，又做了哪些让周边国家紧张的事，这些才是关键。

日本2025年度整体防卫相关费用已经达到约11万亿日元，2026财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从2023财年的6.8万亿日元一路涨上来，连续多年刷新战后最高纪录。

这些钱主要投向高超音速导弹、“战斧”巡航导弹、F-35战机以及“出云”级准航母。

2026年3月，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首次部署了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部署在熊本县的是“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达1000公里。

同样在2026年，高市在国会答辩中称台海事态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指出这一表态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表达企图武装介入台湾问题的野心。

2026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高市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现任阁僚前往参拜，这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2026年7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投票反对联合国一项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俄罗斯外交部官员随后表示，这一投票行为说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现实意义，现在排除这些条款还为时过早。

这些事一件件摆出来，高市在联大说的“和平国家”和日本实际的动作，差距就摆在那里了。

那中方在回应里，到底抓住了哪个点不放？

日本希望各国更多依据它加入联合国后的表现作判断。它提供发展援助，参与维和与国际机构工作，也长期宣称依照和平宪法奉行“专守防卫”。

高市在演讲中反复强调这些贡献，目的正是说明日本已经有资格摆脱旧称谓。这一诉求能够获得一些国家理解，因为战后八十余年，各国与日本建立的关系早已发生变化。

可从中国及其他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角度，战后地位的改变有一个前提：日本应当持续承认侵略责任，以行动证明军国主义不会重来。

中方回应所抓住的正是这一点。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国际社会关心的是日本怎样做。

中方由此认为，“敌国条款”至今仍有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的现实意义。现在双方争论的焦点，已经从宪章里保留几个字，延伸到日本是否仍遵守战后取得邻国信任的条件。

条款留在宪章中，也不能被随意解释成任何国家可以不受限制地对日本动武。今天各国处理武力问题，仍须面对宪章关于禁止使用武力、自卫及安理会职责的完整规定。

理解这一点，反而更容易看出争议的分量，高市主要争取的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历史身份和未来角色的重新认可。

这种认可一旦形成，日本在解释自身扩军和参与地区安全事务时，就会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

可它想要的身份，和它正在做的事，真能对得上吗？

高市选择此时强推删除要求，与日本安全政策持续调整直接相关。日本政府说自己仍坚持防御，周边国家看到的却是军费增长、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以及自卫队活动范围扩大。

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把“反击能力”列为建设重点，并计划提高安全相关支出。

按照日方解释，远程打击能力用于阻止对日本的攻击；但这类装备使日本具备打击更远目标的能力，周边国家自然会关注它的部署地点、使用条件，以及政府将哪些事态划入可以动用武力的范围。

涉台言论进一步加剧了疑虑。高市此前将台海事态与日本可以行使武力的国内法律情形相联系，引起中方强烈反对。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日本领导人讨论军事介入的可能性，随后又要求修改带有反侵略历史含义的宪章条款，中方必然会要求日方说明，所谓尊重战后秩序，究竟包括哪些实际承诺？

安理会改革和删除“敌国条款”，在日本外交中具有长期吸引力。前者关系到日本能否参与最重要的国际安全决定，后者关系到日本希望摆脱的战后身份。

高市在同一篇演讲中提出两者，是在向各国展示一个已经准备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日本。但国际责任却不能只按贡献计算。

一个国家要参与维护和平，也得让其他国家相信它不会把更强的军力用于扩大冲突。尤其在东亚，战争记忆仍关系到国家关系的基本信任。

日本若一面强调依法维护国际秩序，一面在历史认识上反复引发争议，在军事问题上不断试探邻国底线，其他国家就很难仅凭联大演讲接受它的自我评价。

高市使用“必须删除”的措辞，给人的印象是国际社会欠日本一个迟来的决定。但联合国属于所有会员国，修宪需要各国依法作出选择。2005年曾有删除意向，今天也有国家根据日本的行动提出反对。

日本若希望推动共识，须正面处理这种变化的原因，向邻国说明自身安全政策的边界，并以稳定的历史立场减少猜疑。要求各国立刻答应，无法代替这些工作。中方此次回应严厉，针对的是高市把删除历史条款与“和平国家”自我表述相连，却没有消除日本扩军和涉台言论带来的担忧。

对战后秩序作何解释，关系到东亚国家能否相信日本未来的用兵承诺。日本在联合国争取身份改变的同时，更需要回答周边国家正在提出的现实问题。

否则，高市在台上讲得越坚决，反对者越会要求日本先把自己的行动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