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分享】罗伯斯庇尔：处死国王，送走朋友，最后轮到自己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读书分享。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英国剑桥大学露丝・斯科尔写的《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这本书。

《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图书封面，图片源于网络

先请大家回忆一下：你在中学学历史的时候，讲到世界近代史，你现在还能记得课本中的哪个历史人物？不瞒大家，我到现在就记得两个人：一个是英国的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一个是法国的罗伯斯庇尔。为什么印象深刻？说起来很搞笑，记得查理一世，是因为第一次听说断头台，心里一直琢磨这是个什么玩意；记得罗伯斯庇尔，是因为读起来很顺口 —— 不就是萝卜么？

那时候，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个谐音梗，至于他到底是谁、干过什么，我完全没有概念。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知道，这个 "萝卜" 最后竟然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最近我又看了一遍那部史诗般的电影《法国大革命》，看完之后，忍不住想和大家聊聊罗伯斯庇尔这个人。顺便说一句，要想了解十八世纪末法国那段激荡澎湃的历史，建议大家去网上看看这个电影。但电影中展现的罗伯斯庇尔的形象，我觉得过于单薄。这也是我和大家推荐《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这本书的原因。在这本书中，作者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曾经公开呼吁废除死刑的律师，几年后是如何变成把成千上万人送上断头台的掌权者，最后自己又是怎样被战友们送上断头台的。他到底是变成了魔鬼，还是自始至终都觉得自己在拯救世界？

电影中的一个惨烈桥段

我们先看电影《法国大革命》结尾时一个惨烈的画面：

1794年7月28日，也就是法国革命历的共和二年热月十日，傍晚时分，巴黎革命广场上围满了人。一辆囚车缓缓驶来，车上绑着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下巴上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他前一天夜里刚被枪打碎了下颚，说不了话，只能任由人群围观。

行刑手把他按上断头台，扯掉了那块绷带。撕扯的剧痛让他发出了一声惨叫，那声惨叫传遍了整个广场。紧接着，铡刀落下。

这个人，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整个法国最有权力的人。他主导了法国大革命的最高潮，人们叫他"不可腐蚀者"，他相信自己正在建立一个人类历史上最纯洁、最美好的共和国。然后，一夜之间，他被自己亲手缔造的革命机器送上了断头台。

书名里藏着的答案

罗伯斯庇尔的一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一个反对死刑的人，成了大规模处决的推动者；一个生活清贫、道德无瑕的理想主义者，成了法国历史上最让人恐惧的名字之一；一个满脑子"美德""纯洁""人民"的人，最终被千夫所指。

《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的原书名，英文叫Fatal Purity，直译过来就是"致命的纯洁"。这个名字，其实已经把作者对罗伯斯庇尔一生的判断说透了：他的纯洁，是致命的。

露丝・斯科尔写罗伯斯庇尔，既不把他写成恶魔，也不把他捧成圣徒，而是靠翻档案、读信件，把这个人如实摆到读者面前。所以读这本书，你不会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你会看到一个人怎样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一点点滑向深渊。

阿拉斯小城的孤儿

罗伯斯庇尔的故事，要从1758年5月6日说起。

他出生在法国北部的阿拉斯小城。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当地律师，算是一个体面的职业家庭。但他六岁那年，母亲因难产去世，父亲受不了打击，抛下四个孩子离家出走，四处游历，最后死在德国慕尼黑。罗伯斯庇尔和弟弟妹妹，是由外祖母和姑妈拉扯大的。

一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孩子，容易走两条路：一条是自暴自弃，一条是把自己武装起来，变得格外严肃、格外自律。罗伯斯庇尔走的是后一条。

他学习成绩极好。靠着奖学金，他进了巴黎当时最好的学校之一——路易大帝学院。在这里，他读到了卢梭的书。可以说，卢梭的思想改变了他的一生。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社会的不平等，是私有制和文明带来的；人性本善，是坏的社会制度把人变坏了。这些观点，深深打动了一个从小目睹贫富差距、又自尊心极强的年轻人。罗伯斯庇尔几乎把卢梭当成了精神导师。据说他去世后，枕头底下还压着一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除了卢梭，他还迷上了古罗马。西塞罗的雄辩、小加图的刚直、布鲁图斯为共和国大义灭亲的传说，都让他心驰神往。他想象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人物：品德无瑕、意志坚定、为了理想不惜牺牲一切。

1781年，他取得法学学位，回到阿拉斯当律师。接下来的八年，他过着一个普通外省律师的生活，但他又不太普通。

他专门接穷人的案子，经常免费为弱势者辩护。他口才好，案子又办得用心，几场官司打下来，名声就在街坊邻里间传开了，慢慢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律师。

在当律师期间，有一件事就特别能说明他当时的性格：他曾经被要求在一份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他知道那个人有罪，可签完字后，他难受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屋里走来走去，喃喃自语。他发自内心地厌恶死刑，认为任何文明社会都不该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

一个反对死刑、同情穷人、生活清苦的年轻律师，——这是大革命前的罗伯斯庇尔。没有人能想到，十几年后，这个名字会跟几千颗人头联系在一起。

1789年：站上历史的舞台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那一年春天，国王路易十六因为财政危机，被迫召开中断了一百多年的三级会议。所谓三级会议，是法国古老的等级代表会议：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平民，这占了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可按照老规矩，开会时三个等级各投一票，人多势众的第三等级，票数却和另外两个等级一样多，在会议表决时，常常二比一，被压得抬不起头。

法国三级会议，图片源于网络

第三等级也就是平民的代表，要在全国各地选举产生。三十一岁的罗伯斯庇尔决定参选。

他在阿拉斯四处奔走，写文章、发表演说，反复强调自己为平民服务的决心。他的竞选活动不像别人那样请客送礼、拉拢关系，而是靠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演讲。结果，他真的选上了，成为阿拉斯第三等级的代表之一。

1789年5月，他走进凡尔赛宫的三级会议会场。在那里，他起初并不显眼。第三等级的大人物是米拉波、西哀士这些人，他们口才更好、资历更深、名声更大。罗伯斯庇尔个子不高，衣着朴素，讲话带着外省口音，一开始没人把他当回事儿。

但很快，人们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一样。

他在制宪议会上发言，讲的都是当时最激进的主张：他要求废除贵族特权，要求人人平等的普选权，反对财产资格限制，反对把公民分成"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他不怕得罪人，不怕被嘲笑，一遍一遍讲他的道理。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死刑的态度。1791年，制宪议会讨论刑法改革，有人主张保留死刑。罗伯斯庇尔站了出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题目大意是"反对死刑"。他说，死刑是野蛮的，是毫无用处的，是正义的反面。他请求立法者把那些"命令司法谋杀"的血腥法律，从法兰西的法典中删去。

谁能想到，一个在议会里公开呼吁废除死刑的人，几年后会成为恐怖统治的核心人物。这件事，历史学家们争论了两百多年。而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之一，就是把这个矛盾放到罗伯斯庇尔的整个生命轨迹里去理解，而不是简单地说他"变坏了"或者"本来就是伪君子"。

"不可腐蚀者"的崛起

1791年6月，发生了一件改变法国政局的大事：路易十六带着王后出逃，想逃到国外搬救兵。结果半路上被拦住，押回巴黎。国王的威信，从此一落千丈。

罗伯斯庇尔看到了机会。他没有跟着别人一起高喊"国王无罪"或者"原谅国王"，而是敏锐地指出：国王已经背叛了革命，法国需要共和。

那段时间，巴黎的政治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各个政治俱乐部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如鱼得水。他不靠金钱，不靠人情，全靠一张嘴和一篇篇文章。他的演说逻辑清晰、感情充沛，又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道德力量。渐渐地，他成了雅各宾派最耀眼的明星。

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不可腐蚀者"。

这个外号，在那个腐败横行的年代，既是赞美，也是压力。当时的革命者，有人贪污，有人捞钱，有人花天酒地。罗伯斯庇尔不一样。他住在木匠杜普莱家里，生活简朴得近乎清苦，不贪财，不好色，不收礼。敌人想收买他，拿金钱和房产诱惑他，他一概拒绝。他不是装样子，他是真的相信：革命不是用来发财的，革命是为了实现平等。

可正是这种"不可腐蚀"，让他对别人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他自己纯洁，就看不得别人有一点点不纯洁；他自己不贪，就认定贪腐的人都是革命的敌人。道德上的优越感，让他越来越容不下不同意见。这在当时，已经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

处死国王：一票之差

1792年9月，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同年，国民公会召开，罗伯斯庇尔当选为巴黎的代表。新的权力格局里，他和丹东、马拉等人站在一起，属于激进的山岳派，跟相对温和的吉伦特派争斗不休。

斗争的第一个大目标，就是国王路易十六。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

要不要审判国王？要不要处死国王？这个问题在国民公会里吵了几个月。吉伦特派犹豫，有人主张把国王流放，有人主张留着他当人质。罗伯斯庇尔的态度异常坚决：路易十六必须死。

他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路易必须死，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他是国王。在罗伯斯庇尔看来，共和国和国王不能共存，只要路易还活着，保王党就有指望，革命就永远处在危险之中。

1793年1月，国民公会表决是否处死路易十六。结果，361票对360票，一票之差，国王被判处死刑。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在革命广场被送上断头台。法国的千年王权，就此终结。

处死国王，让罗伯斯庇尔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广场上到处是"罗伯斯庇尔万岁"的呼声。但他没有高兴多久。因为外部的敌人和内部的矛盾，同时压了过来。

恐怖：一种"美德"

1793年的法国，处境非常糟糕。

欧洲的君主国组成了反法同盟，大军压境；国内，旺代地区爆发了保王党的叛乱；物价飞涨，粮食短缺，巴黎的穷人饿着肚子。革命政权腹背受敌，随时可能垮台。

在这种局面下，国民公会成立了一个权力极大的机构——公共安全委员会，负责集中国家权力，保卫革命。1793年7月，罗伯斯庇尔加入了这个委员会，很快成为它的实际核心。

从这时起，恐怖统治开始了。

罗伯斯庇尔有一句名言，概括了他的全部逻辑："在和平时期，人民政府的动力是美德；在革命时期，这个动力同时是美德和恐怖。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无力的。"

什么意思？在罗伯斯庇尔看来，共和国要活下来，就必须清除一切不纯洁的人。美德是目的，恐怖是手段；为了让美德胜利，恐怖是必要的、正义的、甚至是仁慈的。他真诚地相信，杀死革命的敌人，是为了救更多的人；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那个人。

于是，一个反对死刑的理想主义者，开始亲手设计处决机器。

1793年9月，国民公会通过了《嫌疑人法》：只要被认为言行可疑，就会被逮捕。什么算可疑？范围宽得惊人——有贵族背景的人可疑，跟贵族来往的人可疑，言论不积极的人可疑，甚至仅仅"缺乏爱国热情"也可疑。

革命法庭被改组，审判程序被简化。嫌疑人的辩护权被剥夺，判决不允许上诉。断头台日夜不停地工作，从国王、王后，到贵族、教士，再到吉伦特派议员，最后轮到了革命者自己人。

朋友们的末日

恐怖统治最让人叹息的，不是杀敌人，而是杀自己人。

先倒下的是埃贝尔派。埃贝尔是巴黎激进派的领袖，控制着巴黎公社和街头舆论，主张更极端的革命，包括去基督教化。罗伯斯庇尔认为他们太狂热、太危险，会毁掉革命的名声。1794年3月，埃贝尔和他的追随者被逮捕，送上断头台。

然后是丹东。丹东是罗伯斯庇尔的老战友，也是大革命初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能言善辩，威望极高。恐怖统治进行到一半，丹东开始主张"宽容"，呼吁停止滥杀，主张跟外国谈判讲和。在罗伯斯庇尔看来，这是对革命的背叛，是软弱，是纵容敌人。

1794年3月底，丹东被捕。审判中，丹东在法庭上大声抗辩，声音洪亮得连街上的行人都听得见。可这一切都没有用。4月5日，丹东被送上断头台。据说，囚车经过罗伯斯庇尔住处时，罗伯斯庇尔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还有卡米耶・德穆兰。他是罗伯斯庇尔在路易大帝学院的同学，也是大革命中最有才华的记者之一，写过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是罗伯斯庇尔最早的拥护者。可当德穆兰在报纸上呼吁宽容、质疑恐怖时，罗伯斯庇尔同样没有手软。德穆兰被处死，死前在监狱里给妻子写信，字字是泪。

罗兰夫人也被处死了。她是吉伦特派的精神领袖之一，临刑前留下那句著名的话："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罗伯斯庇尔亲手把一个个曾经并肩战斗的人送上断头台。在《罗伯斯庇尔和法国大革命》作者斯科尔的笔下，我们能看到这个人内心深处的逻辑：在他的世界里，革命是唯一的最高目标，任何妨碍革命的人，无论曾经多么亲密，都必须被清除。他爱"人民"，爱的是一个抽象的整体；而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包括他的朋友，反而成了需要牺牲的对象。

牧月法令：恐怖的顶点

1794年6月8日，罗伯斯庇尔精心策划了一场盛大的仪式——"最高主宰节"。他把自己打扮成最高主宰的大祭司，在巴黎的广场上主持庆典，向几十万人宣讲美德、上帝和不朽的灵魂。场面极其壮观，可很多巴黎人站在人群里，心里想的是：这个人是不是疯了？

两天之后，6月10日，也就是共和二年牧月二十二日，罗伯斯庇尔推动通过了法国大革命中最臭名昭著的法令之一——"牧月二十二日法令"。

这道法令规定：革命法庭的审判，不再需要证人，不再需要辩护律师，"道德上的证据"就足以定罪；嫌疑人只有两种结局，无罪释放，或者死刑。换句话说，只要被怀疑，基本就等于被判处死刑。

法令颁布后的短短四十七天里，巴黎有一千三百多人被送上断头台。全法国的恐怖统治期间，被判死刑的人数超过一万六千人，这还不包括战场上被杀的叛军、被秘密处决的人、被私刑打死的人。革命法庭甚至开始成批地处决犯人，断头台忙不过来，有人提议改用大炮轰，有人把犯人装上船沉到河里去。

罗伯斯庇尔自己也感觉到了某种失控。恐怖像一辆失去刹车的马车，越跑越快。可他停不下来——在他的逻辑里，停止恐怖就是纵容敌人，就是背叛革命。

热月政变：一夜崩塌

恐怖统治到了后期，国民公会的议员们人人自危。

牧月法令取消了对议员的豁免权。这意味着，罗伯斯庇尔随时可以把枪口对准国民公会里的任何一个人。议员们开始私下串联：今天杀埃贝尔，明天杀丹东，后天会不会轮到我们？

恐惧，最终变成了反抗。

1794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讲，暗示又有一批"阴谋家"要清洗。但他没有公开名单。这一下，所有人都慌了——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名单上。

第二天，7月27日，也就是热月九日，国民公会开会。罗伯斯庇尔刚站起来想发言，就被议员们用嘘声和叫喊打断了。他几次想开口，都被人群的声音压下去。最后，议会投票通过决议：逮捕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几个支持者。

这场政变，史称"热月政变"。

罗伯斯庇尔被带到市政厅。巴黎公社的武装一度准备营救他，但犹豫之间，国民公会的军队先到了。混乱中，罗伯斯庇尔的下颚被子弹打碎。据说是他试图自杀，也有人说是一名宪兵开的枪。不管怎样，他再也说不了话了。

一个以口才征服了法国的人，最后带着破碎的下巴，被押上了断头台。7月28日，他和圣茹斯特、库东等二十一个追随者一起被处决。围观的群众欢呼雀跃，就像几个月前欢呼处死国王一样。

斯科尔的结论：致命的纯

罗伯斯庇尔死后，关于他的争论持续了两百多年。

有人说他是恶魔，是暴君，是法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屠夫；有人说他是悲剧英雄，是穷人的代言人，他的理想是美好的，只是被时代和环境扭曲了。两派吵了几百年，谁也说服不了谁。

斯科尔在这本书里给出的答案，藏在她取的那个书名里：Fatal Purity——致命的纯洁。

她认为，罗伯斯庇尔的问题，不在于他坏，而在于他太相信自己是对的。他真心相信美德，真心相信纯洁，真心相信自己在替人民主持正义。这种道德上的绝对自信，让他失去了妥协的能力，失去了倾听的能力，也失去了同情具体个人的能力。

在他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纯洁的革命者和不纯洁的敌人。对敌人，不需要讲道理，不需要讲程序，不需要讲怜悯，因为敌人是"人民"的敌人。可"人民"是什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当一个人把抽象的人民放在心中最高处时，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朋友、同事、邻居、甚至他自己，就都变得可以牺牲了。

斯科尔说，罗伯斯庇尔是"第一个现代独裁者"。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他是最残暴的，而是说，他是第一个以"人民""美德""纯洁"这些崇高名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独裁的人。此后的两个世纪里，这种模式的悲剧，在世界各地一再重演。

读这本书，最让我感慨的不是那些血腥的数字，而是一个小小的对照：1791年，罗伯斯庇尔站在议会讲台上，慷慨激昂地反对死刑，他说死刑是野蛮的，是正义的反面；三年后，他签发了无数张死刑执行令，包括他最好朋友的。中间发生了什么？

斯科尔的回答是：什么都没变。他还是那个追求绝对纯洁的人，只是环境变了，权力变了，而他内心的那个"绝对"，被放大成了灾难。

历史的警示

《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这本书，讲的是两百多年前一个人的故事，可它讲的问题，到今天依然尖锐。

它提醒我们：理想主义本身不是错，但当天堂的蓝图开始要求以牺牲具体的人为代价时，就要警惕了；美德本身不是错，但一个人自认为掌握了全部美德、看谁都不顺眼时，就很危险了；为人民服务不是错，但当"人民"变成一个空洞的大词，用来论证杀戮的正当性时，就已经走上了岔路。

罗伯斯庇尔临死前，留给世界一个巨大的问号：一个真心相信自己在行善的人，为什么能造成那么大的恶？

斯科尔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她只是把这个复杂的人完整地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去看、去想。

如果你想了解法国大革命，想理解理想主义为什么可能走向反面，或者只是想读一个跌宕起伏的真实人物故事，这本书都值得一读。它不厚，但读完以后，你会记住"致命的纯洁"这五个字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