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蝴蝶｜三明治

文｜圆蜗牛

编辑｜缪睫

如果我是一只蝴蝶，

我就不在花丛里飞，

花没有蝴蝶，

一样很美丽。

如果我是一只蝴蝶，

我就飞上一根枯枝，

枯枝会很喜欢我，

去做它的一朵花儿。

如果我是一只蝴蝶，

我就飞上一块岩壁，

石头上开一朵花儿，

那才叫了不起！

——韦苇

“妈，你是坐花轿出嫁的吗？”

我指着博物馆里的那顶“万工轿”问阿凤。

“哪有轿子，我那时结婚一切从简。”阿凤眯起眼睛看向玻璃柜里罩着的大红花轿，它金光闪闪，遍身雕饰着繁复的图案，“嫁到县城，我17岁。”

“妈，你结婚真的好早啊！”虽然我已不是第一次听说阿凤出嫁的年龄，但每回听见还是忍不住这样反应。阿凤曾经和我说，她来月经很晚，差不多就是结婚那会儿才来的，所以当我13岁那年的夏天来了初潮，她惊叹道：“你怎么来这么早！”

阿凤是坐着解放牌大货车出嫁的。

那是1962年12月的一天，正午的日头升得很高，她穿着一件红棉袄，爬上父亲运输黄沙的货车，和母亲、兄弟、妹妹一起，离开格山村奔赴未来的家。脚边还有小姑婆送的两口大皮箱，装着七七八八的衣物，并没有什么值钱的嫁妆。通往县城的公路用砂土铺就，那天的风真大，阿凤站在高高的车斗中，放眼望去，十里扬尘，看不清前方的路。

这门亲事据说订得很顺利，缘起于我的外公在县城的搬运公司上班，他为了方便带着妻儿生活，便在汽车码头附近租下一间房，和我爷爷成了邻居。我的外婆常年跟着丈夫跑运输，家里一群小孩子就由长女阿凤和她的外婆照看。有一回，阿凤进城探望父母，恰巧被我爷爷看到，男人以老到的眼光看准了这是个能生娃的女孩，就问他的邻居愿不愿意把女儿嫁到他们家。外婆满口答应，能把女儿嫁进城，家里就少掉一张嘴吃饭，这可真是天赐良缘。在那个时候，乡村多子女大家庭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常态，在父母看来，嫁出去的女孩是丢出去的嘴。

“我家的娘啊，嫁女儿从来都是这么干脆。”即使现在的阿凤已经年过八旬，数落起亲妈依然毫不嘴软，“四个女儿都是被她随随便便嫁掉的。”

我并不清楚阿凤出嫁前是否谈过恋爱。但她最喜欢和我念叨的是自己上初中时的往事。她曾经被挑选进城排演民间舞蹈《十八蝴蝶》，14岁那年去省城参加文艺会演。因为喜欢跳舞唱歌，临近毕业时音乐老师推荐阿凤去县城报考昆剧团，同去的还有一位会吹笛子的男同学。他们俩提前一天进城，文化馆安排住宿，晚上还请考生们到永康剧院看戏。

“第二天，昆剧团的老师来面试我们。我长得太高，考官一看就说不合适。”阿凤说到自己落选时并没有太多失落感，“我的同学程高选倒是考上了，他后来成为剧团的主笛。”

大约过了三、四年后，有一天程高选给阿凤送来两张戏票，“你爷爷奶奶很喜欢看戏，我就把这两张票给了他们，他们还特意烤了红糖麦饼送到剧院后台，感谢我的同学。”在这之后，阿凤和老同学也就没了联系。

他们偶然再见的一面是在上世纪末的某一天，彼时阿凤开了家庭旅馆，每天要定时去汽车码头迎接四面八方来的旅客，她在人流中一眼看见了程高选，“他头顶开始秃了，这次是回老家奔丧。我们说了些客套话，就告别了。”

前些年我热衷在网络上学昆曲，如入宝山，便起了念头要去寻找家乡的老艺人，于是主动向阿凤打听起程高选的近况。“妈，你那位在昆剧团的同学现在哪里？我好想听他吹一曲。”

“应该退休了吧？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阿凤和老同学一晃又是近三十年失联，我只好自己在各种戏曲群里打听老笛师的消息。在互联网上，打捞一个有名有姓有职业身份的旧友并不是难事，在曲友的帮忙下我很快联系到程高选曾经的同事，只是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说：“高选啊，他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哦，他都死了呀......”阿凤又想起了15岁的那个夏天，“我长太高没考上，他还对我说过一些安慰的话呢......”后来，阿凤才向我透露，他曾是喜欢她的。

喜欢阿凤的男生不止一个。婚后的第二年，一位去当兵的同学回乡时特意跑到县城找阿凤说，怎么不等他提亲就嫁人了呀？“我本来是可以去北京做军官太太的呀，都怪你外婆着急嫁女。”每次回忆起17岁，她都充满遗憾。

阿凤的出嫁路有六十里长，她爸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风尘仆仆到达县城北边的礼坛下。

新娘子从大货车上下来，浑身都是灰土，头发得重新梳理，可那一头长发早已在风中板结，怎么梳也梳不通。

结婚当日余下的记忆似乎也因此打了结，阿凤想不起后来是如何与清俊温和的阿强入洞房的。17岁的她什么都不懂，很快就怀上孕，七个月后便生下头胎。

“你大哥是在家里接生的，只有两斤二两重，捧在手心像一只小老鼠。我又没什么奶水，所有人都认为这孩子养不活，没想到他吃着各家奶娘的奶，居然能活下来。”18岁的阿凤，第一次当妈，完全没有感觉，弱小的婴儿被放进保温箱后，她就自顾自躺在床上读《红楼梦》。

小说里众人在游览大观园，“一面走，一面说，倏尔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阿凤读到此处真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这不正是她童年的太平村吗？

村子外面围着山，门前有条河，河对面就是阿凤的学校，那学校是一座大祠堂改建的。

“那座大祠堂有我以前读的小学那么大吗？”我想起在旧城改造中消失的徐氏宗祠，那里曾收藏着我多少快乐时光。

“比它大！我们太平村的大祠堂是出了名的气派，还不止一座呢。要不是当年国家号召兴修水利，动员村民外迁投靠亲友，那一群大祠堂保留下来可都是古迹啊。”

阿凤上小学时常常要排演节目，配合当时社会上的各种运动宣传，比如“三反五反”。

“我上三年级时演过一幕家庭剧，是为了宣传粮食统购统销的新政策。那次演出真叫人哭笑不得。”阿凤先说了好笑的：“两位男老师演一对夫妻，我演他们的小孩。底下的观众看到平时严肃的校长玩反串，他一上台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接着又说到叫人哭的，听起来好像是小说里的情节，“演我妈的是班主任吕不凡老师，他那天在舞台上说了一句‘看我家穷得瓶空罐空’，可能说得太响了，有人就去打小报告说他诬蔑新社会，结果吕老师就被划成‘右派’遣返回老家。”

难怪阿凤自我懂事起，就反复告诫“说话不要太直接，要夹起尾巴做人”，她一想到被冤枉的吕老师，就唏嘘不已，“吕老师教书教得多好啊！他做班主任又很有方法，在我们班里采用‘班干部轮流制’来鼓励每一个学生。隔一段时间就会轮换学习有进步的孩子做小干部。吕老师的大眼睛很有威慑力，他不需要开口发火，只用一个严厉的眼神就能镇住调皮的男生。”

阿凤知道吕老师的家就在十里之外的五指岩下，虽然没有具体地址，但她很想念老师，有一天就约上几个同学从太平村出发，向着五指岩方向走去。没走出多远，有一个同学不想走了，竟折回学校去报告校长，结果校长跑来拦住阿凤他们一行人，还问带头人是谁。阿凤一人做事一人当，她被校长关进了办公室，“一直关到天黑，我娘才来把我领回家。”

阿凤再也没有见过吕老师一面。直到多年以后，同学苏萱来通知她参加老师的葬礼。“吕老师活到了80岁。”阿凤给我看吕老师晚年的书法日课复印本，老先生抄写的《千字文》《三字经》《千家诗》字字端正一丝不苟。

阿凤还有一位很难忘的中学老师名叫曹春芳。

“曹老师长得真好看！就像从年画里走出来的美人，烫着卷发，圆圆脸，身材匀称，说普通话。那时她刚从师范毕业，总是笑眯眯的，声音轻柔不会骂人。”曹老师夏天穿连衣裙，冬天穿挺括的呢大衣，这些洋气的形象都深深地刻在阿凤的记忆里，“曹老师上音乐课教我们合唱，边弹风琴边指挥，真是神气极了。”阿凤喜欢曹老师，曹老师也注意到大眼睛长辫子的阿凤。“有一天曹老师叫我去县城参加《十八蝴蝶》的选拔，结果我被选上了！”阿凤一说起1958年的那个秋天，她的背上就会张开翅膀。

那真是一段好像生活在大观园里的日子。十八位来自不同乡镇和邻县的青春少女，相聚在县文化馆，同吃同住半年余，年龄大的演花神，年龄小的演蝴蝶。

“那你就不用上学了？”我想象着13岁的阿凤每天快活地挥舞着蝴蝶翅膀。

“上呀。我们上午在县城中学插班上文化课，下午和晚上在文化馆排练。”

虽然她没有详细讲述当时的生活，但从她眉飞色舞的模样里，我知道那一段时光早在她的记忆里深深扎根。

到了第二年的四月底，《十八蝴蝶》民间舞队奔赴省城，参加全省音乐舞蹈会演。阿凤和队友们驻扎在市中心的胜利剧院。“比赛那几天的伙食非常好，有大块的鱼和肉，人人都有份，不用争不用抢，我天天吃得很饱。”

一日三餐不饿肚子还能吃得满嘴沾油，这对于阿凤来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她上有两个兄长，下有四个弟妹，哥哥们不需要做家务，生火做饭洗衣扫地都是她和来家里帮忙的外婆干。

“我外婆裹小脚，行动不便，要煮一大家子人的饭，得我帮她烧火添柴。我很喜欢在厨房帮忙，大铁锅煮米饭真香啊！水开时，外婆就揭开锅盖舀一碗米汤给我喝，这样我能先垫垫肚子。”家里人多米少，饭常常是不够吃的，哥哥们总是一到开饭就抢先挤到灶台前，挖一大勺装进自己的碗里，完全不管后面的人有没有得吃。在省城演出的那几天，阿凤吃到了有生以来最可口最满足的饭菜。

“我们的《十八蝴蝶》得了表演奖，还上了《浙江画报》。”阿凤不会忘记她这辈子过得最特别的那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剧院的演出结束后，各地的舞蹈队继续参加节日化装大游行。演员们身着全套演出服，走上省城最热闹的大马路徒步表演。“好多好多的人！马路两边全是人！”从小小太平村飞出来的阿凤，一边挥舞翅膀一边好奇地张望。人群中还冒出几个外国人来，那是拍纪录片的苏联摄影师。

“五一”节后，阿凤卸下蝴蝶翅膀回到学校，没过两年初中毕业，她被评上优秀毕业生。学校推荐她去一座村小当了临时教员。

“你那时只要初中毕业就能当老师啊？”我完全不了解上世纪中叶国家的基础教育状况。

“是啊，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之后，农村扩点办学，很多村小都缺老师，我初中毕业就算是知识青年了。”但世事难料，阿凤做小学老师不到一年时间，新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下达，她只好卷铺盖回家。

16岁的阿凤，从此开始当农民，不料又很快成为了母亲。

年轻的身体恢复力惊人，没过几个月，阿凤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在胎儿八个月大时，有一天她背着儿子去小洋桥下洗碗，河水清凉，肚子莫名其妙就痛起来，她只得赶紧回家生产。

“这一胎运气不好，小孩子生下来就没用了。是个细囡，你本来是会有个姐姐的。”这一年县里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展避孕节育的宣传，阿凤终于知道可以主动采取措施，不用像自己的母亲那样生下一胎又一胎。

做了母亲的阿凤，很自然地又像在娘家时那样操持起家务。每个月要把阿强交给她的十来块工资掰成两份，一半给公公婆婆，一半留给三口之家。在经济拮据吃不饱饭的困难时期，国家号召家庭养猪，阿凤在自家的厨房间里转了几圈，最后决定在灶台对面的楼梯下造猪圈。阿强是斯文的技术工人，不会干粗活，阿凤只能自己抡起锄头挖坑。那时“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已在大江南北流行，电影《李双双》看得阿凤意气风发，她凭一己之力造好猪圈年年养一两头猪，撑起了小家庭的半边天。

四年之后，她第三次怀孕待产，不再请接生婆，而是去了县人民医院。在一楼产房里，阿凤遇上一个技术很好的助产士，帮她揉了几下肚子，便非常顺利地生下了我的二哥。第二天早上，阿凤就被婆婆接回家去做月子。

生下容易，养却很难。“你二哥可真难带啊，一会儿满头生疮一会儿染上肝炎，常年跑医院，打针的护士都认得他。”

“生你纯属意外。”阿凤终于说到我，“1975年，那真是一个好年头，生产队粮食大丰收，不搞平均分配而是多劳多得。那年我养的猪长得特别肥，过年前宰杀完一过磅——”难掩得意之情的阿凤提高了嗓门，“180斤，足足180斤重啊！我留了一小部分过年吃，大部分猪肉就以每斤八毛钱的价格卖出。你猜我总共卖了多少钱？”

“168？”我想都没想报出一个大吉大利的数字。

“120元！这笔钱一到手，我就把欠生产队和朋友的旧账全部还清。那一个年过得特别舒心。”阿凤眉头舒展，一脸满足。我当时就在阿凤的肚子里，那快乐的情绪必定传递给我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好过起来，我再也不用愁吃不饱饭。意外怀上你后，我和你爸决定那就生最后一个孩子。偏巧你生下来是个女的，全家人都很开心，有儿有女很圆满。”彼时的阿凤30岁，已是一位很有养育经验的母亲，“你的名字是我翻《新华字典》取的，‘媛’字看着就很美，你的大眼睛也很好看。”我喝了阿凤最多的奶水，无病无灾结结实实地长大了。

今年的阿凤82岁。

因家乡旧城改造，十余年前她曾经来省城与我共同生活过7年。那时候，她偶尔会和父亲坐着公交车满城转悠看风景。每次路过延安路的胜利剧院她都会很兴奋。有一年我买了戏票带她和父亲去重温旧梦。走进剧院，四周的墙上挂着很多大尺寸的老照片，虽然没有看见《十八蝴蝶》的演出剧照，但阿凤的脸上泛起青春之光。

如今，她回到家乡，独居在15楼的公寓房里。每次回乡探亲，阿凤会饶有兴致地和我在餐桌上聊天，我把她说的故事写进小小的自制书里，有时候她还会添画几笔，让我真切地看见她在太平村的家，二姨为她缝制的花头鞋，出嫁时的大货车和两只大皮箱……

但令我感到不解的是，从小爱好文艺的阿凤却从不下楼加入公园广场舞的队伍。“你怎么不和老邻居们去跳舞？” 面对我的疑问，她不是支支吾吾糊弄过去，就是干脆回答“我和她们不一样”。

那《十八蝴蝶》的高光时刻始终没有在阿凤内心褪色。我想起16岁初中毕业那年，摆在我面前的升学路有两条，一条去省城读幼师，一条继续留在县城里读高中。

“你命中注定要当老师的。”阿凤略带神秘地说，“阿强曾经抱着小婴儿的你去算过命，那算命先生摸摸你的大脑门很肯定地说‘人民教师稳当’”。就这样，路选好了。

因为送我上学，阿凤再一次来到阔别30年的省城。我们去学校办理完报到手续，第二天就坐上公交直奔市中心。“就是它，胜利剧院，一点儿都没变！”阿凤激动地抬头，指着二楼的几个窗户：“每天我们会演结束就打地铺睡在那里面。”

我顺着阿凤的所指，望向已显老旧的剧院，窗玻璃上的反光令人目眩，它一定多次出现在她的梦里，也许还有一只粉蝶停落在框沿上，轻轻抖落翅尖上的细屑。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些梦的细屑早已悄无声息地沾上我的身体。

我从小爱唱歌跳舞弹琴打鼓，其实并不是拜什么天赋异禀所赐。那是阿凤在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幼儿园老师带着去工人俱乐部、广播站表演时，她就朦胧地意识到那只远去的蝴蝶飞回来了。

我对童年有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大多都跟学校里的文艺生活相关：一年级参加民乐队，咿咿呀呀拉二胡；每年“学雷锋日”，背着小鼓和小伙伴演街头三句半；三年级时髦的音乐老师带着我们跳迪斯科，扭呀扭屁股；儿童节或迎新年的大型活动，又排合唱又跳集体舞……

阿凤支持我参加所有的文艺活动，她从来不去考虑这些活动是否会影响我的学习成绩。我也曾以为是因为我很擅长考试，她才不会像其他家长那样阻止自己的孩子去参加课后排练。原来那是阿凤在我的童年生活里，看见了“不一样”的自己正在继续蝴蝶的梦。

终年忙于家务和农活的阿凤，常常脾气一上来周围的大人小孩都要遭骂，但是她不会忘记订阅《大众电影》，也会带我去电影院看《城南旧事》，到文化馆买越剧《红楼梦》的唱片、在厨房里唱周璇的《四季歌》，还让从省城来的旅客为我捎带卡西欧电子琴……终于有一天，当我张开羽翼之际，模糊看见一只小小蝴蝶的投影。

那投影是轻柔的，我甚至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我承接了梦的细屑，飞向属于我的生命旷野，风中隐约传来古老的歌声：

天涯呀

海角

觅呀觅

知音

人生呀

谁不惜呀

惜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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