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夏，台北，徐会之面对的并不是普通审讯，而是一张因蔡孝乾案牵动起来的严密罗网。中共台湾省工委主要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并叛变后，大批地下人员和联络关系暴露，台湾当局随即加强清查。吴石案也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岛内情报系统进入高度紧张状态。
吴石是国民党军中负责军事机密的重要将领。1950年6月，吴石被捕，随后遭到审判，并于同年6月29日在台北马场町遇害。与他同时遇害的，还有中共台湾地下组织的重要成员。这个案件造成的打击很大，台湾地下情报网络由此遭受重创。
徐会之的名字，正是在这段混乱局势中被反复提起的。有关材料称，他早年就读黄埔军校，曾与国民党军政界多名人物有同学或共事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民政府军政系统任职，后来又担任汉口特别市市长。这样的经历，使他既熟悉国民党军政机关，也掌握不少人事和情报渠道。
不过，关于徐会之早年经历的具体细节，现有公开材料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他是否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否长期承担秘密联络任务，不能仅凭回忆文章或未经核验的档案截图下定论。历史写作不能把传闻直接当成结论。
较为明确的是，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撤往台湾，大量军政人员、情报人员和家属集中进入岛内。台湾当局对来台人员进行甄别，重点审查有政治嫌疑、身份复杂或与大陆方面存在联系的人。徐会之如果确实在这一时期赴台，他的军政经历本身就足以引起注意。
一些叙述认为，徐会之赴台后曾试图接触国民党军政要员，推动策反工作，并在身份暴露前提交了一份自首报告。所谓“自首”，并不等于真正投降。在秘密斗争中，有人会利用审查制度保全自己，也有人会借供词掩护同伴，但这类判断必须有原始文书、审讯记录和相关人员证言相互印证。
“阳谋”一说，主要来自后来的解释。按照这种说法，徐会之在报告中采取半真半假的办法，把确实发生过的经历与模糊处理的时间、人名混在一起，既满足当局要求，又试图误导追查方向。这个设想在逻辑上并非完全不可能，却不能因此认定报告中每一个模糊之处都属于密码，更不能把空行、笔画和字母强行解释成地下指令。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关于“长江七号”情报组、基隆港某仓库密码、狱中传递雷达频率等说法，公开来源缺少稳定的档案依据。有的材料还出现年代错置，把后来才出现的技术、机构名称，倒填进1950年前后的案件。这类内容读起来惊险，却经不起档案比对。
徐会之最终是否被捕、如何受审、判决经过怎样，现有叙述也存在明显分歧。部分文章说他先被判刑，后因蒋介石批示改判死刑；另一些材料则没有提供完整的判决书、签呈原件和行刑记录。若缺少司法档案，仅凭“某人批了几个字”的故事来还原案件，容易把历史写成传奇。
可以确认的时代背景是，1950年前后的台湾处在政治高压之下。吴石案之后，军事机关和情报机构加强了内部审查，许多案件不再单纯依照刑事证据处理，而是与政治忠诚、军队安全和政权存续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环境中，被怀疑者往往很难通过正常司法程序证明清白。
徐会之故事最值得讨论的，并不是那些无法核实的密码细节，而是“自首”二字背后的复杂处境。一个熟悉军政体系的人，可能试图用制度漏洞争取时间；也可能只是为了保全性命而作出妥协。两种可能，都不能靠后人一句“顶级阳谋”轻易盖棺定论。
吴石案的史料相对集中，徐会之案却有不少叙述互相矛盾。哪些是判决原文，哪些是回忆加工；哪些属于当事人供述，哪些出自后来的转述，必须逐项拆开。对于隐蔽战线人物，姓名、职务、行动时间常被有意隐去，正因如此，更需要尊重证据边界。
历史档案留下的空白，不应由夸张情节随意填补。徐会之是否以自首实施掩护，仍需更多可靠材料说明；而吴石在1950年6月29日被杀害，则是这场台湾地下斗争中已经得到多种史料印证的事实。两人的命运被后人并置，恰恰说明那段时期的情报战，远比传奇故事更沉重，也更难凭单一叙述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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