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2年，北京中南海，79岁的毛泽东见到了多年未谋面的堂弟毛泽嵘。老人身体已明显衰弱，谈话间仍记得家乡亲人的名字。看到毛泽嵘时，他没有寒暄太久，只问了一句：“泽嵘，你怎么才来看我啊？”
这句话听来像是埋怨，可毛泽嵘心里明白，自己并非不愿进京，而是此前多次提出请求，都没有得到同意。从新中国成立后到这次见面，他先后有六次被劝阻或拒绝，兄弟二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面竟成了诀别。
毛泽嵘与毛泽东同出韶山毛氏一族，两人的祖父是亲兄弟。按乡里的称呼，毛泽嵘一直叫毛泽东“三哥”。只是血缘之外，两人的人生道路相差很大，一个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个长期在乡间谋生，甚至有过多年颠沛流离的经历。
1926年，毛泽嵘受毛泽东影响，参加过农民协会，参与当地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乡村局势骤变，参加过农运的人遭到追捕和报复。为了躲避祸患，他多年不敢回韶山，等到重新踏上故土时，原来的房屋和田产已经发生变化。
无处安身的毛泽嵘，只能迁到杨林乡居住，依靠外公一家落脚。那段经历，使他对所谓“亲戚关系”看得很实际：亲情当然存在，但真正能让人活下来的，还是一间屋子、几亩田和一份稳定的生活。
1949年8月，解放军进入长沙、韶山一带。对于韶山乡亲而言，这支队伍格外亲切，因为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正是从韶山冲走出去的毛泽东。毛氏族人谈起这件事时，既有亲近感，也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
解放军部队经过韶山时，曾有人安排毛泽连、李轲等毛泽东的亲属前往北京。毛泽连回来后，向乡亲讲起北京的见闻以及见到毛泽东的情景。毛泽嵘听得很认真，心里也生出一个愿望：既然“三哥”还记得自己，能不能也去见上一面？
1952年4月24日，毛泽嵘写信表达了进京探望的请求。得到的答复却很简短，大意是暂时不必来，明年再说。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一次行程被推迟，更像是刚刚燃起的盼头被按了下去。
几个月后，毛泽东在给毛宇居的信中提到毛泽嵘，还让人把寄来的二百元转交给他。钱数不算巨大，却说明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这位堂弟。毛泽嵘收到后很高兴，又托人写信，并寄去家乡土产，再次提出进京请求。
1953年5月，毛泽东回信，仍建议他不要来，并提醒他保养眼睛。这是第二次明确劝阻。直到同年10月初，毛泽东才同意毛泽嵘前往北京。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嵘曾多次进京，兄弟之间也有过见面机会。
有意思的是，1962年冬天再到北京时，毛泽嵘显得拘谨许多。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称呼“三哥”，而是规规矩矩地叫“主席”。这种变化，与一次家乡之行不无关系。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停留三天，并请乡亲吃饭。毛泽嵘没有被单独请去，这件事让他心里有些失落。1962年见面时，他甚至表示，以后不想再向毛泽东汇报地方上的事情，也不愿给亲属添麻烦。
毛泽东听后劝他，全国当时都不宽裕，不能因为是亲属就要求特殊照顾。若有实际困难，可以写信说明；想进京，也要事先得到同意。话说得直接，却把亲情和公私界限分得很清楚。
1962年以后，毛泽嵘几乎年年提出进京请求，但并非每次都能获准。有关记载显示，他曾有四次被拒，1968年还到过北京，却没有见到毛泽东。一次次落空之后，他仍然没有把这段亲情放下。
1972年的那次会面，毛泽东已年近八旬，毛泽嵘也不再年轻。两位从韶山走出来的堂兄弟，谈起故乡、家人和往事，时间显然已经不多。毛泽东那句“你怎么才来看我啊”，既有思念，也带着老人对旧日亲人的惦记。
他们没有机会再见。毛泽嵘后来仍生活在湖南乡间，毛泽东则在北京继续处理国家事务。六次未能成行，并没有把一个乡亲对堂兄的念想彻底磨掉；而毛泽东反复劝阻，也并非忘情，只是不愿让亲属关系变成特殊待遇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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