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权力与监督

分权学说的鼓吹者洛克在《政府论》中写道：“谁认为绝对权力能够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孟德斯鸠说得更为干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也就是权力滥用过程中缺少监督。

远古时期，部落首领掌握一定的权力,可以拿部落的人当实验品，可以拿尖利的树枝穿破一个人的肚皮，看这个人能不能死掉；可以拿尖锐的石头，剖开一个人的头颅，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这种绝对权力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当时人们还处在蒙昧时期，并不可能怀疑权力的作用，只能把部落首领当成领头羊，领到哪里就是哪里。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拥有绝对的权力，奴隶主会组成政府，政府自上而下贯彻和执行权力。只是这样的权力并非完全贯彻执行，在贯彻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损耗，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会有损耗，甚至越执行越乱套。到了封建时代，仍然有一套固有的权力系统在起作用，而保证权力贯彻和执行的就是国家暴力机关。不管是军队，还是官府，都属于封建时代国家的暴力机关，可以保证权力的施行。皇帝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律，皇帝要求人们干什么，人们就得干什么，没有人敢反抗，除非遇到饥荒和战乱。人们吃不上喝不上了，就有可能外出逃荒要饭，再活不下去，就有可能易子而食，除非有人挑头造反，人们才会跟着他造反。皇帝代表老天，要行天道，不仅有一定的神权象征，而且是权力的施行者。似乎权力是老百姓赋予皇帝的，可是皇帝不这样认为，认为权力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或者是自己打天下打来的。

皇帝要把权力分给下级官员，各级官员都按照权力系统的分布来执行命令，当然执行的时候有可能出现问题。皇帝要征税，各级官员就会层层加税。尤其是基层官员，很可能把收税官的职务卖出去，卖给能收上税来的地痞流氓，因为只有他们才可以动用暴力收税。官府的官员忌惮法律，不能用暴力催征。如此一来，权力就会被滥用，官场腐败成风，官员之间的关系全靠银子运作。清代官场有了炭敬和冰敬，有了火耗，其实都是腐败的代名词。绝对的权力一定会导致绝对腐败，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掌握权力的皇帝和官员可以任意作为，当然就要任着性子来，却不会忌惮法律。法律在他们面前简直就是一张废纸，并不会约束他们的言行。或者说他们只是把法律放在口头上，真正做的事是违背法律的。不管是贪污受贿，还是沆瀣一气共同蒙蔽皇帝，官员们都会做，而且心知肚明。官员手握权力，认为权力是皇帝赋予的，或者说是整个官僚体制赋予的，不容置疑。如此一来，官员就容易滥用权力，而且认为权力即是真理，甚至掌握权力的官员本身可以制裁很多老百姓。似乎法律可以限制权力，但执法的人仍然是官员，也就是说在封建时代，官员不仅具有执法权，而且具有解释法律的权力，甚至根本不用解释。

官员可以出售手中的权力，那就是卖官鬻爵，甚至明代皇帝公开要求卖官鬻爵，通过卖官的收入来增加国库的收入。皇帝昏庸无能，大臣没有什么办法，老百姓更是没有什么办法。老百姓想要跟着一个贤明的君主，只能信奉命运，而不能信奉君主的意志。因为君主也是人，有可能变得比较贤明，也有可能变得昏庸。历史上大多数君主都是昏庸的，并不是贤明的。皇帝并没有按照法律许可的范围来做事，而是超出法律的限制，甚至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如此一来，法律就不具备强制约束性，如果说有强制约束性，也只是约束老百姓，甚至对官员都没有什么大的约束能力。官员不仅会搞各种各样的权力寻租，会搞贪污腐败行为，而且会报喜不报忧，抱团取暖，共同蒙蔽皇帝。法律被旁置，执法的是官员。如此一来，监督官员的人本身和官员沆瀣一气，形成了共同的利益联盟，那么法律就不会施行于他们，甚至宋代有了“刑不上大夫”的说法。严复在《法意》中写道：“若夫督责书所谓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说出了法律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当君权大于法权的时候，那么专制传统就不会变。古代皇帝遵从“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原则，其实只是要维护君权的正当性，却蔑视了法权。

绝对权力出现以后，监督权就会被旁置，即便皇帝派出钦差大臣，就像现在国家派出工作组，也仍然不起任何作用。因为钦差大臣很容易被地方官买通，和地方官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当然会收受贿赂，和地方官一起报喜不报忧。他们都有一样的目的，那就是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维护现有的等级秩序，维护所谓和平安定的环境。表面和平安定，内在却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柏杨先生认为，官场就是黑酱缸，进入官场的人会把自己染黑，而且黑得不见其他颜色，才能做好官，不然就会受到排挤和打击。古代没有实现分权而治，实现的都是大一统。权力似乎从来不受限制，或者说掌权的君主和官员会滥用权力，不受监督。或者说自上而下的监督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而自下而上的监督从来没有。老百姓被剥夺了话语权，也被剥夺了监督权，那么老百姓只能相信命运，只能希望有一个好君主。可是好君主偏偏比较少，那么老百姓始终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并不可能翻身得解放。孙中山先生强调民权，其实就是要实现广泛的民主，让人民获得话语权，获得监督权。这样权力才不能任性。或者说权力才会暴露在阳光之下，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只是空喊口号，每一个官员都会，甚至每一个官员都是表演艺术家，讲话的时候要反腐倡廉，背地里却收受贿赂。如果腐败还存在，就证明绝对权力仍然存在。不仅有“捂盖子”行为，而且有“打棒子”和“抓辫子”的行为，不能存在相反的意见，或者不能存在和官员意见相反的意见。

名义上为了维护稳定的环境，每年投入的资金和人力、物力非常多，却不会公开，那么社会表面仍然稳定。实际上特权仍然存在，以至于形成了特权阶级，而监督权仍然被旁置。需要消除特权阶级，需要让人民群众获得话语权和监督权。这样才可以监督执法者，才可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制度的维护要靠人民群众，并不只是靠官员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