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夕阳下，他们如此努力地拥抱世界

起点，北京。

当那扇门打开时，眼前的所见，透过双眸，直入李之藻的心房——不过，他不久便会从这间房屋的主人那里理解到，掌管理性思维的器官并非心脏，而是头脑——那是墙壁上悬挂的一幅巨大的地图，只是与他寻常所见的地图并不相同，它是球形的，上面用纵横的线条划分了经纬度数。他看到了先前从未见过的国度，看到了从未知晓的陆地，看到了广袤无垠的海洋包围着陆地。他看到了地图的正中间，正是自己身处的大明，上面的一个小小的方框，标注了自己所在的地方：京师。

明万历时期《坤舆万国全图》。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幅巨大的地图，听着这间房屋的主人，来自西洋欧罗巴国的学者利玛窦为他解释眼前的这幅地图，他指点着地图上的地点，告诉他“此吾西来路程也”，他又细细为他讲解为何地图会画成圆形：

“地以小圆处天大圆中，度数相应，俱作三百六十度。凡地南北距二百五十里。”

西历1601年，对李之藻来说，这是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岁在辛丑。这是李之藻三十六岁人生中，第一次受到如此震撼。在过去，在他所在的这个国家，他以博学多识著称。十五岁时，就曾绘制了一幅大明两京十五省的地图，颇为精确。三年前，他进京参加会试，在科场上拔得头筹，这让他颇为得意，为此还专门刻了一方“戊戌会魁”的印章。但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界是何等狭小：

“及见吾人之《山海舆地全图》，始恍然知中国与世界相比，殊为渺小。”

但李之藻并不是一位被动的接受者，他利用公余时间跟从利玛窦学习，每天达四五个小时，他用以回报利玛窦倾心教授的，是用中学的知识与西学融合，弥补双方之间的差异和缺陷。他广为查阅中国的历代典籍、方志和舆图，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罗洪先的《广舆图》、大明官修的《大明一统志》、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等等，将中学知识融汇到这幅来自西方的世界地图中。最终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已经是一幅贯通中西地理学知识的世界地图。这幅最新世界地图甫一问世，便颇受欢迎，首次刷印即达几千幅。晚明时期出版的众多涉及地理学书籍都会引用这幅地图。久居深宫的万历皇帝，在听闻了这样一幅世界地图后，也令人摹绘进宫，制成屏风，朝夕备览，这位因为腿足疾病不良于行的皇帝，就在自己的宫殿中周览他所统治的大明帝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他还下令复制了十二幅，悬挂在不同宫中，分送给皇太子与国戚近臣。

明万历年间坊间畅销的百科全书《三才图会》中首卷第一幅图，便刊印了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

在《坤舆万国全图》的题跋中，李之藻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今观此图，意与暗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文明相遇时最动人的场景之一，就是发现在殊方异域，相异的皮相下，有着共同的心理，这是跨越时空的默契，也是文明创造的巧合。就像星空下在荒漠中向东和向西跋涉的两位旅人，远处的黑影逐渐靠近，心中的警惕、不安终于被月光下逐渐勾勒清晰的人影所平复，代之以遇见同类的惊喜。

文明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为彼此联系提供条件，它会引导不同文明的人去找寻彼此，相遇、相逢、碰撞、接触，尽管并非总是那么友好，但总会联结在一起，就像约翰·邓恩的那句名言：

“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陆地上的一块泥土，海浪拍击着海岸，带走泥土，在海风的吹拂下，随着洋流周回轮转，从此岸抵达彼岸，人类并非孤立的岛屿，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唇齿相依。史前时代的先民便能以一代又一代人的时间，跨越草原，翻越山川，漂洋过海，将文明的火种带往世界各地，最粗糙的独木舟中却以最坚韧的方式连接起了最早的世界网络。古代的航海家们也将自己的经验传递给一代又一代。“和当地人交谈”，老到的水手如是说：“吃他们的食物，给他们讲述我们的故事”。

海洋是文明的隔绝，广袤的海水曾经让不同的文明间对话变得如此困难。但海洋同样带来机遇，唯有经过惊涛骇浪的试炼，最终的相遇才变得更加可贵。海上蕴含着多少值得探索的航线，文明便会讲述着多少相遇的故事。本篇文章的五本书，正是讲述了海上东西方文明交流相遇的故事。恰值2026北京文化论坛于今日（9月22日）开幕，年度主题即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在互鉴中，这无数的相遇实现了其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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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18日专题《海风几万里》B04-B05版。

B01「主题」海风几万里

B02-B03「主题」瓷与铁 沉甸甸的海上文明之路

B04-B05「主题」书 阅读东西之间

B06-B07「主题」侨批 大洋彼岸的世纪回声

B08「访谈」专访廉思 当下年轻人最想要的“确定性”是什么？

撰文｜李夏恩

联结

文明间的交流往往隐藏在习焉不察之处，《全球史的九炷香》正揭示那些在我们意想不到之处，文明是如何做下标记，撒下种子，让看似隔绝的不同文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就像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哪吒三太子，谁能想到这位中国神话中最具叛逆性格的童子神灵，其出身不仅来自印度的毘沙门天王的三太子，莲花化身的形象，更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神话中作为诞生与复活的莲花。古埃及的莲花封泥，则横跨欧亚大陆，将莲花的意象播撒到中国，在中国文化的浇灌下，生长出《爱莲说》这样传颂千年的优美篇章。印度洋出产的海贝，竟能出现在殷墟考古发掘的商代墓葬中，这些原产于马尔代夫的海贝，通过草原之路进入中国北方，成了殷商贵族财富的象征物。及至在元明之际，东南亚的海贝又通过琉球转运到云南，在江南的官库中堆积如山，让元明君臣不得不严肃思考是否应该禁绝江南商人将这些海贝贩运到云南牟利，这些远涉重洋而来的海贝，甚至可能扰乱当地的市场交易。从商周到元明的海贝之路，标记着文明的征途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又在情理之中。

《全球史的九炷香》

作者：杨斌

版本：火与风｜中信出版社

2025年2月

海船，作为海洋文明交流的载体，围绕着它在海上文明交流中也产生了众多的传说，从“无钉之船”到所谓海中可以吸走铁钉的“磁石山”“吸铁岛”，船只上装载的殊方异物，也标记着人们对异域的认知。明代宫廷对龙涎香的嗜欲，让进入东亚寻找立足点的葡萄牙人获得了入居澳门的许可，由此改变了中西方交流的进程。复活节岛上的老鼠与坦博拉火山的爆发，两者看似毫无关涉，却是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的两则寓言。老鼠的泛滥毁灭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南半球海岛上的一座火山爆发带来的全球环境变化，成了清朝衰落的诱因。看似时空上的巧合勾连若网，将不同文明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看似散落的文明碎片，也总会找到拼接它的那一块。

“世界并非自然形成。人们通过自己的所做、所说、所信仰——最重要的是通过彼此的交流将其创造出来”，《维米尔的帽子》的作者卜正民在序言的开篇如此写道。文明的跨区域联结和交流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的命运就像海洋中的岛屿，看似毫无关联，但实际上却唇齿相依。大洋的潮水周回轮转，将不同文明的种子带到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发芽，因不同的风土环境而生长成不同的模样。这是人类文明创生的发生，也是世界变化的方式。这其中充满了众多的时遇与契机。

本书的作者卜正民所遇到的恰是其中一个：维米尔，这位17世纪荷兰代尔夫特的画家，如今享誉世界，但在他生活的时代，他的名声却并非如此闻名遐迩，但他的画笔碰巧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个迈向全球化黎明的时代。而另一个契机是，卜正民20岁的那年夏天，骑车在欧陆旅行时，刚好在代尔夫特摔了车，刚好被一位和蔼的当地老太太看到，得到了善意的照拂，也让他在这座小镇得以驻足停留，细细观览，就像三百年前的那位当地画家一样，这个20岁的青年在代尔夫特捕捉到的细节，在数十年后，让这位已经蜚声于世的汉学家找到了一个管窥17世纪全球化黎明的起点。

《维米尔的帽子》

作者：（加）卜正民

译者：黄中宪

版本：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3年1月

就像卜正民所坦陈的那样，代尔夫特成为起点，“纯粹是因为我碰巧在那里摔车，因为碰巧维米尔曾住在那里，因为我碰巧欣赏他的画作”，而在几年后，他造访了上海，让他成为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从某种角度上说，上海与代尔夫特，就像互相吸引的磁场的两极，连接起中国与欧洲，东方与西方。从代尔夫特找到一扇门前往上海并不难，在那个人们正忙着建立联系的世界中，总会有一条线兜兜转转将两者绑在一起。如果说全球化的起点是欧洲的话，那么它的目的地就是中国。17世纪欧洲人寻找通往中国的最快路线的热情，大大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维米尔的画作，以及散落在代尔夫特的其他东西，恰好就证实了这一点，它们就像一个个起点，射出的线，企图连接到中国。

荷兰画家维米尔的《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卜正民的《维米尔的帽子》即从这幅画中的军官头戴的皮毛帽子与墙上的地图看到了17世纪全球化的曙光。

维米尔画中的皮毛帽子，可以连接到北美大陆的欧洲殖民者，他们在挑唆当地土著人的交火争战中牟取皮毛贸易的暴利。他们一路向西推进，除了寻找皮毛外，最终的目的地却是寻找一条通往中国的道路，甚至皮毛贸易本身的利润，也是为了支付寻找前往中国道路的开销。画中盛放水果的青花瓷盘，则是来自遥远中国的珍贵礼物，那代表着一种来自远方异域的趣味，是通过物品与另一种文明零距离触碰的方式。尽管这些花哨的瓷器在同一时期晚明文士的眼中俗不可耐，但却是欧洲富贵之家的珍罕之物。寻找中国的热情刺激了地理学的发达，让绘制地图成为欧洲的显学。于是在维米尔笔下画出了正在绘制地图的地理学家这样的题材。我们不妨将目光聚焦在书中的那个青花瓷盘上。

代尔夫特的蓝贝特·范梅尔滕博物馆收藏的17世纪青花瓷盘，为代尔夫特仿照中国风格制作的装饰盘子。

这件收藏在代尔夫特市立博物馆的瓷盘，乍看起来像极了中国明代的青花瓷，但实际上却是代尔夫特的匠人仿造的工艺品。那些匠人们显然搞不清中国神灵的名号与模样，于是让一位罗汉抽起了长长的旱烟袋，怡然自得地吞云吐雾——中国，遥远的文明，若近若远，若即若离的文明，就像盘中想象的中国神灵一样，隐现在想象与真实的烟云之中。

想象

中国风（Chinoiserie）并不是真实的中国风尚，它是西方文明透过自己的窥镜去打量中国时产生的印象。由于山海阻隔，相望万里，因此文明交流时的吉光片羽，只能用想象的丝线串联在一起。它是某种以己度人的产物，是他者在自我内心中的镜像。毕竟，在工业革命拉近世界的距离之前，中国对西方来说，是个遥远、神秘并且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国度。那里有自诩权力无远弗届的帝王，有讲述仁爱之道的哲人，有能将昆虫吐出的丝线编织成精美丝绸的能工巧匠，有只能用水晶来形容的瓷器，有润滑而透亮的漆器，有爱恨纠葛缠绵的传说故事。尽管远涉重洋后，这些传说故事大都会走样，但作为想象的质料，也足够丰富了。

最早的中国风图像，可以说完全是望文生义的想象造物。马可·波罗虽然本人确曾游历过中国，并且带回了关于这个遥远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但法国画师为他的游记绘制的插图中的中国人形象却与周遭的西方人几无二致，只是点缀了几许画师认为的东方风情。约翰·曼德维尔的所谓《游记》，则全然是凭空虚画，但却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成了西方人臆想中的中国幻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丝绸制品可以通过中东贸易枢纽贩卖到欧洲，经过了中东的文化过滤后，同样造就出一种中西方结合的艺术形式，宋元时期中国流行的缠枝花纹样，被改造成了某种近乎石榴的纹样，又被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纺织匠人仿效，最后居然影响了16世纪仿制中国瓷器的意大利陶瓷工匠的设计方案——尽管那时，来自中国原原本本的瓷器已经在欧洲市场行销已久了。

文明接触时，真实与想象之间，人们比起真实常常更愿意选择想象，因为想象意味着主动权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尽管17世纪末，从利玛窦，到卫匡国、汤若望，众多西方人来到并长期居住在中国，将他们真切的见闻写成书信、札记、文章和搜集的资料发回国内，为西方同胞带回了第一手信息，但也恰在此时，西方人想象的中国风也蓬勃发展起来。

荷兰人纽霍夫在《荷兰大使在中国的见闻》法文版（1665年）中著名的插图《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

法王路易十四委派建筑师路易·勒沃在凡尔赛宫苑中建造了特里阿农瓷宫，这是一座模仿荷兰人纽霍夫在《荷兰大使在中国的见闻》中著名的插图《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建筑，由于西方人将琉璃当做了瓷器，因此，大报恩寺琉璃塔也被当成了一座瓷塔，于是这座瓷宫的外表镶嵌了大量瓷砖，而这些瓷砖并非来自中国，而是产自代尔夫特、讷韦尔、鲁昂和利雪的带有彩色釉面的陶砖，而且出于想象，瓷宫使用了大量青色与白色搭配的陶瓷，与琉璃塔的五光十色完全不搭边，但在当时的欧洲，青花瓷俨然被当做是东方的审美，因此特里阿农瓷宫也被描述为典型的中式建筑。

哥布林与博韦的挂毯场奉命制造所谓的“中国皇帝”系列挂毯中的《天学传概》。

哥布林与博韦的挂毯场也奉命制造所谓的“中国皇帝”系列挂毯，其中的《天学传概》描绘的是真实发生在当时中国的事件，两名耶稣会士汤若望和南怀仁在清廷内传授西洋天文历法，但挂毯中的场景，除了天球仪和六分仪这两件原本就来自西洋的天文仪器确实出现在北京宫廷之外，其他的场景完全出自艺术家自己的想象，围绕在天文仪器旁的官员与其说是中国官员毋宁说是阿拉伯人与暹罗人的混合体，远处点缀着宝塔，但近处却生长着北京根本不可能生长的棕榈树。尖顶飘扬着长长旗帜的建筑物则让人追想起中世纪的罗曼传奇。

《中国风》

作者：（意）佛朗切斯科·莫瑞纳

译者：龚之允 钱丹

版本：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2年3月

从17世纪的挂毯，到18世纪的屏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让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真实的中国形象也越来越浮现在西方人的眼前，但中国风的想象却并未因真实而稍加褪色，真实的中国反倒给西方的中国风想象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中国的形象变得更加梦幻、神奇，仿佛是从真实世界中推门走出了一个触手可及的梦。就像1770年10月那场缔结哈布斯堡与摩德纳公国联姻的婚礼现场所展现的情景：

“参与庆典的游行队伍花枝招展，每个人都穿着中国式样的服装，充满了梦幻的异国情调。贵族们更是穿得极为华美，别具一格。游行队伍的移动背景是用黄金和白珐琅装饰的舞台场景绘画。花车顶有中国人像手持珍禽，而在下方则摆放着插有宽叶的花瓶，花瓶的两边是手持华盖与羽扇、载笑载言的中国人像。花瓶的下方则是站在宝座上、点头微笑的中国神像，其身后有巨大的绿金相间的华盖。神像由四个人像簇拥，手持各类花伞和羽毛。前面还有一个造型惊奇的中国人像。拉着花车的8匹骏马的头上装有羽毛制作的小伞。”

中国风的想象里的中国，是西方文明睁着眼睛的白日梦，但它也是东西文明相遇时过渡地带的人造幻乡。就像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中所咏唱的那样：

“倘若我心底也能

唱出有节奏的乐曲

那感觉似飘飘欲仙。

只需那响亮而悠扬的乐曲，

就能在空中造建宫殿。”

出海

联结东西文明的主体，永远只能是人，讲述东西方交流的故事，也只能是人的故事。世界不同地域的文明能够联结在一起，联结的动力当然有探索的好奇，但更多的，是一种人的简单需求：利益。从逐利性来说，人类就像趋光的昆虫一样，在文明间漫长的灰色海洋追寻利益的微光——冒一定风险，将一个地方廉价的货物带到另一个地方高价出售，所谓的贸易，本质就是如此。文明的脚步常常跟随着商人的身后。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奉命打通大汉通往西域交通的张骞，在大夏居然见到了蜀地所产的蜀布与筇竹杖，可见早在背负政治使命的使节到来前，追逐利益的民间商人们就已经探寻到了通往西域的孔道。不同文明的物质、技术与文化的交流，在很多程度上依赖的是这些为了获利奔波于道的商人们。海上的东西文明，同样由航行于大洋上的商人有意无意间在海浪中编织出了交流联系的巨网。

“珠玑象犀，兼金大贝，产于海外番夷之国，去中国数万里，舟行千而后始至，风涛之与凌，蛟龙之与争，嗜利者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不止也。幸而再遂，则大富。又幸而又再遂，则不胜其富矣。”

我们常常会听说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探险家的故事，但中国海上商人的名字，却鲜少为人所知。《梯航四海》与《血拼的海路》这两本书连在一起，刚好讲述了自宋元到明清之际的那些踏浪求利的海上人的故事。

《梯航四海》

作者：陈高华 吴泰

修订：张国旺

版本：长城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6年7月

他们大都寂寂无闻。比如一位元代的老艄公，他的航海经验是一位海道漕运官员徐泰亨需要了解潮汛风信的缘故，才从他口中访查得知的：

“前月起水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五是下岸，潮汛不曾差今古。次月初十是起水，十三大汛必然理。二十还逢下岸潮，只隔七日循环尔。”

这些顺口溜一样的海上经验之谈，直到今天依然能从一些老船夫口中听到它的回响。掌握了潮汛与风信的变化，才使得海上持续的航行成为可能。海外航行的频繁，也让了解外部世界成为一项必须。因此，诸如赵汝适的《诸蕃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张燮的《东西洋考》等等记述海外诸国风土人情的书籍有了诞生的机会——文明间的认知与理解也由此展开。

明万历张燮《东西洋考》中的《东西南海夷诸国总图》。

梯航四海，让贸易遍及天下，自然是商人们的期望，但海洋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总是充满了惊涛骇浪。对明清之际的海商来说，他们不仅要面对大海的变幻无常，也要提防身后的明枪暗箭。与17世纪倡导重商主义的西方世界不同，明清朝廷更加看重秩序性，必要时会通过自我封闭的方式来隔绝外界的不确定因素。而对那些需要贸易牟利的商人来说，这显然是个巨大的威胁。于是，明清之际的海商常常扮演着海商与海贼的双重身份，晚明时代的海商贸易通达五洲，东起日本，朝鲜，中经菲律宾群岛和南洋群岛，西达阿拉伯半岛，乃至非洲东海岸。张燮《东西洋考》中记载仅漳州月港进行贸易的东西洋国家和地区就多达四十余个。通过在菲律宾群岛的转口贸易，中国的商品行销到欧洲、美洲和拉丁美洲。中国商品的畅销程度，在墨西哥境内甚至导致“除中国的丝织品外，不复消费其他丝织品，结果，西班牙的所有丝织工场全部倒闭”，中国海商则成了全球贸易的最大获利者之一，就像《澄海县志》所写的那样：“盖富豪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

《血拼的海路》

作者：林仁川

版本：长城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4年6月

但这条财富的海上之路，同样也是在内外强权的交织下，通过血拼才打开的一条生路，他们对外要面对急速扩张的西方海上帝国势力的侵扰，对内要面临朝廷海禁封锁的压力。在双重压力下，明清之际的海商依然打开了一条血拼的海路。但遗憾的是，这些人的故事很少为人所知，只在历史的角落里可以寻到几许模糊的泪痕与血痕。

孙娘这个名字，大约从未有人听说过，她是生活在晚明万历年间福建泉州安平镇的一名普通女性，她的名姓只在当地一位同样在后世少有人知的文士李光缙撰写的《景璧集》提到过。泉州作为晚明时代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埠，安平的男人们大都出海经商，“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赀用”。孙娘的丈夫陈章宪的父亲陈典箴就是这样一位海头，陈章宪在婚后未久，就随父前往南洋经商贸易。像那个年代绝大多数远洋经商的商人妻子一样，新婚的孙娘就只得守在家中，侍奉婆婆，与小姑陈英娘“纺紝攻刺绣以为常”，盼望着丈夫能早日与公公从海上回来，一家团聚。

但那一年的秋天，返航的船只上却没有丈夫的身影，带回安平的，只有一封封凶信：安平前往南洋经商的上千人几乎无一生还。

这一年是万历三十一年，西历1603年。就在这年九月初三日，西历10月7日，发生了明朝人称之为“吕宋夷变”的菲律宾大屠杀。菲律宾是西班牙在东南亚建立的殖民地，也是17世纪全球贸易重要的海上枢纽，16世纪末，前往菲律宾的中国海商就已经达到六千余人，到1603年，更是增加到一万余人。当时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只有一千二百余人，却掌控了这片殖民地的全部行政军事大权，岛上的经济、物资几乎全部仰赖中国海商的贸易物资，中国人的到来，为这里带来的繁荣，但也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嫉妒与觊觎。1603年，西班牙人造谣菲律宾的中国人企图发动叛乱，挑起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屠杀暴行。张燮的《东西洋考》和着愤怒与血泪记下了这场屠杀：

“（九月）初三日，华人在大仑山饥甚，不得食，冒死攻城，夷人伏发，燃铜铳击杀华人万余，华人大溃或逃散，饿死山谷间，横尸相枕，计损二万五千人，存者三百口而已。”

孙娘的丈夫陈章宪与父亲陈典箴都死在这场屠杀中。那年深秋的安平“巷哭相闻”。孙娘这一年也只有二十三岁，但在这个仅剩三名女子的家中，作为家中长媳，要强撑悲恸，与婆婆和小姑一样，为丈夫、为公公、为兄长操办丧礼。出海远行的男人们已经成了异域的亡魂，于是那下葬的就只有装有故人衣冠的空荡荡的棺木，但那衣冠上的故人气息，或许也在日复一日的期待中被海风吹尽了。

没人知道那天晚上，她是如何下定了决心。她只是简单地和小姑英娘说：“吾今可以见若兄矣。”在那个晚上，孙娘与英娘彻夜未眠，为家中的亡人“剪纸为衣冠之属”，早晨祭奠时，她最后一次流了眼泪，然后“阖门沐浴更衣，自缢而死”。

来年的春天，前往南洋的商船，再度从泉州的海港出发了。大海是如此广袤无垠，以至于那些汗水、鲜血、眼泪和生命，都最终会消解在海中。没有人知道，随手掬起的一捧海水里究竟蕴藏着多少过往的故事，又暗藏了多少文明连结的线索。

或许我们还是回到开篇的那一幕，当李之藻抬头仰望那幅巨大的《山海舆地全图》时，那横跨海洋的纬线，那纵跨陆地的经线，纵横如网，将全球连接在一起。在那经纬线交织的全球之网中，他是否看到文明交汇的潮流，正跨越时空，向他的眼前涌来？尽管文明的相遇就像他那天看到的那幅地图一样，纯属偶然，但偶然无心插柳而产生的联结，却将这世界必然地连为一体。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李夏恩；编辑：宫照华 张进；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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