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12月20日，陕甘交界的定边、盐池一带，天寒地冻。彭德怀、任弼时站在前敌总指挥部的地图前，命令红军主力分路南下。刚刚结束长征不久的部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连夜收拾行装，悄悄踏上通往关中的道路。
这次行动的直接背景，是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南京方面随即调兵遣将，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率东路军逼近潼关，顾祝同指挥西路部队准备从宝鸡方向夹击西安。
西安的危险，不只是城内局势紧张，更在于中央军正从东西两面压来。一旦南京军队先占据关中要点，张、杨两部将陷入被动，西安事变也可能演变成新的大规模内战。对陕北红军来说，这同样关系到能否在西北站稳脚跟。
当时，红军原本准备打击胡宗南部，巩固与西线国民党军的关系。彭德怀、任弼时从前线来电，主张继续执行这一部署。他们的考虑很实际：先牵制胡宗南，再从战略上支援张、杨，避免红军主力贸然进入复杂的关中战场。
但中央军委很快改变了方向。张闻天在窑洞里谈到红军主力究竟该留在原地，还是直接南下时，朱德想起了1933年的福建事变。他说：“那一次，德怀同志提出出兵闽浙赣，终究没有实行。现在想起来，确实后悔。”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事变，主张反蒋抗日。当时彭德怀曾建议，红军留下部分兵力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主力向闽浙赣边行动，威胁南京、上海、杭州，牵制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这个建议没有成为现实，福建事变很快失败。朱德多年后提起此事，显然是把当年的失误，放进了西安事变的全局中衡量。
形势已经不同。红军若只是远距离声援，张学良、杨虎城未必能够顶住南京压力；只有把主力摆到关中附近，才可能形成真正的军事牵制。军委于是决定，红军不再绕道河南，而是直取西峰、庆阳一线，必要时继续推进咸阳、泾阳、三原。
命令传到部队后，红军被编成三个梯队，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分别行动，要求七天左右赶到指定地区。红三十二军、红二十八军担任掩护，钳制胡宗南部，防止敌军察觉主力已经转移。
12月24日，红军前卫抵达庆阳；两天后，主力基本集结完毕。黄土高原的冬夜寒风刺骨，许多战士衣着单薄，脚上还有长征留下的伤口。部队却没有停留太久，命令很简单：“继续南进。”
红军的行军十分克制。彭德怀、任弼时要求部队每天行军约七十里，不进县城，不打土豪，不破坏地方政权，粮食物资一律购买或赎买。这样做，既是为了保持行动秘密，也是为了避免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发生误会。
12月25日，蒋介石被张学良陪同离开西安，先到洛阳，随后返回南京。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分将领以为危机已经缓和，多次请求红军暂停南下。红军一度停留在庆阳、西峰、正宁、宁县等地，等待进一步消息。
事情很快证明，口头承诺并不可靠。蒋介石抵达南京后扣留张学良，又撤换杨虎城，命顾祝同主持西安方面的军事事务，同时调集大批中央军重新向陕西推进。西安事变并没有真正解决，反而出现了重新开战的危险。
1937年1月4日，红军再次南下，部队分左、中、右三路，推进到耀县、泾阳、三原等地。1月9日，红十五军团抵达咸阳，徐海东、程子华受到当地人员迎接。杨虎城亲自会见红军将领，并送来一辆汽车和一百箱子弹，表明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呼应。
红军主力靠近西安后，西安外围防线随之收紧。东面，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相互支撑；西面，则以部分红军和友军牵制敌军。蒋介石调集的中央军虽然人数、装备占优，却不敢轻易进攻，因为一旦战事陷入僵持，红军还可能从商洛、豫西方向出击，威胁其侧后。
彭德怀没有把这次行动看成单纯的“救援”。他反复侦察泾阳、三原通往商洛的道路，准备在敌军进攻时，从陕南打开突破口。红十五军团向商洛方向试探性推进后，卫立煌等部迅速收缩，原本准备进攻西安的部队开始转入防守。
中央方面也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和平上，电令前线秘密准备自卫作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代表同各方反复谈判，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的主和力量。红军的实际进逼，使南京方面不敢贸然开战，也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增加了分量。1937年2月，西安事变善后处理继续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打开了重要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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