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邀请陈赓到家中一叙，事后陈赓断言：此人迟早会叛变革命

1931年4月25日晚，南京一间特务机关的办公室里，六封来自武汉的绝密电报接连送达。机要秘书钱壮飞译出内容后，发现被捕的人不是普通地下党员，而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重要负责人顾顺章。

钱壮飞没有把惊慌写在脸上。他迅速记下电报内容，安排亲属连夜赶往上海报信，又处理账目、切断联络。办公室里，一张地图被刀子划开一道口子，这是他留给同志的暗号：联络必须立即中断。

这个夜晚之所以紧张，不只是因为顾顺章知道许多秘密，更在于他熟悉上海中央机关的工作方式，也掌握不少领导人的住址和关系。若消息晚到两天，后果很可能完全不同。

有意思的是，早在数年前，陈赓就从顾顺章的日常生活中，看出了这个人的变化。

1926年，陈赓、顾顺章等人曾被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两人接触过侦察、审讯、秘密通讯等内容，回国后又分别投入革命斗争。顾顺章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担任过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后来进入中央特科，长期主持行动和保卫方面的工作。

陈赓参加南昌起义后，在南下途中负伤，左腿中弹，胫骨、腓骨均有损伤。1927年秋，他辗转回到上海，在组织帮助下进入医院治疗。伤势严重到一度面临截肢，但医生牛惠霖设法为他重新接骨，保住了这条腿。

养伤期间，陈赓并没有脱离组织。1928年，周恩来筹建并调整中央特科工作，陈赓被安排负责情报方面的事务。那时的任务说得直白些，就是摸清敌情，建立关系，必要时把能够争取的人“拉出来”。

周恩来曾对陈赓说：“你胆大心细，又有秘密工作的训练，适合做这项工作。”陈赓却回答：“带兵打仗熟悉，情报工作未必干得好。”这种谨慎，并不是推辞，而是对隐蔽战线风险的清楚认识。

陈赓主持情报工作后，李克农、钱壮飞等人也先后在相关岗位发挥作用。特科人员少，线索杂，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牵连多人。因此，负责人不仅要会搜集情报，还要能判断下属、控制风险，更要在危急时刻作出取舍。

顾顺章的问题，恰恰出在“取舍”二字上。

他能力很强，行动经验丰富，熟悉上海各方面情况，这也是组织曾经重用他的原因。但随着地位提高，他的生活作风逐渐发生变化。据有关回忆，他在英租界置办住处，讲究陈设，甚至配有当时并不常见的摩托车。这个地方，普通同志很少能够进入，陈赓和李强曾去过。

一次，顾顺章邀请陈赓到家中。表面看，这是熟人之间的往来；可陈赓看到的，却不只是家具和车辆。他注意到顾顺章对物质生活的迷恋，以及那种越来越明显的自我中心。

离开后，陈赓曾对身边人表示，顾顺章这样发展下去，迟早会出问题，甚至可能叛变。这个判断并非凭一件家具得出，而是建立在长期共事、观察言行之后。一个秘密工作者若把享受、虚荣和个人地位看得过重，关键时刻就容易把组织纪律抛到一边。

周恩来也曾批评过顾顺章的生活作风，指出这种腐化倾向十分危险。但顾顺章没有真正改变。为减少隐患，中央后来安排他前往武汉，承担交通线等方面的任务，上海特科的日常工作则更多由陈赓主持。

偏偏到了武汉，顾顺章又做出了一件不合秘密工作要求的事。他在公共场所表演魔术，举止十分引人注意。对于一个需要隐藏身份的人来说，这种公开露面无异于主动留下痕迹。

当时武汉有曾被捕叛变的人认出顾顺章，随即向特务机关报告。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被捕后，他很快承认身份，并要求立即送往南京，声称要向蒋介石提供重要情报，还要求在抵达南京前不要提前发电报。

他的盘算很清楚：只要掌握主动，就能凭借手中的机密换取地位和安全。然而武汉方面急于邀功，未按他的要求办理，直接把消息发往南京。顾顺章得知后惊慌失色，因为他知道中统内部有共产党员钱壮飞。

钱壮飞译出电报后，立即将情况传回上海。4月26日凌晨，消息送到李克农手中，随后报告周恩来。上海方面没有等待敌人行动，而是马上转移中央机关，清理联络关系，改变秘密住址。

陈赓与顾顺章共事时间长，熟悉对方的工作习惯，也知道哪些人员和地点可能暴露。紧急情况下，他参与组织人员转移和线索切断。国民党特务后来依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大规模搜捕，但许多地点已经人去楼空。

顾顺章叛变后，曾指认和协助捕杀恽代英、蔡和森等共产党人，也参与特务训练，希望借此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在国民党内部，他始终是被利用和防范的对象。1935年，蒋介石以“通共”等名义下令将其处决，顾顺章死时32岁。

陈赓后来回忆特科往事，讲过一次乘火车执行任务时被旧日上司钱大钧认出的经历。钱大钧曾是黄埔教官，陈赓则是他的学生。面对盘问，陈赓只谈黄埔旧事，不谈真实任务，最终被放下车。

隐蔽战线没有传奇式的保险。一次判断、一封电报、一个不合时宜的举动，都可能改变许多人的命运。顾顺章的叛变，早有性格和作风上的征兆；而钱壮飞、李克农、陈赓等人的迅速处置，使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没有按照敌人预想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