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66年“运动”爆发后，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受到了错误批判。
陶勇
1967年1月21日12时40分，陶勇提着皮包到东海舰队司令部办公室值班室，对正在值班的卫士说：“我到后面去休息一会儿，有什么事情到那里去找我。”他说完后走出办公楼，向招待所走去。
招待所后楼的105房间是专为陶勇准备的，他午后经常到那里去休息。陶勇进房间躺了一会儿，觉得头皮发痒，就想找理发员周妙基给他理发，这是他的老习惯，一遇上头痒总要理理发、吹吹风，以此止痒。
大约2点多，陶勇走出房间，在楼旁的花园散步，他看见招待所所长在自己前面走过，就叫住了他，让他去找理发员。那天正是星期六，是舰队大院澡堂开放的时间，周妙基当时正在洗澡，他听说首长要理发，冲了两下就赶紧出来，和所长一起来到了招待所。两人走到后院花园时，却不见陶勇的踪影。
陶勇和萧劲光
所长走到一口浇花井时，朝里望了一下，然后叫了起来：“有人跳井啦！”
所长这么一喊，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跑了过来。这口浇花井直径很小，只能容一个人钻下去，水也不深，只见里面一个人低着头，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发现井里的人原来是陶勇，另外两个人马上来帮忙，他们一齐使劲，把陶勇拉了上来。
工作人员经过检查，发现从陶勇身上脱下的丝棉背心还没有完全湿透，这说明陶勇落井的时间并不长，他们马上把陶勇送到海军411医院进行抢救。但遗憾的是，抢救最终无效，陶勇去世时，年仅54岁。
更令人吃惊的是，陶勇尸骨未寒，东海舰队就有位政委出来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
陶勇
与此同时，由这位领导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被发到北京，送到海军政委李作鹏的手上。没过多久，李作鹏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此事后，让东海舰队政委和副司令员饶守坤向他汇报陶勇和舰队的情况。当那个政委汇报陶勇是畏罪自杀时，许世友马上问饶守坤：“老饶，你与陶勇共事多年，你说他有罪吗？”
饶守坤反问道：“他有什么罪？”
许世友当场拍了桌子，指着那个政委说：“屁话, 陶勇有什么罪？老子查清是谁杀了陶勇，我非一枪崩了他不可！”
许世友
陶勇去世后，一伙暴徒闯进他家里，其中一个人扯着嗓子对陶勇的妻子朱岚说：“陶勇自绝于党，今天下午已经自杀……”
朱岚听后悲痛欲绝，朝着那帮人厉声呼喊：“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仗，他绝不会自杀, 是你们害死了陶勇，你们要交出杀人的凶手！”
此后朱岚四处奔走，为陶勇申诉，她把陶勇死亡的许多疑点写成了厚厚的材料，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可是材料总是落到林彪一伙的手里，一次次的斗争，招来的是更加残酷的迫害。许多同志劝朱岚离开上海，都被她婉言谢绝，她只有一个信念：我是共产党员，一生清白。我不怕死，陶勇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工农干部，我一定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
1967年8月，朱岚突然被造反派带走，然后被秘密关押起来。此后造反派夜以继日地轮番对朱岚进行围斗、严刑拷打，逼迫她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并交代陶勇的“罪行”。朱岚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她在忍无可忍之下，决定以死抗争，最终跳楼身亡。
朱岚自杀前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亲爱的孩子们：
一定要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你们要相信妈妈绝不是反革命、特务，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你们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前进……
1968年，粟裕向周恩来汇报了陶勇的冤情，周恩来痛惜地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嘛！”
许世友出于对老战友的深情，把陶勇的几个子女都安排到南京军区所属部队当兵，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看待。许世友还对孩子们说：“什么 ‘叛徒’‘特务’，都是胡说八道！你们的爸爸我最了解，他是好样的！”
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以后，周恩来再次念及陶勇，他说：“张学思、陶勇同志都是既精通海军业务、又能亲自出海的领导干部，但却都被林彪反党集团迫害死了，很可惜呀！”
1977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为陶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令人遗憾的是，陶勇之死的谜底，一直未能查个水落石出，给人留下了种种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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