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末节追到1分的那一刻，伊朗队17号阿加扬普尔在三分线外接球，面前没有人扑上来。球划出一道弧线，稳稳入筐。几秒钟前，李弘权还刚刚用一记顶着防守人的强投命中，把中国队从落后13分的深渊里拽回到62比63，全场只差1分——那是整场比赛中国队离翻盘最近的一次。
可阿加扬普尔的出手太轻松了，轻松到不像是在铜牌战的最后几分钟。他的回应，是伊朗队随后一波16比8进攻高潮的开始。
终场比分锁定在70比79，中国男篮以第四名结束名古屋亚运之旅，创下队史亚运第二差战绩。这段追分失败的最后三分钟，把双方在关键球处理上的差距摊开得一清二楚。
先说中国队这边的问题。
第四节追分阶段，中国队的进攻几乎全部压在两个人身上：庞峥麟和李弘权。李弘权末节连拿8分把比分追到1分，庞峥麟则用连续的中远投和突破扛起反扑大旗。
但问题在于，这些得分几乎都来自个人的持球单打和顶人强投，球队几乎没有通过传导球创造出一次空位出手机会。
反观伊朗队在同一时段的得分方式：阿加扬普尔命中的关键三分，出自连续传球后的外线空位机会；吉尔古里安、贾法里也先后通过传导在外线命中。全场比赛，伊朗队三分球33投15中，命中率达到45%；中国队21投7中，只有33%。
双方两分球命中数完全相同，中国队的罚球多得23分、伊朗只有8分，但光三分球一项，伊朗就比中国队多拿了24分。
更直接的差距出现在防守端。当李弘权把比分追到62比63时，中国队的一次防守沟通出现明显漏洞，对位球员没能及时扑向外线的空位投射点，被伊朗连续命中三分重新拉开分差。崔永熙赛后说得很直接：
郭士强的总结则落在更宏观的层面：“打关键比赛，稳定发挥做得不好。”
如果这只是一场比赛中某几个回合的失手，或许还能归结为运气。但把时间线拉长，同样的剧本反复上演。
2024年2月，亚洲杯预选赛客场对阵日本，中国男篮73比76惜败，第四节最后一攻没能完成追平。2025年亚洲杯决赛，中国男篮89比90输给澳大利亚1分；同一年面对韩国，两场球的三分命中率分别只有23.1%和17.9%，两次在胶着的末节输球。
2026年世预赛窗口期，对阵韩国队两战全败。
这批比赛跨越了不同教练、不同阵容，但暴露出的问题惊人地一致：一旦比赛进入末节分差咬紧的阶段，中国队在高压下的处理球就会变形——要不失误，要不外线失准，要不防守漏人。郭士强半决赛后还点出过另一个数据：对日本那场，中国队被对手抢了18个前场篮板。
铜牌战对伊朗，前场篮板7比13落后。同样的坑，两场比赛掉进去两次。
崔永熙说“同一个核心问题”，说的正是这个。
伊朗队能连续命中空位三分，靠的不是某个球员突然爆种，而是整套进攻体系在常规时间里的积累。全场比赛伊朗队送出21次助攻，中国队只有13次；伊朗队全场失误11次，中国队16次。用传球制造空位，本就是他们进攻的基本盘，关键时刻只是把这个基本盘执行到最后。
而中国队的困境，业内评论早就指出了深层结构。
羊城晚报的赛评写道：CBA单节10分钟的慢节奏、低强度对抗，让球员在舒适区形成的肌肉记忆，在国际赛场遭遇全场紧逼时直接失效；现有进攻体系僵化，每个回合都要走完预设战术流程，球员缺乏高压下的即兴决策和空位出手的自主判断能力。
中国队缺乏能在僵局中自主打破局面的全能攻坚球员——内线移动迟缓换防不了外线，后卫拆解高压紧逼的能力不足，锋线持球和投射两大核心技能普遍缺失。
这几条原因叠加在一起，恰好解释了铜牌战末节那几分钟的场面：追分靠个人单打，因为团队体系跑不出空位；防守漏人，因为年轻球员在高压下的沟通和判断还跟不上；最后阶段想打战术，廖三宁、胡金秋、李弘权在伊朗的全场紧逼下都找不到合理的出球路线，只能消耗掉剩余的追分时间。
郭士强在赛后提到了客观困难：小组赛结束后队里有三名球员因伤无法出场，之后的比赛一度只有9个人能轮换，核心球员体能消耗很大。这些困难真实存在。但中国队末节反扑失败的原因，远不止体能。
伊朗队全场只比中国队多1个总篮板，却多出6个前场篮板、8次助攻、少了5次失误。这些差距，是从联赛到国家队整个体系长期累积的结果。
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公告说，球队将“全方位总结，剖析问题根源”。但愿这次总结，能落到那些被反复暴露的真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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