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冬，湖南韶山，毛岸青回到毛氏宗祠，也带回了父亲毛泽东给当地土改干部的一段口信。此时，韶山正在进行划分阶级成分、分配土地的工作，最难处理的，偏偏是毛泽东自家的情况。
难在哪里？
毛家早年的经济变化，并不是一句“贫农”或“富农”就能概括。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谈到父亲毛贻昌的经历：毛家起初贫困，后来靠节俭和经营，逐渐赎回、购置了一些田地，又做谷米生意，家境才慢慢宽裕起来。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父亲年轻时家贫，后来成为中农，最终达到富农水平。这个判断，指的是毛贻昌经营家庭经济时的状况，并不等于几十年后土改时毛家仍然保持着同样的经济基础。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毛贻昌去世后，毛泽民曾负责料理家中事务。毛泽东兄弟投身革命以后，家中田产和房屋由族人代为管理，收入除了供养家中老人、孩子，也曾用于支持革命活动。相关收支还通过账簿记录下来，留下了“清抵簿”等材料。
有意思的是，这些产业并没有一直带来稳定收益。战争、捐税、国民党地方势力的盘剥，以及家庭成员不断增加的生活负担，使田产收入逐渐入不敷出。到了后来，账目中甚至出现了亏欠和负债。
韶山解放后，土改工作进入划成分阶段。工作人员核查毛家情况时发现，毛家不仅有土地、房屋等历史遗产，还存在拖欠佃户、负债等问题。按当时掌握的账目，家产即使全部变卖，也不足以偿还债务。
于是，矛盾出现了。
若只看毛家过去拥有过的土地，似乎不能简单按贫雇农处理；若看土改前后的实际状况，家产已经难以维持正常生活，更谈不上靠收租过日子。何况，毛家主要成员大多早已离开乡村，投身革命，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经营地主或富农家庭。
韶山县委为此召开群众会议，听取各方面意见。会议开了几次，仍没有形成统一结论。有人认为毛家曾有较多田产，有人则认为这些财产早已用于革命和家庭支出，现存家底甚至资不抵债。
按照土改政策，划分成分要看土地占有、剥削关系和实际经济状况，还要履行调查、申报、评议等程序。毛家当时既缺乏能够直接作为划分依据的完整经济实体，也没有人主动提出一个明确成分，因此，县里暂时没有给毛家正式划定阶级成分。
这并不是回避。
恰恰相反，暂不划定，是在材料复杂、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按照程序作出的谨慎处理。县委干部真正担心的，是毛泽东的身份会不会给基层工作带来压力，也担心处理不当，引起群众误解。
1949年11月，毛泽东与来京探亲的向三立谈到家乡土改时，曾表示，父亲晚年经营家庭时，家境确实达到过富农程度。但他同时强调，判断成分不能只看过去，更要依据实际情况和政策规定。
据有关材料记载，毛泽东还说过：“我家该是什么成分，就是什么成分。”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替家人争取一个好听的称呼，而在于明确反对因个人身份改变政策尺度。
韶山干部后来写信，请示毛家分田和成分问题。信中没有直截了当地追问，却提到了人均耕地和分田安排。毛泽东看出了其中的难处，便让回韶山探亲的毛岸青转达意见。
三句话，态度十分清楚：“家人不参加分田，家产由政府处理；家庭阶级成分，实事求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人民政府执法不徇私情，按政策办事，人民会拥护政府。”
县委由此明白，毛家不能因为毛泽东是党的领导人，就享受特殊处理；也不能为了显示公正，刻意把毛家划成某种成分。调查所得是什么，政策要求是什么，就按事实办理。
此后，毛家遗留的土地、房屋等问题，按照土改政策处理。至于家中债务，毛泽东也曾交代族人，生活困难要依靠土地改革后的生产逐步解决，而不是向政府提出特殊要求。
这场发生在韶山的成分讨论，表面上只是一个家庭的划分问题，实际触及土改中最重要的原则：阶级成分不能凭传闻决定，不能按政治地位加码，也不能为了照顾名声而随意更改。计划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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