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62年春，台湾安平，郑成功刚刚接收荷兰守军投降，岛上并没有举行登基大典，也没有迎立明朝宗室。这个选择看似平静，实际上关系到郑氏政权今后的方向：是继续作为南明的一支，还是以自己的名义经营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并不等于准备在岛上另立一个朝廷。台湾距离大陆隔着海峡，粮饷、兵员和消息往来都不容易。郑氏若把一位藩王奉为皇帝，表面上能够获得正统名分，实际上却要承担更多责任，还可能让台湾出现两个权力中心。
郑成功早年确实与南明关系密切。隆武帝在福建即位后，曾召见郑森，并赐国姓，郑森因此改称郑成功。此后，他长期奉南明旗号作战。但要注意，拥护明室与接受某个朝廷的直接节制，并不是一回事。
郑成功在东南经营多年，军队、粮饷和地盘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需要南明的名义，也需要保持行动上的自主。对远在西南的永历朝廷，他可以表示拥戴，却不必事事听命；这既能借助明室号召力，也能避免台湾和厦门的军政事务被外部干预。
这层考虑，在他与李定国的关系上表现得很明显。李定国希望联合各路抗清力量，打通广东，再向东南推进。郑成功并非完全没有响应，只是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有效的合兵。这里面有亲属被清廷扣押、双方互不信任等因素，也有一个现实问题：一旦郑军归入西南军事体系，郑成功很可能失去独立指挥权。
南明内部长期存在争权，郑成功对此不会毫无警觉。一个有兵、有钱、有地盘的外姓将领，若拥立新帝，既可能成为朝廷的功臣，也可能迅速变成朝臣争夺的对象。明末于谦、卢象升的遭遇，都是武臣难以善终的前车之鉴。对郑成功而言，保住队伍，远比接受一套无法控制的宫廷秩序更实际。
其二，时间没有给他留下从容安排的机会。
1661年，郑成功率军进取台湾，经过数月作战，至1662年初迫使荷兰守军退出。就在同一时期，永历帝朱由榔仍在西南苦撑。清军和吴三桂加紧追击，南明最后的政治象征已经危在旦夕。
永历帝于1662年6月在昆明被吴三桂处死，太子朱慈煊同时遇害。郑成功则在此前后病重，于1662年6月23日去世，实际年仅三十七岁。一个在西南覆灭，一个在东南病逝，时间相隔很近。郑成功即使曾考虑过重新拥立宗室，也很难在战事、军政和继承纷争交织之时落实。
“再立一帝”，需要寻找人选、争取将领、安排礼制，还要防止各方借皇帝名义夺权。郑成功去世太突然，这条路自然中断。等到郑经掌权，郑氏政权的重心已经从“恢复明朝”转向“经营台湾”，政治目标也随之改变。
其三，能够真正服众的宗室，几乎已经没有了。
南明宗室并不少，但人数多不等于有号召力。许多藩王缺乏军队和威望，倘若只是把他们请到台湾，未必能够号令大陆抗清力量，反而可能增加供养负担。若此人性格强硬，又有自己的班底，便会与郑氏形成掣肘。
最接近合适人选的，是鲁王朱以海。他曾在浙江监国，有一定政治经历，也得到张煌言等人的支持。然而，鲁王与隆武政权之间早有矛盾，郑成功同鲁王的关系也不融洽。郑成功没有让鲁王进入台湾核心区域，鲁王长期居于金门，这种关系显然谈不上共同建立新朝。
鲁王后来于1662年病逝。清修《明史》曾记载他被郑成功沉海，但1959年金门发现鲁王墓后，相关说法受到事实否定，墓葬和遗存表明朱以海是病死。这个细节很重要：郑氏与鲁王确有矛盾，却不能因此把后来的传闻当成定论。
其四，称帝的名分既是护身符，也可能成为催命符。
永历帝存在时，清廷一直把他视为明朝正统的象征，清军追击的重点也由此而来。郑氏若在台湾另立皇帝，确实可以吸引一部分遗民，增强政治号召力；可在军事上，这等于主动把台湾推到清廷最敏感的位置。
当时台湾刚刚易手，城防、屯田、粮运都需要整顿，郑军还要防备清军封锁。此时高举新帝旗号，未必能得到大陆持续支援，却很可能使清廷集中兵力封锁海路、打击台湾。对一个刚建立的海上政权来说，名分带来的收益未必抵得上由此引发的压力。
所以，郑成功没有拥立明朝宗室，并非简单的“不忠”，也不是完全没有复明打算，而是多种现实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自身坚持军政独立，永历朝廷迅速覆亡，合适的宗室难以寻找，重新立帝又会招来更猛烈的打击。
台湾的郑氏政权因此保留了明朝旗号、制度和遗民色彩，却没有再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这个选择谈不上圆满，却符合当时的权力格局。对郑成功来说，守住兵权和台湾，是能够立即做到的事；至于重建明朝，则早已不是凭一纸诏书就能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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