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从无到有，8090后光棍越来越多，没人能躲开全国统一婚姻市场

房东家儿子娶同村姑娘，给了12万8的彩礼。 这事放在二十年前的C县苗族村寨，没人能想象。那时候结婚，男方拿个一两万块钱，让女方家请亲戚吃顿饭就算成了，没人听过“彩礼”这回事。

变化就发生在最近几年。曾经安安稳稳的村寨，彩礼从无到有，光棍从少到多，连操办了几十年的红白事，都开始悄悄简化。没人刻意推动，也没人特意改变。一切的背后，是看不见的全国性市场，正一点点销蚀地方社会的传统肌理。

三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彩礼、光棍、简化的红白事

第一个变化，是彩礼从无到有，行情逐年走高。

C县是苗族聚居区，以前男方结婚时，只给女方一两万块钱左右，让女方筹备请亲戚吃一顿饭就可以了，没有 “彩礼” 这个说法，只有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仪式。2010年之后，随着零零星星的外地媳妇嫁进来，出现了少量彩礼现象。近五年，本地人和本地人结婚也开始要彩礼，数额有8万、12万、18万不等，还没有形成很稳定的彩礼秩序，但基本上本地人结婚都已经绕不开。

第二个变化，是80后、90后光棍越来越多，赘婿从边缘走向常态。

调研团队在一个村民组做统计，光这一个组就有十几个光棍。支付不起彩礼的男性，为了结婚愿意选择上门当赘婿，同时兼顾两边的养老责任。这种过去地位很低、被大家看不起的身份，现在在村庄里已经成了常态化现象，村民对这类群体的认可度还比较高。

第三个变化，是红白事的简化与市场化。

这个地方原来非常重视红白喜事，仪式感很强。现在由于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很难赶回来，红白事的流程越来越简单，也越来越偏向市场化运作。类似的变化还有很多，渗透在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看不见的推手：三大市场如何重塑乡村

这些零散的变化，背后有共同的驱动力量。

第一个是全国农产品市场。

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建立之后，绝大部分农产品只能获得平均价格。什么品类赚钱，大家一拥而上种植，价格很快就会被打下来，比如大家熟悉的阳光玫瑰。普通农业很难获取超额利润，农民只能选择外出打工，进入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半耕半工”的家庭社会形态。

当然也有特例，比如烟草、槟榔、荔枝这些特色产业，利润丰厚、劳动密集，可以实现本地就业。但对于绝大部分中西部地区来讲，半耕半工是普遍的家庭形态，家庭由此深度卷入全国劳动力市场。

第二个是全国劳动力市场。

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家庭要获取竞争优势、提高收入，拼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劳动力素质，本质上就是教育水平。调研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点：211学历是一个很明显的节点，211以下，竞争的主要是工厂类岗位；211以上，才有可能进入科技类企业。这个分界点让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必须投入大量资源在教育上。

第二个要素是家庭劳动力配置的数量。一个家庭要获取更高收入，就要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为了应对教育和生活的压力，必须提高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效率，比如夫妻双方都外出务工，老人也尽可能参与劳动，实现平衡配置。

第三个要素是个人吃苦耐劳的程度。一个人愿意工作多长时间、愿意从事哪些工作，直接影响收入状况。越能吃苦、打工时间越长，家庭积累越好，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就越有优势。

第三个是全国婚姻市场。

随着劳动力流动，女性基本上都外出务工，通婚圈逐渐从本地扩展到全国。在全国性别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原来没有彩礼的地方也开始出现彩礼，家庭必须加入彩礼竞争。男方如果支付不起彩礼，女性就会流到其他地方去。哪怕是本地人和本地人结婚，也绕不开彩礼这道关。

三大市场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劳动力市场决定家庭收入，收入水平影响婚姻市场的竞争力，婚姻压力又反过来倒逼家庭释放更多劳动力赚钱。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互相强化，大幅提升了家庭再生产的压力，家庭必须在原有的组织模式上重新调整，目标只有一个：在竞争中实现效率最优。

为了效率，家庭正在重新组装自己

在市场压力下，家庭层面出现了三个趋势性的变化，本质上都是为了适应竞争做出的重组。

第一个是代际合力机制，从代际分离转向代际合力。

西南地区原来代际责任和代际支持很弱，很多人四十多岁就回村，说要照顾父母、以种地为生，其实就是觉得外面工作太累，回村过清闲日子。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见。拿不出彩礼，孩子就结不了婚，只能打光棍，无法实现家庭再生产，也完成不了代际责任。这就倒逼父辈不能早早回村，必须在外面长时间务工来积累家庭收入。

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养老模式。养老越来越依赖老人自养，自养时间越来越长，直到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为止。同时还出现了女儿养老、子女之间轮流养老的模式，很难再指定只由一个儿子养老，养老的方式变得更加灵活多样。

第二个是教育优先机制。

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强调村庄的生活理性，大家觉得在村里住得很舒服，不想进城，认为城里成本高，村里空气好、熟人多。但现在这个观念变了。孩子在乡镇接受教育，毕业之后去竞争，大多只能到工厂做底层岗位，很难实现阶层跃升。

所以为了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进城，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整体趋势是把孩子送到城里，特别是送到私立高中，甚至送到隔壁的W市，或者走艺考的道路。不把孩子送出去，就会在乡镇形成恶性的贫困循环：孩子考不上高中，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下一代还是同样的处境。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家庭开始崛起，把孩子送到县城，教育优先的导向非常明显。

第三个是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刚性化，目标是实现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以前大家熟悉的是母亲陪读现象，这次调研有了新发现：“父职陪读”也开始出现。丈夫留在县城里，照顾两个孩子和老人，妻子外出打工。

为什么是丈夫留在县城？因为丈夫在县城可以通过做力气活、打多份工、做技术活，实现每月5000到6000元的收入。而女性留在县城，要么很难就业，要么从事服务业，每月大概1800到2000元，只相当于小半个劳动力，对家庭收入影响很大。女性外出务工，也能达到5000到6000元的收入，加上她们更擅长节约、会理财，能够存下钱来。

这种家庭配置不是没有风险，比如可能导致婚姻不稳定，女性长期在外可能不再回来。但为了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家庭还是可能选择这种风险较高的方式。

被卷走的地方性，与效率优先的时代

把这些现象抽离出来，在整体层面看，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地方市场被深度卷入全国三大市场的竞争，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导致市场的趋同效应不断显现。

在三大市场的压力下，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活方式，那些舒适、慵懒、可以慢下来的地方社会，逐渐被瓦解。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家庭深度卷入其中，家庭和社会组织方式的首要逻辑变成了效率优先，其他一切都要为效率、为家庭再生产的竞争让位。

地方特色消失得越来越快，地方的保护性结构越来越弱，小家庭面临的冲击和挑战非常严峻。三大市场改造地方社会的过程，不是在一个地方发生，而是在很多地方不断发生、不断推进的过程。

有学者提到，全国统一市场与地方性的消失，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最大的问题是现代性很难深入社会。印度有数量众多的邦、繁多的语言和法律、复杂的种姓结构，传统的地方性太强，全国统一市场很难形成，连商品市场都很难打通。

中国则不同，现代制度深入到社会的每个环节，改造程度很深，形成了14亿人口的单一、高度统一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体制在全世界范围都体现出很强的效率和能力。

但效率之外，也有值得思考的另一面。统一市场的浪潮之下，地方性的传统、地方社会的肌理，都在被慢慢磨平。 我们享受着统一市场带来的效率和便利，也正在经历它带来的震荡和重塑。没有人能彻底躲开这场浪潮，每个家庭的选择，每个地方的变迁，最终都是这个时代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