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4月2日，北京，潘汉年拿着一份写好的材料，走进了陈毅的住处。此时的潘汉年49岁，已经是上海市的负责人；陈毅54岁，正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材料只有一件核心事情：12年前，他曾在南京见过汪精卫。
潘汉年对陈毅说：“请你把这件事告诉毛主席。”这句话分量很重。因为那次会面发生在抗日战争最紧张的阶段，而他回到根据地后，没有及时向组织说明。
事情要从上海说起。
抗战时期，上海表面上被日军占领，暗地里却是情报、交通和地下斗争交织的战场。潘汉年长期负责华中地区的情报工作，既要防备日伪特务搜捕，也要从敌人内部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很多时候，情报人员接触的并不是可以信任的人，而是必须利用其矛盾的人。
李士群就是这样一个对象。他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叛变，投靠国民党，抗战爆发后又成为日伪特务系统的重要人物。“76号”制造过大量惨案，李士群本人更是双手沾满抗日军民的鲜血。潘汉年当然清楚这一点，但也看出李士群反复摇摆、极重个人利害的特点。
地下工作不能只凭好恶办事。为了掌握敌情，潘汉年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人同李士群建立联系。这种联系不是政治上的认同，而是特殊环境下的情报周旋。李士群想给自己留下退路，潘汉年则要从这些接触中判断日军部署和汪伪内部动向。
1943年春，淮南根据地得到消息，日军可能对新四军发动大规模“扫荡”。潘汉年奉命前往上海，重新安排情报网络，并设法摸清敌人的具体计划。到了上海，他通过刘人寿联系胡均鹤，随后前往苏州寻找李士群。
出人意料的是，李士群并不在苏州，而是去了南京。胡均鹤转告说，若要见面，只能到南京去。潘汉年知道这可能是圈套，可如果此时退缩，既难以取得情报，也可能暴露地下关系。权衡之下，他还是去了南京。
见面后，李士群提出了一个潘汉年没有预料到的安排：“汪先生想见你。”潘汉年很快明白，自己被带到南京，目的并不只是谈情报。李士群或许想借此向汪精卫显示自己的能耐，也可能把潘汉年当作同周佛海争宠的筹码。
拒绝，可能激怒李士群；答应，则必须面对民族叛徒汪精卫。潘汉年最后选择进入汪公馆。这个决定危险，却不等于改变立场。地下斗争中的“见面”，不能简单等同于“合作”，关键要看谈了什么、做了什么，以及是否损害组织利益。
汪精卫当时试图把自己包装成所谓“民主政治”的倡导者，声称要组织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还希望共产党加入。潘汉年没有顺着话说，只是明确表示，共产党不会参加汪伪方面的政治安排。他还指出，延安不可能放弃重庆方面的政治关系，转到南京参加会议。
汪精卫继续拉拢，潘汉年则留下了一句带有策略意味的话：“将来如果你和日本人合作不下去，新四军可以给你留一条出路。”这不是替汪精卫开脱，而是试图制造分化日伪的可能。谈话结束后，潘汉年仍回到上海，继续同李士群及其日方关系人接触，搜集军事情报，并部署地下交通。
问题出在后面。
回到根据地后，潘汉年没有把会见汪精卫的经过如实报告。这一隐瞒持续了12年。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曾借此散布潘汉年与汪精卫勾结的说法，中央当时并未轻信。可政治环境变化后，旧事便不再只是一次临时处置，而成为必须说明的重大问题。
1955年，高岗、饶漱石问题引发党内整顿，会议要求有关人员主动交代历史关系。潘汉年受到触动，意识到当年的会见虽然出于情报任务，但没有报告本身就是严重错误，时间拖得越久，越难解释清楚。
陈毅拿到材料后，立即向毛主席报告。毛泽东审阅后认为，潘汉年当年私自会见汪精卫并长期隐瞒，性质严重；此外，上海公安系统后来对胡均鹤等人的使用和处理，也存在需要追究的责任。4月3日，中央决定对潘汉年实施逮捕。4月4日，党的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
潘汉年此后长期受到审查和关押。1976年，他曾提出申诉，但次年4月病逝，未能亲眼看到结论改变。1978年，陈云提出复查潘汉年问题。经过重新调查，中央于1982年撤销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恢复名誉，并确认其在隐蔽战线上的历史功绩。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